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维东
我刚来美国不久时，有一次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听苏文峰牧师讲道，他说要办一份以大陆学人为对象的刊物。我记得会后我还上去和苏牧师说了几句话，说什么不记得了，但苏牧师的质朴和实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那是1992年，刊物当年年底就面世了，叫《海外校园》。
转眼十年过去了。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是个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不经意就过去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这迅速流逝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事物消逝了，也有许许多多的事物诞生了并成长着。对于世界来说，《海外校园》的面世也许是件微不足道的事。可对于海外的众多中国学人而言，《海外校园》却是他们在生存和文化的夹缝中，认识并接近信仰的重要园地。
《海外校园》的成长正是很多海外学人，当然也包括身在中国的作者和读者，积极支援的结果：发行量越来越大，如今每期几万份，顶得上大陆某些著名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了；发行周期缩短，由季刊变成双月刊，再加上后来每年四期的特刊《举目》杂志，每年实际发行十期。这些外在的“指标”，正是《海外校园》十年来的成长“指数”。
内容上，《海外校园》也日益丰富多彩。刊物初期的内容比较单薄，大部分都是见证类和圣经知识普及类的文章，看起来不像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我印象中，从1994年开始，杂志编排上有了很大改观，散文、小说、诗歌、评论、漫画、摄影以及富有哲学深度的随笔越来越多，杂志也越来越有看头了。我曾见到纽约有一家中文书店卖《海外校园》杂志。我第一次看到《海外校园》好像就是在那家书店，那是1994年。后来我设法找到了以前的部分杂志，看着看着，我由读者变成了作者。
我在《海外校园》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悲剧顾城》。那篇草草写就的文字，《海外校园》热情地接纳了。我记得当时的责任编辑苏师母，对文章结尾提出了非常具体而且中肯的修改意见。对于作者，《海外校园》编辑们的态度不是一次性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式的，而是“始终如一”。我给《校园》写稿，断断续续也快七年了，可编辑们仍像当初那样亲切、认真。《海外校园》的编辑们大多数我都见过面，他（她）们的善良、赤诚、朴素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使命感，使我深为感动。
这里我不得不再提一下苏文峰牧师。他和苏师母从事福音工作有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将青春、才华整个都奉献给了神国事工。1998年我去《海外校园》杂志社开座谈会，苏牧师开车带我们几个上街。苏牧师的车子是一辆老旧的美国车，那车连一道斜坡都爬不上去！他们是不是没本事赚钱？不，凭他们台大毕业的才智和能力，他们可以进入很多赚钱的行当，可他们选择了一条简朴的传福音之道。不过我知道，他们内心的快乐与平安，是多少物质财富也换不来的。我喜欢和他们面对面地说话，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也让我感到快乐。
在这个日益功利化的世界，苏牧师伉俪让我感动。我想正是由于他们，《海外校园》才能越办越好。我认识或听说一些在美国办报刊杂志的人，从他们的经历（大都是失败的）里，我知道在海外办一份中文杂志有多难。有些杂志尽管开始有相当雄厚的财力支援，结果还是没几年就难以为继。《海外校园》的成功，除了人为，大概还有天意吧？
为《海外校园》写稿，于我自己也是个收获。写稿的过程，也是自己对信仰思索的过程。而因为《海外校园》的牵线，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比如远志明、范学德和张海燕诸兄，以及陈惠琬大姐、方仁念老师等等。
在《海外校园》创刊十年之际，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海外校园》的朋友，更希望读者因为《海外校园》的牵线而认识耶稣，接受那古旧而弥新的福音，我想这才是《海外校园》同仁的一片苦心和热心吧。
作者来自安徽，美国Rutgers大学统计学硕士，现居纽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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