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中华

 

 

 

文/远志明

 

 

 

 

看待自己的历史,可以有三种角度:以己观之,以人观之,以道观之。

国门未开之前唯一的历史观是以己观之,史论褒贬,均是自己比照自己,如《史记》及后世各代史。

近代东西方接触后,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便引发了以人观之。这里说的不是比较史学,乃是一种批判精神,如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电视政论片《河殇》。

人之为类,绝非宇宙中一个孤立的存在。冥冥天道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预设和介入,正像阳光、大地、空气之于人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帝以各种方式干预人类历史,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条。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谈到,历史是一种天命,一种唯由自由的人类聆听和回应的天启–简言之,历史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交往。人类面临的每一种挑战,都可以视为上帝的召唤,也可以视为魔鬼的诱惑。(注①)我37岁皈依上帝,这一信仰在历史领域,一如在自然界,并没有给我输入或添加什么深不可测的原理,它只是向我展现了原先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一些浅显事实,比如我看见了正像自然规律是天道在自然界的运作,所谓历史规律亦不过是天道在人世间的运作--尽管自由的人类似乎具有悖逆天道的能力,到头来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当我循着上帝的启示--仿佛古老的“天人互动说”观察中国历史和文化时,一条令人惊叹的清晰脉络在纷纭浩瀚的史实背后出现了。

以道观之,就是重现这条原本以人神关系为主轴的历史和文化脉动。一种民族文化中人与神的关系,决定着该民族的心灵状态,决定着该民族人与人的关系。换言之,各民族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异族,取决于他们如何面对上帝。人们对这个最终决定自身行为准则的信仰内核往往毫无意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冲突是文化的冲突,其实他说的是宗教信仰的冲突。(注②)文化的差异起因于信仰内核的差异,历史的歧途兆端于信仰内核的歧途。在内核上失之毫厘,在历史中差之千里。

 

 

 

以道观之,中国历史有四个阶段:敬虔时代,智慧时代,人本时代,回归时代。

敬虔时代:西周以先的民族主导性因素是敬虔道统,孔子谓之“大道之行”。那时“人神不杂”,人将神当作神来敬畏,深知自己为有罪有限的人而不失恭谨谦卑。这一道统的源头,广见于上古时代的传说。这些传说虽几经后人编篡,人神关系的密契风貌依然栩栩如生。奇妙在于,这些传说与《圣经.创世记》一至十一章人类初期共同史的记载,条缕相连,交相辉映。

智慧时代:传说禹的儿子启继承帝位之后,曾三次乘龙上天,盗取天帝九歌,在千仞峰巅为自己演奏。这是从“人神不杂”到“人神同位”--“你们便如神”(注③)的恶兆。据《史记》载,到周幽王时,龙涎怪胎褒姒“一笑倾国”,从此天下大乱,血泪春秋。大道既隐,智慧便取代了敬畏,功利取代了公义,德失了道,亦成为一霸天下、一统江山的工具。诸子百家纷纷解说并试图挽救这个突其来的罪恶世道,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中国人相残杀了五百多年,才由秦始皇重新统一--不过再也不是统一于神州敬虔道统,而是统一于残残酷的人治-专制。

人本时代:从汉朝到清朝,神州基本上变成“人州”,一个个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俨然窃取了上帝的尊荣和权威。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这个人的私意,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天灾一样不可抗拒(注④)--岂只是天灾;当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时,当其他有罪有限的人不再敬畏上帝、只敬畏这个无法无天的人时,神州大地怎能不屡遭蹂躏和戏弄?怎能不满了罪恶和倾轧?怎能不陷入自残自孽、自负自闭的恶梦之中?

回归时代:;近代列强的炮声,送来了鸦片、科学、民主和基督教。依然睡意惺忪的中国在这个西洋万花筒前一时惊呆了,随即极不情愿地被抛入了一个充满艰险和颠覆的“二千年未有之天地大变局”(注⑤)。自那时起,再也没有一个词像“西方”这个词一样令中国人爱憎交加、百感交集了。西方是极乐天堂,西方是魔窟地狱。愤恨着去学,谩骂着去就。洋务运动-经济改革,维新变法-民主政治,文化改造-心灵重建,轮翻尝试,由浅入深,只是至今还不甚明了:正像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传统西方经济、政治、信仰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其内核是由耶稣奠基、由基督教文明展现、神圣而密契的人神关系。中国经济腾飞带来不断加深的政治和精神危机,追根究底是中国缺乏这样一个神圣生命内核。令人欣慰的是,数以千万记、遍布海内外的华人基督徒,正以他们的虔诚和牺牲,为中华民族凝聚和重塑着这样一颗神圣的灵魂。

 

 

 

观察中国需要区分两种真实: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

一个人的肉体状态(体态)和心灵状态(心态)是不同的。历史真实构成中国的肉体,充满了罪恶与苦难;文化真实构成中国的灵魂,充满了礼仪与道德。

外国人读到中国的文化真实,于是誉之为礼仪之邦。中国人忍受了历史真实,于是叹之为罪孽深重。

肉体与灵魂之间产生痛苦的互动:当肉体沦入罪恶中,灵魂承担罪恶的重负。肉体犯罪,灵魂负罪。肉体堕落时,灵魂寻求拯救。每一个堕落的肉体中,都内含着一颗渴望拯救的灵魂。

于是“乱世出思想”:春秋战国出了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佛学大发展,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兴起了理学。

只是思想不能消除罪恶,不能代替神来安抚灵魂。灵魂按其本性不能没有公义良善的神。儒家企图以人的内在良知代替神,将希望寄托于人本意识的自觉自省,不能不表现出历史性的软弱无能,只能成为人治-专制历史的粉饰。佛学仿佛填补了儒家缺乏形而上神圣本体的空白,实际上仍是泛神论或无神论的变种,其方法不能不依旧落入自修独善的人本巢穴,其内涵不能不依旧是一种思想,诚如佛祖所言,一种“智慧的宗教”。

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人既是因着离弃上帝、“大道既隐”而堕落,那么除了回归上帝、“大道之行”以外别无拯救。不管是堕落的智慧者,还是堕落者的智慧,一切注定是徒劳无力乃至自欺欺人的挣扎。在肉体与灵魂、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中,前者重重地、持久地嘲弄着后者。

 

 

 

把握中国历史脉动的一个关键词是“道”。

道是一个真正属于神州自己的形而上学和信仰对象。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中文译成道;《圣经》将耶和华称为逻各斯,中文也译成道。逻各斯、耶和华、道,表达了古老的一神论文明通义,共同指向那创造、支配万物的主宰。(注⑥)

春秋以降的神州“大道既隐”,道自然被排除在人本主义主流之外。孔子鉴于“无道”已成事实,便退而求其次,“倡德”以行拯救。老子却看出“无道”则“无救”,他全然否定了人凭一己道德和智慧自为自救的可能性,只执着于黄帝三代无为顺道、入道而休的先祖道统,故后人称为“黄老之说”。

于是神州历史有一奇异景观:春秋道隐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凡大治中兴年代,几乎无一例外,均是尊崇“黄老之说”,无为而顺道。文景之治: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窦太后、丞相陈平和曹参,都酷爱黄老之说,熟读《老子》一书。光武中兴:刘秀虽然熟悉儒家经典,行事却循黄老之说,效法文帝,实行“柔道治国”。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以老子为世祖,志尚清静,纯朴简约,敬虔祭祀。开元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再度崇尚天道,广开道学,亲注《老子》,下诏令一切士庶之家必备。后来满清统治下所谓“康干之治”,那原始古朴、清省简单的统治风格,也是极靠近黄老之说的。与此相反,从大治天下滑向大乱天下,总是弃道的结果。文景之治断送在抑道崇儒的汉武帝手里。光武之后,明章二帝以儒治国,渐渐步入宦官、外戚、党锢的败乱不归路。贞观之后,武则天尊佛为国教。开元之后,韩愈等举儒修德,唐朝进入衰败期。(注)

道何以神奇?“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圣经)。只对道作学术研究是无济于事的。上帝、神、天、道,原本都是神州先祖指称造化者的信仰用语。道似乎突出了造化者向着人的一面,如言说教化:“道之出口”或“不言之教”(老子);如普育光照:“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圣经)。这一面的极至,自然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圣经)。这正是耶稣。令人诧异的是,老子论道时反复提到的那位“道的化身”圣人,其一反人间常态的性情风貌,处处与耶稣相契合,以致于中国著名学者林语堂说:“老子与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注⑧)近代以来惊醒、激励、引导中国人的欧美基督教文明列国,其文明的基石恰恰也是耶稣这个人;其富强、科学、民主和信仰诸方面不可分割的生命一体性(这种一体性一直被东方效仿者们所忽略)之灵魂--神圣而密契的人神关系,正是耶稣带来的。

人神关系以上帝道成肉身俯就人类而达到密契的顶点。

神州古道今日之再现和升华,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一定有人认为两者毫不相干甚至格格不入--毫不奇怪,作为这五十年瞬间狭隘文化的产物,今日国人对渊远流长、蕴涵深邃的神州古道和基督福音都太生疏了。

一定有人认为几千万默默无闻的中国基督徒和海内外方兴未艾的“信主热”,与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大复兴没有关系--毫不奇怪,油蒙了心的人,便看不见物质以外的任何实在与力量了。

中国啊,你以为你可以只要西方的富强而不要民主,或者可以只要富强、民主而不要上帝,你悲惨地大错特错了!

你的灵魂不是在窒息中颤抖吗?为什么不敢正视它?为什么不肯向上帝忏悔?为什么非要等到天火再一次烧得你焦头烂额?

不,中国!你的灵魂分明已经苏醒,每一分每一秒,正蹒跚着靠近上帝--于是上帝走向你……黄河一直以为,她的故乡是黄土高原,和日夜拥抱着她的黄土地。

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故乡是大海,那一刻,浩瀚的蔚蓝色令她激动不已。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海牵着她的手来到天的脚下,说:你看,这才是咱们的故乡,蔚蓝色的源头。

 

本文是《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一书的绪论。此书将于98年底在海外发行,请拭目以待。

 

 

注:

①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7年版,1532-1534页。

②亨廷顿《文化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英文版。

③《圣经.创世记》三章五节。

④费正清:《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70页。

⑤李鸿章、严复、郭嵩焘等人语,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版1页。

⑥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商务印数馆1981年版22页;《圣经》中文版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⑦详见本书第三部“人本时代”。

⑧林语堂:《信仰之旅》,中文版243页。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