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还是一个全国性节目的主持人，穿着讲究的服装。当天晚上，我就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文／临 风
人的追逐
中国古代常用“逐臭之夫”来形容醉心于名利的人士。这类人不讲究原则，唯利是图，钻营拍马，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生活态度是那些洁身自爱，注重名节的士君子所不耻的。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最近一本风行中外的畅销书《谁搬动了我的乳酪？》（注一）非常简单地刻画了这个时代的人生哲学。这本寓言性的小书借用四个角色（两只老鼠，两个小人物）来启迪我们如何在变中求存。这四个角色生活在迷宫中（就像美国矽谷办公室的小方间），他们要在其中不断地寻找新的乳酪，以维持生存。乳酪所代表的可以是金钱，是快乐，是商业，也可以是个人的事业。
在表面上，这本书的基本信息是：变化是生活中唯一的常数，如果人不求变，他就会被淘汰。但是从更深一层来看，对乳酪的追寻塑造了人们的自我形像。为了得到它，人们应当学习老鼠般凭直觉生活，抛弃智能（intellect），抛弃思考，抛弃自尊。只要能找到乳酪，一切就完满了。难怪这本书成为商场上的宠儿，因为它正传达了这一代的心声。
席拉的故事
席拉（Shila Walsh）是一个歌唱家，也是一个作家。她以前是“七百俱乐部”（注二）的节目共同主持人。她最近谈到自己的新生时说：
我的人生于1992年触礁。在一个早晨，我还是一个全国性节目的主持人，穿着讲究的服装。当天晚上，我就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然而，这是上帝对我最仁慈的做法。
在精神病院的第一天，精神病医生问她说：
“你是谁？”
“我是七百俱乐部的共同主持人。”
“我不是问这个。”
“哦，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歌唱家。”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是谁？”
她只好说：“我毫无概念。”
他回答说：“这就对了，这就是你为什么进来这里的原因。”
她继续讲到自己多年来的挣扎：“我用他人对我的评价来衡量我自己。这种生活态度缓慢地腐蚀着我的心灵。”
在她进医院之前，同事们都劝她不要这样做，否则她会自断前程，没有人会任用一个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但是她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因此在所不惜。
在这个人生的低谷，她除去了一切的面具，一切外在的压力，赤裸裸地面对了自己的真实，也面对了上帝的慈爱，这段经历就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详见注三）。
席拉的失落是今天许多醉心事业者的通病。更有人因匆忙地在寻找着乳酪，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落。
人的失落
《谁搬动了我的乳酪？》所标榜的，是尽情追逐名利的高等动物。同这等人谈失落或许是可笑的，因为自我并不是他们寻找的对象。
在一个注重表现的社会，似乎人的尊严、自由度，和价值都随着他的成就而提高。人们也从别人的肯定中寻找到自己。在英雄崇拜的社会里，是赢家通吃。人们从所积蓄的财富，所拥有的权位，和所收集的玩具中肯定了自我的价值。然而，这种的人生观到底是肯定了人的尊严呢，还是贬抑了他的尊严？我们应当冷静地去思考。从席拉的故事来看，这种人是失落的。
海明威是一个充满了男子气概的大文豪，这位男人中的男人竟然在61岁时饮弹自杀。名利双收的海明威为什么会如此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要知道，他的英雄气概和冒险行为就是他生存的意义。当他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尽情地活着时，就生不如死。对他而言，退休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一个从多采多姿的生活中退下的人，是失去了他灵魂的中心。自杀就成为他唯一还能掌握的权力。海明威带着实存的真诚和执着，但他对人生的认识却是悲剧性的，他并没有为我们找到答案。
自我的追寻
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从人类共通的道德心来定义人和人格。廿世纪伟大的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名著《自我的追寻》（注四）中阐明：“人信赖自己的理性，以它作为建立正确的道德规范的标准；同时教导人们，对善与恶的明辨需依靠自己，而不需依靠天启和教会的力量。”这种人观，可以说是与孟夫子前后辉映了。佛洛姆并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力。这点与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可以说也是异曲同工的。
佛洛姆深受佛洛依德的影响，但他能指出佛氏相对道德的错误，深属难得。可是，这种从人本的观点出发，所建立的共通的道德观和人的价值，还是理性主义的思想架构。历史证明，这种对人类过份乐观的看法，尤其在多文化的薰陶下，是行不通的。但是这种人观却是当今许多知识份子的想法。
后现代人所面临的是焦虑，是变化的无常。他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真理，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求外界的肯定。后现代人也是残缺的，是有创伤的。人与己疏离（空心人），人与人疏离（破碎的关系），人甚至与现实疏离，让自我消失于普罗文化的洪流中。他以为能从大众划一的喜好和流行的节奏里，再寻回自我。后现代人没有崇高的理想，听不见心灵的呐喊。他也不要真理的指导，他要的是医治，是乳酪，因为乳酪就是现实，就是真理。这种生活态度或许是佛洛姆当初所未曾料想到的。
我是谁？（之一）
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主角，冉．阿让（Jean Valjean）是一个假释在外的罪犯。他本是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因为受到神父爱心的感召，心灵受到震撼，于是洗心革面，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阿让代表着上帝无条件的恩典，和卑微的人类，因感恩所激发出来的伟大心灵。雨果书中另一位主角是警察，沙威（Javert），他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再逮捕阿让。沙威代表着公理、法律，但却是一种无情的自义。
沙威终于逮捕到了一个酷似阿让的人。这件事在阿让内心产生极大的挣扎，面临了一个真理的时刻：他仍然是以前的阿让吗？还是一个新的阿让？百老汇舞台剧的编剧者，根据雨果的原着，谱出了阿让内心的煎熬。这首优美的歌，名叫“我是谁？”：
“他以为那个倒楣鬼是我
他一看就肯定了！
他抓到的这个陌生人
可能就是我的机遇！
我凭什么要拯救他？
我何苦去纠正这个错误？
可知我是历经长路漫漫
又承受了如许的煎熬？
若是我吭声，我就完了。
若是我静默，我就该死！
我是几百个工人的老板。
他们都仰赖着我。
我能抛弃他们么？
他们怎能存活
如果我失去了自由？
若是我吭声，我就完了。
若是我静默，我就该死！
我是谁？
我能任令这人受到奴役
假装我没有感受到他的焦虑
这个无辜者不幸有了我的面孔
他代替我受到审判
我是谁？
我还能继续隐藏吗？
假装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
难道我的名字即将永远
不过是个逃避的托词？
我该作假吗？
我怎能面对我的同胞？
我又怎能面对我自己？
我知道我的灵魂属于上帝
我老早就作了这个抉择
在绝望中，他给了我希望
他给了我向前走的力量。
（阿让站在法庭前）
我是谁？我是谁？
我是冉．阿让！
（他脱下上衣，显出胸膛上刻的囚号。）
好罢，沙威，你瞧着
那位无辜者并不比你更有罪！
我是谁？
24601！”
当面临利害、荣辱、成败交关的抉择时，阿让赤裸裸地面对了他新的自我。他的抉择显明了，这个新我是勇敢的，是尊贵的，是富有同情心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新我就是他潜能最大的发挥，也是叫那自义的沙威无地自容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
阿让的故事说明，人之所以不能面对自己，往往是因为他不能冲破生存中的恐惧。靠着他所信的基督，阿让冲破了。
我是谁？（之二）
邦霍华是耶稣基督在廿世纪一位伟大的见证人。他是德国在二战前极负盛名的神学家，也是德国教会的良心和领袖（注五）。他在大战的前夕来到美国演讲，许多朋友劝他留下，认为回国凶多吉少，但他毅然决定回国。他表示，如果他不与德国的教会共患难，战后他就没有资格再教导他们。
后来他因牵入对希特勒的刺杀案而被捕。盟军解放德国前数天，希姆莱亲自下令将他吊死。
他在狱中安慰、鼓励那些受苦，和面临死亡的狱友，成为狱中一股安定的力量，赢得了狱卒和其它囚犯由衷的敬佩。在人前他虽然是巨人，但在上帝面前，他却像一个婴孩，充满了挣扎。死前不久，他曾经写了一首优美的诗抒怀，诗名：“我是谁？”（取自注五）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站在狱室中
安详、欢欣、坚定，
像一个乡绅站在他的华厦里。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总是和我的看守者交谈
如此的自由、友善和清晰，
好像他们是由我来调度的。
我是谁？他们也对我说：
我虽承受了不幸的日子
但总是稳定、微笑、傲然，
好像是一位常胜的将军。
我真像他们所说的吗？
或者我是那位我所认识的人？
没有安息。期待又带病，好像一只笼中的鸟儿，
挣扎着呼吸，无法摆脱一只扼住我喉咙的手，
渴望着色彩、花朵和鸟鸣，
盼望着温馨的话语和友善的邻舍，
期待着将临的大事，局促不安，
念着远方朋友的安危，无力抖擞，
挂心而空洞地祈求着，思考着，算计着，
虚弱乏力，已经要跟这一切说再见了。
我是谁？是这个还是那个？
我今天是一种人，明天又变成另一种人？
我可是个两面人？是人前的伪君子，
是己前可厌的懦弱小虫？
或许我内心好像一个久战的军队，
在已胜利的沙场上却四散逃窜？
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向我嘲笑，
无论我是谁，上帝哦，你知道，我是属于你的。”
这是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在一个安顺的环境谈理想，谈自我是容易的。但是在困境里，这是生命的流露。
邦霍华有坚强的使命感，他有所不为（拒绝逃狱）。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却是赤露敞开的，是软弱的。他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也因为如此，他不会狂傲不羁，自命不凡。他对上帝有深刻的信心，也因为如此，他敢放手投入，因为上帝是他生命的目标，是他依靠的对象。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1）
结语
“谁搬动了我的乳酪？”代表的是后现代人的追寻。席拉代表的是后现代人的失落。海明威代表的是最真诚的实存思想。佛洛姆代表的是最诚恳的人道主义。阿让的抉择表露了新人的内涵。邦霍华的言行勾画出人生最高的品格。
我们发现，人若不与上帝沟通，他就无法认识真我。但愿我们也能够透过本文几个例子，得着启发，找到人生的意义，得到古人所谓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道。
注：
一、 “谁搬动了我的乳酪？”，”Who Moved My Cheese? An Amazing Way to Deal with Change in Your Work and in Your Life,” by Spencer Johnson & Kenneth H. Blanchard, Putnam Pub Group, September 1998.
二、 七百俱乐部，700 Club，是Pat Robertson的保守性基督教电视节目。
三、 “Staying Alive,” Leadership Magazine, Summer, 2002, pp. 50-54.
四、 “Man for Himself,” by Erich Fromm, 1947。中译本《自我的追寻》，孙石译，台湾长荣书局出版，1971年。
五、 请参看《海外校园》第16期，“恩典的代价”，熊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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