文／萧西
一则：迷途知返与尊贵的农民兄弟
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历来具有发源于儒家“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由此导引出一种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以人为焦点，执着于民族、社会等群体的特定时空，具有强烈的文化归属倾向。
西方知识分子也有“忧患意识”，但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中“人的罪性”基础上，因而提升为具有生命本质意义的永恒人类问题。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碰触到民族苦难的人之罪性肇因，不能达至绝对真理与公义的圣地。漫漫岁月“上下而求索”的结果，终究是无功而返，走不出主义、制度等人类理性的樊篱与迷途。
来到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圣经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通往正义的永恒之路。于是一个个原本只相信自己、绝不相信任何神的人，却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一向自我中心、崇尚个人奋斗和人本哲学的人，却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神的大能，抚掌之间，拨转了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航程！
而中国农民被神拯救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千百年来匍匐在黄土地上的农民，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同顶一片蓝天，他们却像野草和泥土般受尽歧视、凌辱和践踏。在神的国度里，他们找回了自己的尊贵和尊严，因为他们也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神按自己的样式所造，他们具有神赋予的一切权利。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马书》8：14-15、17）
所以，当神在中国做大事，复兴中国教会时，我们看见尊贵的农民兄弟，欢呼雀跃、泪流满面。他们在天父的怀抱，有享不尽的恩典；当他们仰望神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爱的沐浴和光照。
二则：从“高级生命状态”到灵魂拯救
“拯救灵魂”一说并不陌生。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中国知识分子重又开始对自身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行文化溯源（寻根），发出“寻找精神家园”的呼求。可惜这种追求所衍生出的对生命存在的终极拷问，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成为哲学、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探求，最终导向的是人本主义的生命哲学。
经过几年的论争，其结果，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大透视、大审判；其次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次大涌流。当时，“超越”，在一批青年艺术家中，是很时髦的词，即是要“超越”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达至“高级的生命状态”。
这种“高级的生命状态”，就是“超越”人类现实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进入“天地境界”，即所谓“人类追求和宇宙精神汇合再现”，与宇宙同一，融入无限和永恒。而要进入这一“天地境界”是很难的，要经历沉重的精神苦难，这就是个体与文化间的冲突与矛盾。
其实，这种精神追求，与基督教信仰在形式上有某一种类似，但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只能如划过夜空的流星，一闪而过。在无神论历史条件下，这种对灵魂的拷问、对精神家园的追求，由于没有神国的昭示，没有基督精神的启迪，便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只能沉沦于人自身局限性的泥淖，不能自拔，永远陷于无尽的煎熬与挣扎中。
现在看来，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种文化思潮，着眼于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仍是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提升，没有神的超然力量的救赎，必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释放。因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藉助神的大能，才能抵达真正的精神乐土和生命乐园。
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精神苦难就有多深。
但神没有撇下中国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神在中国做工，抚慰着中国人痛苦的灵魂。圣灵在中国大地运行，甫一彰显，应者云集。这一神迹，正是上帝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饥渴，和“为灵魂找个家”的热烈期盼，要带领中国人“出埃及”、“过红海”，迈向流淌着蜜和奶的迦南美地。
三则：“天人合一”不是敬畏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实际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即一种物我冥契、浑然一体的境界。这里的“天”，意味着情感化了的自然万物，强调思与境的妙合融汇、心与物的互摄和谐，以及主体与客体在精神上的统一。
实际上，这仍是属于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或宇宙观，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带着强烈的对外部世界的拟人化倾向，自然万物成为人心灵与情感的外化。这是一种逍遥而不是拯救。这里的“天”，实际上是神创造的宇宙万物，而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更不反映中国人对神的敬畏和亲近。
“天人合一”，仍在以人为本的哲学范畴。
唯有当国人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建立起对耶稣基督的忠实信仰，认他为生命的救主，以体认罪性和期盼救赎的心来仰望他，才能住进神的国；只有抱定人的最高价值是向神的激情敞开，让耶稣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走向“无我”境界，才有真正的“合一”，才能享受与神永远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启示录》21：3）
四则：中国文学，渴望永恒
中国人从没有放弃过对神的追求和对真道的渴慕。在中国文学中，就明确地反映出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愿望，要探求超越俗世意义的新生命形态。
屈原《九歌》中人与神相爱的描写，即是“人神杂糅”的一种显现。现代作家冰心在《冰心全集．自序》中，也谈到她自小“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当代诗人昌耀在他的诗作中，写出一个无辜被投入炼狱、浴尽毒火的人，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彻悟，通过划着方舟的众神获得了重生。中国“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的大量诗作，都包含了一种崇高的情感因数：为了追求生命的圣洁与永恒，随时准备付出一切代价──从青春到生命。
这种为寻求永恒真理而执着、勇毅的献身激情与牺牲精神，也见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诗人北岛诗中。他的诗中，为救赎而殉难的基督精神显而易见。这些作品由此指向了生命与生死的永恒的主题。
尽管如此，对永恒的渴望，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终归只能停留在人心里呼求的层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我们从自身的软弱和局限性中解救出来，把我们导向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满足我们对生命无限的渴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有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重生，才能超越灵肉相搏、恐惧与痛苦，才能跨越生存的瞬间，体验永恒生命的崇高与静穆。
作者来自中国四川，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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