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四则

 

 

 

文/萧西

 

 

一则:迷途知返与尊贵的农民兄弟

 

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历来具有发源于儒家“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由此导引出一种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以人为焦点,执着于民族、社会等群体的特定时空,具有强烈的文化归属倾向。

西方知识分子也有“忧患意识”,但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中“人的罪性”基础上,因而提升为具有生命本质意义的永恒人类问题。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碰触到民族苦难的人之罪性肇因,不能达至绝对真理与公义的圣地。漫漫岁月“上下而求索”的结果,终究是无功而返,走不出主义、制度等人类理性的樊篱与迷途。

来到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圣经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通往正义的永恒之路。于是一个个原本只相信自己、绝不相信任何神的人,却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一向自我中心、崇尚个人奋斗和人本哲学的人,却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神的大能,抚掌之间,拨转了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航程!

而中国农民被神拯救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千百年来匍匐在黄土地上的农民,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同顶一片蓝天,他们却像野草和泥土般受尽歧视、凌辱和践踏。在神的国度里,他们找回了自己的尊贵和尊严,因为他们也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神按自己的样式所造,他们具有神赋予的一切权利。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马书》8:14-15、17)

所以,当神在中国做大事,复兴中国教会时,我们看见尊贵的农民兄弟,欢呼雀跃、泪流满面。他们在天父的怀抱,有享不尽的恩典;当他们仰望神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爱的沐浴和光照。

 

二则:从“高级生命状态”到灵魂拯救

 

“拯救灵魂”一说并不陌生。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中国知识分子重又开始对自身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行文化溯源(寻根),发出“寻找精神家园”的呼求。可惜这种追求所衍生出的对生命存在的终极拷问,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成为哲学、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探求,最终导向的是人本主义的生命哲学。

经过几年的论争,其结果,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大透视、大审判;其次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次大涌流。当时,“超越”,在一批青年艺术家中,是很时髦的词,即是要“超越”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达至“高级的生命状态”。

这种“高级的生命状态”,就是“超越”人类现实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进入“天地境界”,即所谓“人类追求和宇宙精神汇合再现”,与宇宙同一,融入无限和永恒。而要进入这一“天地境界”是很难的,要经历沉重的精神苦难,这就是个体与文化间的冲突与矛盾。

其实,这种精神追求,与基督教信仰在形式上有某一种类似,但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只能如划过夜空的流星,一闪而过。在无神论历史条件下,这种对灵魂的拷问、对精神家园的追求,由于没有神国的昭示,没有基督精神的启迪,便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只能沉沦于人自身局限性的泥淖,不能自拔,永远陷于无尽的煎熬与挣扎中。

现在看来,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种文化思潮,着眼于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仍是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提升,没有神的超然力量的救赎,必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释放。因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藉助神的大能,才能抵达真正的精神乐土和生命乐园。

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精神苦难就有多深。

但神没有撇下中国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神在中国做工,抚慰着中国人痛苦的灵魂。圣灵在中国大地运行,甫一彰显,应者云集。这一神迹,正是上帝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饥渴,和“为灵魂找个家”的热烈期盼,要带领中国人“出埃及”、“过红海”,迈向流淌着蜜和奶的迦南美地。

 

三则:“天人合一”不是敬畏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实际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即一种物我冥契、浑然一体的境界。这里的“天”,意味着情感化了的自然万物,强调思与境的妙合融汇、心与物的互摄和谐,以及主体与客体在精神上的统一。

实际上,这仍是属于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或宇宙观,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带着强烈的对外部世界的拟人化倾向,自然万物成为人心灵与情感的外化。这是一种逍遥而不是拯救。这里的“天”,实际上是神创造的宇宙万物,而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更不反映中国人对神的敬畏和亲近。

“天人合一”,仍在以人为本的哲学范畴。

唯有当国人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建立起对耶稣基督的忠实信仰,认他为生命的救主,以体认罪性和期盼救赎的心来仰望他,才能住进神的国;只有抱定人的最高价值是向神的激情敞开,让耶稣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走向“无我”境界,才有真正的“合一”,才能享受与神永远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启示录》21:3)

 

 

四则:中国文学,渴望永恒

 

中国人从没有放弃过对神的追求和对真道的渴慕。在中国文学中,就明确地反映出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愿望,要探求超越俗世意义的新生命形态。

屈原《九歌》中人与神相爱的描写,即是“人神杂糅”的一种显现。现代作家冰心在《冰心全集.自序》中,也谈到她自小“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当代诗人昌耀在他的诗作中,写出一个无辜被投入炼狱、浴尽毒火的人,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彻悟,通过划着方舟的众神获得了重生。中国“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的大量诗作,都包含了一种崇高的情感因数:为了追求生命的圣洁与永恒,随时准备付出一切代价──从青春到生命。

这种为寻求永恒真理而执着、勇毅的献身激情与牺牲精神,也见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诗人北岛诗中。他的诗中,为救赎而殉难的基督精神显而易见。这些作品由此指向了生命与生死的永恒的主题。

尽管如此,对永恒的渴望,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终归只能停留在人心里呼求的层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我们从自身的软弱和局限性中解救出来,把我们导向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满足我们对生命无限的渴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有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重生,才能超越灵肉相搏、恐惧与痛苦,才能跨越生存的瞬间,体验永恒生命的崇高与静穆。

 

 

作者来自中国四川,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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