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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旅程——临终关怀专访/王克强

访问者:《海外校园》杂志

受访者:王克强牧师

 

【编者按】

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道出了人生的艰辛。无论我们身份、地位、背景有何差异,都会经历那些令人悲伤、束手无策的时刻。尤其当生命遭遇生离死别,心底的那份疼痛和牵挂,更是令人难忍!

华人文化中,普遍视死亡为一种忌讳,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的表述,解构了人们对死亡的意义的探寻。而对于基督的跟随者来说,面对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生命,如何真实、有温度地关怀Ta们(而不只是提供符合“信仰正确”的标准答案),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反思、探索的空间。

这篇专访,带您走近王牧师的故事,聆听他是如何透过实际的牧养和关怀,陪伴负伤者走完最后的旅程……

 

Q:王牧师,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是什么样的呼召,使您愿意服事临终者?

A:感觉没有呼召,只有际遇。如果被上帝拣选,那一生都是呼召,而际遇就是上帝所安排的,万事互相效力,我就在其中得益处。

1999年我从Fuller神学院毕业,先后在两间华人教会牧会。2016年,我修完了教牧博士班的课程,论文一直没有开始,学校下最后通牒——如果论文无法完成,我过去修完的课程将逾时作废。2018我辞了牧职,全时间写论文,题目是“释放讲道中的戏剧元素”。2019年11月下旬通过论文答辩,指导教授说,“这应该是你最好的感恩节礼物吧!”

趁着寒假,我回台湾看父母,回大陆看岳母。2020年初从上海飞回西雅图,刚进家门就看到新闻,全美第一例新冠病毒携带者,比我早几天到西雅图,已经在一所养老院传开了。于是我在家自主隔离,联络有在聘牧的华人教会,但多数教会告知:“连聚会都停止了,我们暂时不会聘牧。”于是我一边开出租车,一边继续找教会。那时疫情刚刚开始,很多司机都暂时在家,我的生意反而特别好。

原先以为疫情大概几个月就过去了,就跟我太太商量在这一段时间可以学点什么,结果在网上看到了院牧(chaplain)的课程,上了一个学分,疫情更严峻,这时太太工作的公立学校部门,因为疫情打算撤除,太太可能失去工作,于是我选择到外州用有偿实习的方式,完成了剩下的院牧课程。这段时间,我爱上了院牧的工作。自己后来分析,可能是牧会将近20年产生了职业倦怠,院牧与病人的关系是短暂而深入的,这跟牧师与会众的关系几乎相反,许多病人的人生故事与领悟让我着迷,从此走上不归路。

 

Q:对于临终关怀,可能很多人对此比较陌生。可否介绍一下临终关怀的发展历史、背景和现状?

A:我最头痛的就是历史,读神学院时,“教会历史”是我唯一一堂课比希伯来文分数还要低的。

不从历史谈临终关怀(hospice care),但愿意跟大家从英文的字根,趣味地联想一下。“hos-”打头的,多数是与接待行为有关的字,比如“家”house、home、“主人”host、“医院”hospital,甚至于“旅馆”hotel也是从这个字演变来的。讲到这里,英文好又爱较真儿的要问,那 hostile 也是 hos 打头的,为什么是“敌意”呢?没错,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家门口,可能是客人,也可能是敌人。

早期hospice像是一个收容所、或是临时招待所,是由当时的修士为朝圣者提供遮风避雨或暂时休息的地方。身体好的旅客休息一下就可以继续上路了,但生病的人要久住,而重病濒死者,进来就出不去了。

临终病人,是指病人的预期寿命在6个月之内。美国规定,如果要得到临终照护,病人与家属必须放弃积极治疗。放弃治疗,不是让病人不要活了,而是因为病人的预期生命很短,让病人在死以前,有更好的生命质量,能够更有尊严、更舒适地过每一天。放弃治疗所放弃的是因为积极治疗而必须承受的痛苦。我记得在疫情期间,加护病房,甚至于一般病房,是不允许家人会客、或是限制会客钟点,结果从病人有意识,一直拖延到病人失去意识,临死以前身边没有熟悉的人,或者一个人都没有。

临终照护的精神,就是按照病人与家人的意愿,让病人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安安静静地住在家中或赡养院,每天与家人相处,亲朋好友有机会来访并说再见,病人若能仔细交待后事也更心安。病人身体的疼痛,有不同剂量的止痛药,有专业看护定期来为病人擦澡;病人情绪的需要,有家人朋友招呼;病人灵命的需要,也有神职人员提供病人所认定的宗教仪式与临终祈祷,并主动与病人或家属讨论葬礼相关事宜(越来越多病人对自己的葬礼有特别的想法),让病人更能在安详与陪伴中走完最后一程。

 

Q:您认为服事中最大的难处或挑战是什么?您会如何面对呢?

A:感觉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挑战。牧职的训练已经具备,包括神学院与牧会的经验。而院牧特别的一年进修课程中,感觉更多的是要我 unlearn (解构、归零)和 relearn (重构),从非主流的角度去看主流的神学,从教外的角度去观察基督教,从无神论的角度去接触信仰,不是批判,而是无预设。让自己试着以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角度去读圣经,观察自己是什么想法、什么感觉。虽然不可能完全摒弃过去的教育与观念,但仅仅是这样尝试,就让我感觉好奇而兴奋,感觉是一种神学上的修剪。

院牧的探病,没有问卷、没有公式,我让病人选话题,让病人说感受,让病人毫无负担地拒绝我们,可以说是“见招拆招”。美国要求所有院牧同等对待各种宗教或无宗教的病人。病人或家属,按照他对牧师的刻板印象,来决定他是否要接受我的探访,探访的内容与气氛也都是由病人来定调。于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难处:病人拒绝我的探访,因为他以为我要传福音给他;或者我可能会像他所认识的牧师一样,爱说教、喋喋不休。还有家属在跟我联络的第一通电话里,就对我做身家调查,包括我是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我是哪个宗派,等等。

起初,我也曾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与价值,有更多的“业绩”,连哄带骗或是好话说尽,让病人愿意见我一面,或是再回来探访他。当我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以后,我不再“教育”我的病人,或者企图改变病人对牧师的刻板印象,病人愿意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也有病人看到我就流眼泪,抓着我的手一直亲吻,好像对教宗那样。我也不再强调“我不过是人”,我只是静静地让他从他能够认知的行为中得到安慰。

过去做牧师,我到处告诉人他有罪,也天天告诉自己我有罪,这样才能对付、才能进步。现在做院牧,我到处祷告赦免人的罪。过去根据圣经天天宣告上帝的审判,现在根据圣经天天宣告基督的救赎与上帝的赦免。

 

Q:您服事的成员中,是否都是基督徒?如果有不同信仰者,您会如何关怀Ta们?

A:我的临终病人大概有一半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另外一半是其他宗教或是无神论者。正如我前面提到,有些病人以他们过去对“牧师”的印象去设想我与他们的互动,在一开始就拒绝了院牧的探访。

以病人为中心是我服事的理念,我的工作是按照病人的认知与他能理解的模式,为他带来更多的安慰与更大的平安。对于不同信仰的病人,如果他愿意跟我谈,我会试着引导他“从他的信仰架构去思考他的生命与死亡”,盼望他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更多的平安。

有一位84岁的女病人,第一次探望她,愁眉苦脸,得知她是日本佛教徒,回去后我上网找日本佛教音乐准备放给她听,搜索到日本帅哥和尚药师寺宽邦,听了很多首,我开心了好一阵子。第二次去探望病人时,就放给她听,她表情立刻变得很安详。

值得一提的是,我观察到临终病人多数的苦恼,并非来自于信仰的不同或是不清楚,而是“关系”——紧抓不放的关系,包括爱、恨、无法饶恕、或感觉愧疚。

 

Q:如果有亲属知道家人的情况,而采取善意的谎言,您会如何处理?这会影响到您的服事吗?

A:不同的文化,对“善意的谎言”有不同的评价与解读。家庭内的互动模式由来已久,哪一个成员主导,哪一个成员温柔,或是个人自以为是,或是依赖性强,或倔强或懦弱,角色与功能几乎都已经定型,不需要我来点破或主持正义。病人如果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我绝对以病人为优先,甚至会在家属的面前维护病人的权益;但若病人不知情(美国很少,一般情况,医生会先告诉病人,而非家属),那我就会以家属的意愿为意愿,家属不要我说的,我就不说,但家属如果要我说善意的谎言,我会请他自己告诉病人。我问这样家属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病人会希望你对他这样吗?”

我很庆幸在院牧的工作上,我不需要说善意的、或任何的谎言。家属以他自己的认知,选择说谎,已经有几分痛苦在内。

真善美,我认为“真”走在“善”的前面,真就已经是善了。

 

Q:在您服事的群体中,是否有病患者想要寻求安乐死?如果有,您会如何处理?

A:仅是我的病人里面,平均每一个月就会有一两个想要安乐死的病人。

目前美国有10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安乐死是合法的。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几乎清一色是要18岁以上,并且医生诊断只有6个月以下的存活期。而病人要进入我们公司的临终服务,也是需要医生诊断只有6个月的生命。因此我的每一个病人,都有资格选择安乐死——如果他愿意的话。

过去我认为安乐死就是自杀,是不符合圣经了,现在不这么看。药物,包括止痛药、消炎药、手术、心肺复苏术,都介入了人的身体与生命“自然”的发展,介入了上帝的作为。

生命只剩下6个月的病人,寻求安乐死,有的是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有的是不想“经历”死亡的那一小段时间。伍迪·艾伦有一句名言“我不怕死,只是发生的时候我不想在场。”(I’m not afraid to di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there when it happens.)

寻求安乐死的病人,也并非每一个都是胸有成竹的,有的病人会问万一他后悔怎么办?我有一位病人才57岁,她在老人院的时候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疫情期间,老人院不准孩童进入建筑物,所以孙子们都不能来探望她,她说这样不如死了算了,于是要求我们开始帮她办理手续。过了两个星期,女儿把她接到家里去住,她说不要安乐死了。还有一位病人,全身痛得无法入睡,止痛药都没有用,他申请安乐死,而有时候止痛药有效了,他又改变了主意。

我在接到病人安乐死的要求,转介给护士去安排以后,我会帮助病人与自己对话:为什么要安乐死?病人想要的什么?或者怕的是什么?我不会劝退,而是希望不论安乐死与否,病人能够没有内疚或罪恶感,心中更有平安。

 

Q:在服事中,您会刻意传福音吗(无论是给病患或是其亲属)?您如何处理社会关怀与传福音之间的张力?

A:我不会刻意传福音,也不会见缝插针,或者说“把握现今的机会”。以前因为自己信耶稣,就觉得我比别人更知道他自己,更知道他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或者应该要什么。现在知道我不知道,学习尊重对方。

我开始对“与上帝同工”有不一样的解读。过去将近20年的牧会期间,我认为我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大使命),然后我就努力去做,祷告求上帝保守我所做的。现在我的态度是“上帝不做,我也不做”,但是保持高度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上帝在哪个病人或家属身上动工了,我赶快插上一脚。带人悔改、带人信主不是没有,只是不像过去成为我与人交往的唯一目的,或是我的隐密企图。

至于社会关怀与传福音之间的张力,这个题目太大,庆幸自己在院牧的岗位上,不需要在两者中间做选择,甚至于做分别。

 

Q:您认为对于临终关怀,我们的欠缺和需要是什么?教会或基督徒是否有一些值得反思的空间?

A:求生之欲是上帝摆在我们里面的,除了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与排斥,保罗对死亡的叫阵“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参《哥林多前书》15:55),更让我们有了神学依据。但保罗指的是超越死亡,或说是经过死亡的复活,而非避死或不死。

华人教会只谈生不谈死,我们只会奉主的名祷告求医治,使基督徒错解上帝的能力与计划,使病人与家属产生错误的盼望或内疚,对上帝产生不正确的质疑与愤恨,严重的会让病人成为属灵的受害者。一位62岁的女性病人,已经相当虚弱但仍有意识,女婿是教会长老,女儿信心十足,要自己教会的牧师与“祷告勇士”多次来为母亲得医治祷告。病人为了哄着女儿,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准备好见上帝,只是宁可自己情绪上辛苦,无法与家人“安安静静地走最后一程”。断气以后,女儿才打电话要院牧去为病人做灵魂安息的祷告,料理后事。

华人文化中还有道德绑架——“你怎么可以放弃病人呢?”,或者信仰绑架——“你对上帝的医治没有信心吗?”电视剧也清一色地教育我们“医生,不论多少代价,一定要抢救病人,我们绝对不放弃!”

让临终病人或家属选择停止治疗或抢救,在无神论者,可以是接受严重病情的事实,让病人不再受苦,而有更多的安宁。在基督徒,可以是对上帝一个极大信心的表现,相信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相信上帝的安排,相信“万务都有定时”(参《传道书》3:1),更接近“即或不然”的信心,更接近“成就你的旨意”的信心。

院牧需要帮助临终病人面对死亡,帮助家人接受亲人即将死亡的事实,不论性别年龄(我最年轻的病人是24岁的厌食症患者)。

 

Q:可否谈谈您在服事过程中,最大的感受、体会和建议?相信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陪伴身边的人,活出爱的信仰。

A:我几十年一直专注在如何做个基督徒,做个好的基督徒;如何做个牧师,做个好的牧师。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做一个“人”过。离开教会的牧职、离开会众,这几年让我好好地面对自己是个“人”这一件事。原来上帝造我的起初,他造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是一位牧师,而是一个人。

接受自己是一个人,开始面对人真实的感受,不急着去“对付老我”或是“脱去旧人”,而是面对、直视,惊讶上帝所造的奇妙,不厌恶自己,而是接受自己。卡尔·罗杰斯感叹道:“奇怪的悖论是,当我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就能改变。”(The curious paradox is that when I accept myself just as I am, then I can change.)

我感觉自己更真实、更亲切;更少的教导、更多的聆听。

如果再回去牧会,看起来将会是没有什么事工、没有什么系统教导、可能没有什么神迹,就是带着一群蒙赦免的人,好好地做一个人,真实地面对自己,彼此接纳,不急着到处祝福人,而是常常想到、看到自己如何蒙福,并且分享出来。彼此之间更少的客套与称赞,大家以礼相待,因为看见自己的渺小与软弱而不越界去管别人,用聆听与接纳来等待圣灵在自己与别人身上将要做的改变。从会友分享的挣扎与破碎中,我无法再绞尽脑汁地去帮助他或带领他,而是从他的生命中看见自己的破碎。

以前我不敢让自己的服事闲下来,觉得那是浪费时间;现在我不敢让自己的生活忙起来,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坐在病床边握着病人的手让他说,我不再觉得自己像心灵医师、真理教师、甚至关顾牧师,我看到他是一位临终病人,剩下6个月的生命;我也是“临终病人”,剩下的生命,比6个月多一些。

 

本文选自OC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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