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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场庆祝——特殊教育者专访

 

采访者/《海外校园》杂志

受访者/朱朱

 

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我们被提醒劳动力不是最大的恩赐,爱与被爱才是最大的恩赐。

——《不正常的信仰》

 

【编者按】

“边缘人”这一社会学名词,最早是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K-Lewin)提出,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龚立人教授在其《不正常的信仰》一书中,深入剖析了残障者、同性恋者、性工作者、精神病患者、贫穷者及妇女等边缘人的处境。他以其独到的神学、伦理及牧养触觉,记录了与这些生命的相遇,反思社会及不公义的体制对人性的扭曲,邀请读者共同思考教会应有的响应方式。

在这个崇尚自我的时代,我们如何实际地关怀、牧养边缘人,或许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公益机构需要思考和实践的议题。

本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从事特殊教育的朱朱老师,和您聊聊她是如何走上特殊教育的道路?在服务这些边缘人的过程中,她会有哪些故事和思考与我们分享?……

 

受访者简介:

朱朱,特教学校特教老师,从事特殊教育6年。即将去香港读书。平时喜欢看电影、听故事,最喜欢和学生一起运动。

 

Q:您为什么会走上特殊教育的路?您家人理解和支持么?

A:我高一时信主,信主后我很清楚我要跟随耶稣到“边缘人/弱势者”中间,与他们同在。高三考大学之际,发现念社工系好像可以接触到很多“边缘人/弱势者”,因此第一志愿是做社会工作。当时有另一个对未来的想象,就是当老师,改变台湾教育体制。因为在我求学过程中,经历太多“升学主义”带来的痛苦,我希望台湾的学习环境可以有一些好的改变,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价值。

后来我被“师大特教系”录取。不过,我一直都在私立中学就读,其实不知道“特殊教育系”在做什么,心中自然也想着“要转英语系”——我当时英文不错,当英语老师会是实践梦想的好路径。但神奇的是,我去了特教系办的迎新会后,竟莫名地喜欢上这个科系,那份必须转系的想法削弱很多。

最大的转折点,是在我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参加了台中荣中礼拜堂举办的“特殊儿亲子福音夏令营”。当时我顶着某个“特教系光环”参加,却发现我拥有的一切我引以为傲的技能,在一个不能生活自理、也不打算理我的自闭症女孩身上毫无可夸口之处;其实我参加到一半还跟同工哭说我要离营,我无法服事这群人。但上帝透过这个过程让我看到,我心里所想的“服事边缘人”一点也不“高大上”,反而是一个破碎自己的过程。上帝也在当中再次邀请我,跟他一起走进“边缘人/弱势者”的生活,认识他们,与他们同在。在那一年,我很清楚我要完整走完特教系的训练。

 

我的父母非常传统,在乎学历与社会地位。在我大学发榜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希望我重考。当时我跟他们冷战一段时间,他们突然发现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再要我重考。大学四年,我读书、实习很忙,但很开心;同时教会牧者也很会跟我父母“交朋友”,一直向他们美言当老师的好处,他们渐渐不再干预我的人生规划。

其实到了现在,父母不一定理解我遇到的学生的样子(我不想跟他们说太多,他们会很担心……),但他们学会默默支持我;包括我后来决定来香港读书,其实跟他们对我人生的想象很不一样,但他们也选择祝福我。

 

Q:可否介绍下您所在学校中这个群体的概况?

A:我们学校是“集中式特教学校”,从幼儿部到高职部,都是中重度智能障碍为主的学生。我的学生主要是15~18岁高中职学生,男生居多,其中又以自闭症合并智能障碍为主。

中重度以上的典型自闭症,多半是口语能力很有限(只能说短句子、鹦鹉式仿说,甚至没有口语能力,需要用手势、图卡,或“默契”沟通),社交习惯和普罗大众很不一样(除了生理需求,不太主动与人互动),以及有许多社会大众难以理解的坚持或执着。通常表达不顺畅,也容易有情绪困扰,严重起来可能会动手(但不是多数,也非常态)。

 

Q:回顾过去几年,从事特殊教育,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A:我的学生看起来很异于常人,很奇怪,很难带,身边朋友说我为他们付出很多。刚毕业时,某种程度我蛮认同这类恭维,但做越久,我越清楚,更多时候,我被我的学生爱,比我爱他们更多!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发现学生比我有耐心。我刚毕业开始实习的时候,对他们不是很熟悉,教学策略也不上手,有一两堂课真的是“乱上一通”。面对一个菜鸟实习老师,他们大可以不要服膺我,甚至可以起来作乱,但他们却都乖乖坐着看我。我总觉得他们的行动像是在等我更成熟、更适应这个环境。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恩他们当时的等待与陪伴!

另外一次则是,我带过一个患严重多动症的孩子,他只要一有空闲,就起来游走,到处找人说话。有时我忍耐到一个极限会发飙骂他,或要求他面壁冷静,事后都很懊悔我用我最不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他其实可以好好沟通的)。每当我不知道在骂他之后,如何重新温和面对他时,他总是那个先主动来找我聊天(甚至说一些好听话),恢复我们关系的人。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他智能障碍,记忆力不好,所以他不在乎,但也是因为他的“不计较”,让我深刻思考,其实人与人之间可以不要有“对价关系”,“关系”是可以不问条件的;那甚至可能是一种“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参《彼得前书》4:8)的具象化。

 

Q:教学经验里,有没有您觉得最快乐、最想与我们分享的回忆?

A:我最喜欢跟学生一起运动!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是我曾经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去跑3K路跑!

和学生一起跑步,起初单纯觉得他们很需要运动,但我实在不喜欢只让他们跑跑步机,一来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跑,我看着他跑”的类似监督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我发现有的学生手脚灵活、体力旺盛,但配速、耐力不好,看到视障者跑马拉松可以申请陪跑员。我心想:智能障碍or自闭症学生,有何不可?所以也让自己牵着他的手跑步,帮他配速,练习耐力。而我在这个过程中也一起运动了,一起释放多巴胺,真是一件快乐的事!

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种一起运动的时光。我发现在他们当中我很被接纳,从小到大的体育课与训练,好多时候是为了比赛与竞争,很少人教我们享受运动,但我和学生一起跑步,一群运动能力或成绩都不怎么样的人,这时的运动目标已不是竞逐,而是单纯的强身与放松。甚至我曾经带过一个很喜欢看车牌的自闭症大孩子跑步,他会在跑步途中一直要停下来帮车牌拍照,也许他没办法成为一位长跑好手,但我们一起在跑步途中享受不同的风光。

刚开始跑步时,我也有过“进步”v.s“生命价值”的挣扎。我曾经想说,我已经不是专业跑者了,加上他们的特质带来的某些限制,我们一群“乌合之众”的跑法,要让那些马拉松训练员贻笑大方了;甚至不要说是专业的,光是要减肥的人,都嫌我们没效率!但是有没有可能就如《不正常的信仰》所说,“生命本是庆祝”,生命不是一个又一个的任务(p.14),并且“我是我的身体”,我的身心障碍学生是透过他有障碍的身体认识/成为他自己(p.23),他的身体就代表他,他身体上下每个部分都和这个特质有关连。我不可能把他的身体切碎,说我爱他的某一个部分却不爱另一个部分;如果今天把他的特质拿掉,可能就不是他了。

 

Q:有没有什么令您特别沮丧或悲伤的回忆?您如何面对?

A:不管当老师第几年,起初接触不认识的学生,多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自闭症小孩问题多,但我练习展现诚意,让他们知道“我想认识你”,而不是“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听我的”。而我们的小孩都很敏锐,他知道你是好意接近他,还是要来压抑他;多数时候,我和自闭症学生可以从两个不相干的个体,建立起或简单或深刻的关系。

当然也有挫败的。有个学生高一高二两年和我建立很不错的关系,到高三时,不知道是因为生理变化,或毕业的分离焦虑,情绪起伏很强烈。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大哭大闹、在教室冲撞、搥墙长达20分钟(他体重100公斤)。课程不能继续时,我们全班只能等他哭完。那阵子我想了很多方法想缓解他的情绪,但都没有成效。我很挫折,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不会带他。

那一年圣诞节,我安排好要带他们去小区里的图书馆看绘本,但就在我们出发前,他又莫名“爆炸”了,我让他去小教室躺着,他也一如既往地吼叫、撞地、咆哮飙泪。我想“逃离”那个充斥着愤怒、焦躁与无助的幽暗空间,我对那个状态感到烦躁,我也很在意别的老师知道他又“发作”(或许我觉得很丢脸),但当下上帝提醒我“圣诞节是一个关于‘道成肉身’的故事”,那一刻,我回应这个微声,决定不急着离开房间,多问他几句哪里不舒服、想要什么东西……陪他度过那个他可能也无从面对的困境。

他整个高三状况都不是很理想,情绪的变化越来越复杂。每一次他情绪“爆炸”我其实都很紧张,有时会想用最本能的策略应对,但很多时候我同时又很需要安抚其他学生,让同学们不要顺着人类本性去标签他为“坏孩子”。那是一段比较困难的日子,但是也是让我练习不用“管理”的角度去对他,而是学习与他一起和他的这个失控状态共存。

不管是开心的回忆,或是让我沮丧的事件,“同在”是我一直都在学习的功课。《不正常的信仰》提醒我:我们之间是彼此认识的关系,他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他的生命是庆祝,不需要一直“进步”,到达一个“等级”,或被改变到一个和主流样貌高度相似的状态,才成为这个群体里的一部分。

 

Q:透过《不正常的信仰》这本书,与这几年的教学经验,您如何理解“边缘人”?

A:小时候常觉得,那些看起来很可怜的就是边缘人,比如路边的乞丐、育幼院的小孩,或是圣经里说的妓女、税吏。年轻时很单纯,只是觉得他们身世不幸,所以沦落到这样的处境。

在教会越来越久,或是做这个工作越久,发现很多时候,“边缘”这个概念,可能是被这个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活在一个强调产值、能力的文化中,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利益的人,就会被划分到一个异类、缺陷的类别里,甚至把他们淘汰。

在教会里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我们不想认识这些非主流群体,不愿意和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们因此无法进入我们,成为同一个群体。即便加入了,他们也不能服事,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某种能力,或是应该要有的体面样子。

另外,我们对他们宣扬的福音,多半是“上了天堂,这些残缺都会消失,变成‘像我们一样正常’……”,或是以一种“上对下”的姿态去谈论我们要去服事弱势的人。我们很少觉得,即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也本来就应该在我们当中。

 

Q:您认为从事特殊教育,目前最大的难处和挑战是什么?您会想到如何应对呢?

A: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存在这个社会赋予身心障碍学生的挑战,包括资源分配不均。例如:学校行政人员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资源给讲话比较大声的家长。例如一直打电话给学校要求换校车、换老师……学校会为了避免引起风波,而为这个家长做出调整,连带影响其他学生的权益。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但只要影响到我的学生,我会积极为他捍卫。很多智障学生在这个校园里是没有话语权的。

另外一类常见的困境是,即便学校老师都具备“特殊教育”专业证,大家还是看重“效率”“规范”,多过“过程”“关系”与“生命本身”。

我曾经带过一个思觉失调的学生,他没有用药时情绪很不稳定,他的爸爸管教他的方式也很威权、情绪化。我知道不可以复制他爸爸的模式,我想让他知道我很愿意陪伴他,因此每天午休时,我会刻意安排聊天时间,也希望其他老师可以少用处罚,多用关心。但是很多老师会一直告诉我,这样很没有效率,浪费时间……我很难要求所有人都配合我,毕竟学校是“团体生活”,每个老师每个学生都应互相配合。最后当然就是在我能做的范围尽力。

 

Q:您未来最大的梦想或期待是什么?

A:《不正常的信仰》中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深:“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我们被提醒劳动力不是最大的恩赐,爱与被爱才是最大的恩赐。从这点看来,谁还会说身心障碍者没有恩赐,也没可能有贡献呢?爱的恩赐让教会没有忘记她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因基督的救赎与爱,而非因自己的功德。在基督的爱里,教会可以自由地爱基督。爱不仅将基督与教会联系,更是他们关系的基本。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下,身心障碍者的融入与可参与性原来是关乎爱与被爱——社会对身障者的接纳是社会对他们的爱,身障者参与社会是他们对社会的爱。缺乏对爱和被爱的理解,社会和身心障碍者只会倾向以慈惠和人权来理解他们的关系。结果,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爱的社群。”

我希望有一天,当身心障碍者出现在教会,对大家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不会因为不认识而焦虑,然后特别集中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超过他们需要的协助,抑或需要给他们刻意预备一个独立的空间。同时我们不再需要特别称赞那些与身心障碍者同在的基督徒“很有爱心”“好舍己”,因为按照圣经,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本就应该与我们共同组成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彼此的不同,但我们可以很真实地面对彼此,学习彼此相爱,就像我们与非身心障碍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团契一样,我们与有身心障碍的朋友一同吃喝、出游、读经、唱诗、互相给予,爱他们也经验他们的爱。

我期待那一天,当我们与他们在一起,不只是因为事工需要,而是因为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我们都有爱彼此的责任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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