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霸权下仍能与神相遇？ / 毛叔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是大卫在《诗篇》139篇中的美丽诗句，赞美上帝的无所不在与无所不知。

然而，今天的世界，我的运动手表和手机似乎也“无所不在”：它知道我关心什么、想买什么、行走的步数、睡眠质量、训练负荷，甚至知道我是否压力过大。这个诗句在今天社会中，更像是对科技装置的精确描述。

科技仿佛成为我们生命的“全知者”，它真知道我们的一切！

在各种科技产品的环绕下，我们追求越来越快、越来越新、越来越“智能”，许多科技公司仍在挖空心思，透过MR、VR、AR沉浸式科技要带给我们更完全的体验，但或许我们早已沉浸在各种科技和技术的仪式当中，以至于逐渐成为被技术所塑造的人了。

《摩登时代》的残酷现实

卓别林的经典影片《摩登时代》用黑色幽默展现了技术对人性的侵蚀。影片一开始，一个巨大的时钟占据了整个画面，象征着现代社会以效率作为核心，以及对人的压迫。工厂中的工人们，如同机械零件般被吸进流水线，手脚麻木地重复着单一动作。卓别林饰演的主角在流水线上忙得团团转，甚至无法停下吃一口午餐。更讽刺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工厂发明了一种“自动喂食器”，试图在他工作时强行喂他进食。

他在工作中，无意间按错了按钮，引发了混乱，卓别林被吸入巨大的齿轮中，整个人被机械吞噬。他抵挡不住流水线工作的压力，最终精神崩溃，随后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场景虽然以幽默好笑的方式呈现，但实质揭示了技术的残酷。或许可以说，2010年的富士康所发生的连续自杀事件，正是这个电影的现实版本。

在技术为导向的社会中，到底人还是人吗？抑或只是被异化为生产力的延伸？该被送精神病院的是这个倒霉的工人，还是设计出整套技术体系的资本家和管理者？

我们早已活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技术宰制的社会。著名社会学家以禄（Jacques Ellul）在他的著作《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技术早已不仅是工具，而是拥有自主性的力量，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自我与上帝的理解。他警告说：“技术的发展并非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必然的连锁反应，它会不断推动自身的进步，并将人类的所有行为框架化在效率的逻辑中。”

在技术的支配下，到底什么才是人性的生活？我们多大程度还能像个人？信仰追求者是否仍旧能感受到神的临在？

技术霸权下的教会与家庭

悲哀的是，技术霸权不仅存在于工厂和公司之中，还悄然渗透进我们的家庭，甚至在我们强调上帝超越临在的教会。

在家庭中，技术导向的思维无处不在。我们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尽可能把孩子的时间填满学术课程与才艺训练，而忽视了他们在大自然中和伙伴玩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以分数来衡量孩子的学习成就，把他们当成学习或考试机器，而抹杀了孩子的情感需求、自我探索（甚至是质疑人生）的空间。夫妻之间的对话，也经常围绕着解决“技术”问题展开，例如孩子的课外活动安排、财务计划等，逐渐失去情感和心灵层面的深度连结。

教会也无法幸免于技术霸权的渗透。某教会为了“提高参与度”，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会友可以在应用程序上打卡灵修，甚至完成每日的读经“挑战”。或一个团契可能设置排行榜，鼓励成员竞争谁能读经最多、祷告时间最长。虽然初衷是好的，但这样的设计容易使信仰生活变成另一种“绩效考核”，让人更在意数据表现，而非与人与神的真实连结。

过度活动也是常见问题。信徒的行事历被活动填满，从清晨的晨祷、到周间的祷告会、查经班、周末的特会。在职场加班加点已经被榨干了，来到教会还是无法“安息”，还是被要求参与各种活动，以“保持灵命活跃”，但这种密集的节奏反而可能令人感到疲惫与压力。

此外，技术的渗透也影响了礼仪的深度。一些教会采用高度依赖技术的模式，比如用演唱会级别的灯光和音效营造“感动氛围”；虽然技术可以帮助提升会众的参与感，但若过度依赖，可能让我们更注重“体验”而非“敬拜”。当音乐停止、灯光熄灭，我们是否还能感受到神的临在？

背后更大的问题，其实是整个典范转移了。从耶稣对于每个门徒耐心、因材施教的陪伴与同行，变成想要建立强大卓越的教会，透过工厂生产、企业管理等技术，按照标准流程、大量生产模式训练“门徒”。从精致手工，变成了工业管理；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命（有独特的恩赐、困境与呼召），变成了复制样版的基督徒。

教会提供各种查经技术、小组增长，甚至灵命成长的技术，但这样的技术逻辑却导致我们对特殊“不合作”的信徒保持怀疑，甚至贴上“不良品”的标签；也对“软弱”的信徒缺乏同理心，以为其“属灵生命有问题”，殊不知软弱正是人与人连结的契机，也正是基督能力最能彰显之处（参《哥林多后书》12:9）。

总而言之，基督信仰所关注的是上帝的“位格”（person），是与人、与神真实的同在，而不是“意念”(idea)、不是技术。面对这么庞大的技术霸权，我们有何抵抗之道呢？

仪式：从技术中解放

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其著作《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A Topology of the Present）中，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仪式的衰退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他认为，传统仪式透过形式化的重复，创造出丰富的符号意义，占据人们的深度注意力，使生命变得有意义且稳固，并透过身体参与，将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

然而，在新兴科技的影响下，现代社会更强调创新、世俗性和生产力，导致仪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逐渐减弱，最终屈从于无止境的生产逻辑之中。这种转变使人们失去了从工作中休息、安放自身的机会，无法透过形式上的符号美学与他人形成共同体。在基督教背景下，传统的宗教仪式，曾是信徒凝聚社群、体验神圣与超越的重要途径。这些仪式透过固定的形式和重复的实践，赋予参与者深刻的意义感和归属感。

哲学家及神学家苏明思（ James K. A. Smith）也强调，如何在理性及技术主导的时代中，回归基督信仰的核心叙事。他在《欲望的门训》（You Are What You Love）中阐述，仪式与习惯不仅是我们宗教生活的装饰，更是构成我们生命方向的核心。

苏明思认为，人类不只是理性动物，更是一种“被渴望所驱动的存在”（desiring beings）。我们的欲望、渴望，往往透过无意识的仪式和习惯被形塑，比如消费习惯、工作节奏，甚至是我们如何看待时间与效率。苏明思指出，一切行为都有一种隐藏的“仪式性”，这些仪式在无形中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值得追求”。我们是由每天的惯性行动（ritualized practices）所塑造。习惯，在我们无意识之下，会影响我们所爱。比如，每天对国旗和领袖敬礼，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爱国爱领袖的“好国民”；购物中心的设计与音乐，塑造了一种以消费为核心的生活崇拜；而健身房、社交媒体等现代空间，也有其专属的仪式性，推动我们追求效率、美貌与成就。往往在我们尚未察觉时，“世俗礼仪”已将我们塑造成追求效率和成就的工具人，或是永远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消费者。

苏明思也反思新教传统对“仪式”的怀疑态度。他指出，宗教改革后，强调信仰是基于理性选择与内在感受的结果，而仪式常被视为“无用的外在形式”。但事实上，“没有形式”也是一种形式，生活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某种叙事下被赋予意义，我们无法避免仪式性的影响。关键在于：这些仪式是否在塑造我们向上帝靠近，还是将我们推向技术与生产力的大叙事？

苏明思认为，基督教传统中丰富的礼仪传统，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校准自己的爱与渴望。灵性不是仅仅针对“头脑”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人，包括身体，所以基督教传统中的某些肢体动作——例如跪下祷告、举手赞美或领受圣餐时的行动，这些动作不仅是一种象征，也是实际参与到灵性塑造的过程中。

对我而言，仪式是刻意地从技术的钳制中抽离出来，为神与自我预留空间。这样的仪式提醒我们，不要被效率与生产力的逻辑吞噬，而要重新聚焦上帝的心意。无论是在礼拜、祷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透过仪式重建与上帝的连结，使我们的心重新向上帝对齐。苏明思说：“我们需要仪式，就像一艘船需要锚，来稳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被世界的洪流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