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现象大反思

“建设和谐社会”,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人对社会动荡因素的普遍忧虑。

 

 

 

 

文/晓子

 

 

 

 

去年五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制造了三死九伤“王府井惨案”的艾绪强,被一审判处了死刑。

32岁,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的艾绪强,五年前离乡到北京打工,以捡废品、开铲车,维持温饱。2004年,他工资被拖欠,生计无着。四处奔走,多方反映未果,逐渐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艾自辩语)

2004年9月11日,艾选定了这个与恐怖相连的日子,杀害了一名的士司机后,开着劫杀得来的车子,驶进了北京最著名的商业区王府井,在步行街上一路冲撞过去……

由这惨案引发出来的“仇富”大讨论,还在各媒体沸沸扬扬地进行着。无独有偶,一场“流民收容”之争,又将公众对艾绪强这样的“城市边缘人”的关注,推进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深度:

同样是在去年五月,著名科学家钟南山,因在广州街头被抢手提电脑,拍案而起,呼吁全社会重视城市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针对城市频繁发生的暴力、抢劫事件,他将矛头指向“城市无业游民”,力主警方恢复已于2003年废止的强制收容制度。

“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钟语)

钟院士严打游民的呼声一出笼,国内舆论哗然。在纽约街头流浪过的艺术家方未未,在个人博客上,以“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为题,言词火爆地抨击钟院士无知无耻、丧失人性。

一夜之间,这篇文章被网民击点、转载万次,正反方评论如潮,在新浪网等各网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民”之争。

“城市边缘人”是一个怎样的族群?是社会的渣滓、潜在的罪犯?还是如方未未所说,是“被遗弃的,被伤害的,无望的,冤屈的”?人们对此尽可以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正反两方都不会否认的:那就是在当今中国,城市“权力群体”和“弱势群体”(城市边缘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演变成暴力犯罪等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去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口号:“建设和谐社会”,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人对社会动荡因素的普遍忧虑:如何对待仇富、劫富甚至杀富的城市边缘人?如何在贫富、权势的急剧分化中,支撑一个和谐太平的社会?这已是、也必将以更激烈的形式,成为21世纪中国的热门话题。

 

 

(一)传统模式:管制

 

其实,如何处理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减少社会的动荡因素,是每个国家都要思考的问题。任何社会,在充满矛盾和竞争的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特有的边缘群体。而任何社会中的边缘群体,都因物质、精神需要的相对缺乏,以及身为“人下人”难免受到的歧视和冷漠,而最有可能以暴力犯罪的方式寻求出路。

对待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监控、管制。社会的立法、刑罚,本都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对弱势群体严管严罚,那是非常方便的,效果往往立竿见影。过去,中国对待弱势群体,基本上沿用管制的模式,如前面提到的无业游民收容制度。

但是,管制的模式虽速效,却有相当大的副作用。若使用不当,极易激化弱势群体对权力群体的敌对情绪。80年代初,中国民工潮初涌的时候,城市外来工对政府一会儿一个样的管理规定,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到了90年代,外来民工、小贩,与警察或城管人员冲突,常有报导。弱势群体的不满、不服,已见端倪;到了今天,更有民工艾绪强在制造血案之后,还在法庭上朗声宣布“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

纵观全国,我们不难看到,边缘群体和权力部门之间的冲突,已经从大气不敢出,逐渐升级到公开抗争,甚至暴力动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在网上的“爱问搜索”中,输入“暴力抗法”一词,仅2005年至2006年,就有16,270条相关新闻。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抛开传统的管制思路,寻找新的方式。

 

 

(二)犹太社会:圣律

 

其实,在人类社会显现雏形以先,上帝早已通过犹太民族的宗教法典,针对人类即将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作出了极为详尽的阐述。神授意的这些圣律,被忠实记载、保存下来,成为如今基督教圣经的重要部分。

打开圣经的旧约,不难看到,神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为关注。如何对待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维护和保障他们的福利和权益,占了犹太律法书相当大的比重。“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富人穷人,在上帝的眼里,价值是一样的。

犹太律法中有明确周详的规定,从各方面保证下层人的生存需要。比如,向穷人借贷不可取利,地产不可永卖,田主收割田产时须任凭穷人捡拾遗落田间的农作物等。

但最独特的,是古犹太社会中“十一”(《申命记》14:28-29)、“安息年” (《利未记》25:1-7)和“禧年” (《利未记》25:8-55)的经济运作。

每逢七年末一年,是“安息年”,土地上的自然出产,归“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安息年还是豁免年(《申命记》15:1-18),“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居的债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就连卖身的奴仆也要任他自由出去,且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犹太律典中的“十一”、“安息”和“禧年”原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从所未有的经济运作方式。与人类社会普遍沿用的巧取豪夺、积财传宗的社会模式,迥然不同。正是犹太社会中对弱势群体的定期援助,和周期性以豁免等形式对财富的重新分配,从最大程度上化解了贫富的极端分化,和由此而来的其它社会问题。

按上帝的经济定律运作,社会可以在“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之间,在公正和怜悯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点。

 

 

(三)西方模式:济贫

 

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的西方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局部实践了犹太律法中的经济调整规则,对边缘人群的处理,基本上沿用了圣经旧约律法中,以富济贫的慈善原则。比如,细致严谨、层层升级的税收制度,从一定程度上将富裕阶层的财产,重新调整分配,用于使边缘群体得益的福利补助、公益建设上。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也使慈善募捐、援助公益,成为人平常、普遍的行为方式。在西方生活过的中国人,对此都能领略一二。支持和参与社区的各项慈善活动,给自己喜欢的慈善机构拉赞助、搞义卖、无偿服务,这些对西方人来说,都是相当普遍的娱乐和消遣方式。老人将遗产全部或大部分捐赠慈善机构,年轻一代则崇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也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习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富豪的财产观。“死后留下大笔财富的人是可耻的”,卡耐基的一句名言,成为美国一百多年富人经营慈善的驱动力之一。美国慈善富豪伯贝尔也说:“哪一种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变得富有呢?还是对上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当你命归黄泉的时候再做决定就晚了。”

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欧美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基本上与其财富成正比,甚至出现了富豪向专业慈善家转型的新趋势。比如,今年六月,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宣布,将淡出微软事务,专心于卫生教育慈善。消息传出后,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即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约三百亿美元以表支持,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赠款。

西方较完善的税收福利制度和活跃的慈善运动,无疑有助于西方社会的财富分配,呈现出社会学家所推崇的“橄榄球型”结构,即中层阶级居多的社会结构。橄榄球型的财富分配,比起富有少数、贫穷大片的“金字塔型”社会框架,自然更有平稳和谐、长治久安的优势。

 

 

(四)中国特色:小家

 

反观中国,不难看出,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积财心理,使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极其淡漠。中国的慈善气氛相当薄弱。这无疑加剧了很多原本可以缓解的社会矛盾。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以家为核心的创富积财传统,自然不利于社会财富按公平、怜悯原则重新调整分配。相反,以家为本的致富心态,使腐败、贪污,因亲情裙带的纠缠更加错综复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硬伤。

走后门,拉关系,以交情为纽带的“经济援助”,更加孤立了社会中那些无亲情、无权势可依的个体,把他们推向绝望的边缘。而任由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最终只能导致边缘群体以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中国人在非洲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吃苦耐劳、精明俭守的中国人在南非发财了,当地仇富的人也眼红了。绑架,枪杀,打劫,中国人赔上老命,也难留血汗钱。可悲的是,灾难当前,中国人能想到的,还是怎么花更多的钱去买更贵的防弹车,去更豪华、戒备更森严的餐厅吃饭,却不曾想到要用自己的财富,回报厚赐自己的非洲人民。

 

 

(五)如何借鉴:爱人

 

中国社会,要摆脱仇富的陷阱,到底可以借鉴什么?

没有一个人或群体,可以在社会中孤立存在。在全球性经济文化大交融的21世纪,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自私狭隘的人生追求,只能加速社会的反弹,最终也使自己受害。

曾有人问耶稣,最重要的律法是什么?耶稣简单明了地说:第一,要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耶稣要人明白,人生最有意义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去学习、实践和提高自己爱的能力。

愿更多的中国人关注弱势群体,担负起自己对边缘群体的社会责任。

 

 

参考来源:

  1. 新浪网:www.sina.com.cn
  2. 《法制日报》“艺术家方未未指责钟南山吁收无业游民无耻”
  3. 圣经:《箴言》22:2,14:31;《利未记》25章,《申命记》15,26章,《以赛亚书》10章。

 

 

作者来自上海,原任大学英文教师。英美文学硕士。现居英国,兼职中文教学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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