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现象大反思

“建设和谐社会”，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人对社会动荡因素的普遍忧虑。

文／晓子

去年五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制造了三死九伤“王府井惨案”的艾绪强，被一审判处了死刑。

32岁，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的艾绪强，五年前离乡到北京打工，以捡废品、开铲车，维持温饱。2004年，他工资被拖欠，生计无着。四处奔走，多方反映未果，逐渐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艾自辩语）

2004年9月11日，艾选定了这个与恐怖相连的日子，杀害了一名的士司机后，开着劫杀得来的车子，驶进了北京最著名的商业区王府井，在步行街上一路冲撞过去……

由这惨案引发出来的“仇富”大讨论，还在各媒体沸沸扬扬地进行着。无独有偶，一场“流民收容”之争，又将公众对艾绪强这样的“城市边缘人”的关注，推进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深度：

同样是在去年五月，著名科学家钟南山，因在广州街头被抢手提电脑，拍案而起，呼吁全社会重视城市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针对城市频繁发生的暴力、抢劫事件，他将矛头指向“城市无业游民”，力主警方恢复已于2003年废止的强制收容制度。

“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钟语）

钟院士严打游民的呼声一出笼，国内舆论哗然。在纽约街头流浪过的艺术家方未未，在个人博客上，以“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为题，言词火爆地抨击钟院士无知无耻、丧失人性。

一夜之间，这篇文章被网民击点、转载万次，正反方评论如潮，在新浪网等各网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民”之争。

“城市边缘人”是一个怎样的族群？是社会的渣滓、潜在的罪犯？还是如方未未所说，是“被遗弃的，被伤害的，无望的，冤屈的”？人们对此尽可以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正反两方都不会否认的：那就是在当今中国，城市“权力群体”和“弱势群体”（城市边缘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演变成暴力犯罪等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去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口号：“建设和谐社会”，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人对社会动荡因素的普遍忧虑：如何对待仇富、劫富甚至杀富的城市边缘人？如何在贫富、权势的急剧分化中，支撑一个和谐太平的社会？这已是、也必将以更激烈的形式，成为21世纪中国的热门话题。

（一）传统模式：管制

其实，如何处理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减少社会的动荡因素，是每个国家都要思考的问题。任何社会，在充满矛盾和竞争的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特有的边缘群体。而任何社会中的边缘群体，都因物质、精神需要的相对缺乏，以及身为“人下人”难免受到的歧视和冷漠，而最有可能以暴力犯罪的方式寻求出路。

对待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监控、管制。社会的立法、刑罚，本都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对弱势群体严管严罚，那是非常方便的，效果往往立竿见影。过去，中国对待弱势群体，基本上沿用管制的模式，如前面提到的无业游民收容制度。

但是，管制的模式虽速效，却有相当大的副作用。若使用不当，极易激化弱势群体对权力群体的敌对情绪。80年代初，中国民工潮初涌的时候，城市外来工对政府一会儿一个样的管理规定，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到了90年代，外来民工、小贩，与警察或城管人员冲突，常有报导。弱势群体的不满、不服，已见端倪；到了今天，更有民工艾绪强在制造血案之后，还在法庭上朗声宣布“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

纵观全国，我们不难看到，边缘群体和权力部门之间的冲突，已经从大气不敢出，逐渐升级到公开抗争，甚至暴力动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在网上的“爱问搜索”中，输入“暴力抗法”一词，仅2005年至2006年，就有16,270条相关新闻。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抛开传统的管制思路，寻找新的方式。

（二）犹太社会：圣律

其实，在人类社会显现雏形以先，上帝早已通过犹太民族的宗教法典，针对人类即将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作出了极为详尽的阐述。神授意的这些圣律，被忠实记载、保存下来，成为如今基督教圣经的重要部分。

打开圣经的旧约，不难看到，神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为关注。如何对待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维护和保障他们的福利和权益，占了犹太律法书相当大的比重。“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富人穷人，在上帝的眼里，价值是一样的。

犹太律法中有明确周详的规定，从各方面保证下层人的生存需要。比如，向穷人借贷不可取利，地产不可永卖，田主收割田产时须任凭穷人捡拾遗落田间的农作物等。

但最独特的，是古犹太社会中“十一”（《申命记》14：28-29）、“安息年” （《利未记》25：1-7）和“禧年” （《利未记》25：8-55）的经济运作。

每逢七年末一年，是“安息年”，土地上的自然出产，归“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安息年还是豁免年（《申命记》15：1-18），“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居的债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就连卖身的奴仆也要任他自由出去，且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犹太律典中的“十一”、“安息”和“禧年”原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从所未有的经济运作方式。与人类社会普遍沿用的巧取豪夺、积财传宗的社会模式，迥然不同。正是犹太社会中对弱势群体的定期援助，和周期性以豁免等形式对财富的重新分配，从最大程度上化解了贫富的极端分化，和由此而来的其它社会问题。

按上帝的经济定律运作，社会可以在“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之间，在公正和怜悯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点。

（三）西方模式：济贫

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的西方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局部实践了犹太律法中的经济调整规则，对边缘人群的处理，基本上沿用了圣经旧约律法中，以富济贫的慈善原则。比如，细致严谨、层层升级的税收制度，从一定程度上将富裕阶层的财产，重新调整分配，用于使边缘群体得益的福利补助、公益建设上。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也使慈善募捐、援助公益，成为人平常、普遍的行为方式。在西方生活过的中国人，对此都能领略一二。支持和参与社区的各项慈善活动，给自己喜欢的慈善机构拉赞助、搞义卖、无偿服务，这些对西方人来说，都是相当普遍的娱乐和消遣方式。老人将遗产全部或大部分捐赠慈善机构，年轻一代则崇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也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习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富豪的财产观。“死后留下大笔财富的人是可耻的”，卡耐基的一句名言，成为美国一百多年富人经营慈善的驱动力之一。美国慈善富豪伯贝尔也说：“哪一种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变得富有呢？还是对上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当你命归黄泉的时候再做决定就晚了。”

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欧美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基本上与其财富成正比，甚至出现了富豪向专业慈善家转型的新趋势。比如，今年六月，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宣布，将淡出微软事务，专心于卫生教育慈善。消息传出后，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即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约三百亿美元以表支持，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赠款。

西方较完善的税收福利制度和活跃的慈善运动，无疑有助于西方社会的财富分配，呈现出社会学家所推崇的“橄榄球型”结构，即中层阶级居多的社会结构。橄榄球型的财富分配，比起富有少数、贫穷大片的“金字塔型”社会框架，自然更有平稳和谐、长治久安的优势。

（四）中国特色：小家

反观中国，不难看出，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积财心理，使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极其淡漠。中国的慈善气氛相当薄弱。这无疑加剧了很多原本可以缓解的社会矛盾。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以家为核心的创富积财传统，自然不利于社会财富按公平、怜悯原则重新调整分配。相反，以家为本的致富心态，使腐败、贪污，因亲情裙带的纠缠更加错综复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硬伤。

走后门，拉关系，以交情为纽带的“经济援助”，更加孤立了社会中那些无亲情、无权势可依的个体，把他们推向绝望的边缘。而任由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最终只能导致边缘群体以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中国人在非洲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吃苦耐劳、精明俭守的中国人在南非发财了，当地仇富的人也眼红了。绑架，枪杀，打劫，中国人赔上老命，也难留血汗钱。可悲的是，灾难当前，中国人能想到的，还是怎么花更多的钱去买更贵的防弹车，去更豪华、戒备更森严的餐厅吃饭，却不曾想到要用自己的财富，回报厚赐自己的非洲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