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文／范学德

我没有信仰真空

在中国，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研究、教授了哲学多年的知识份子，我自信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实为最好的人生价值观。我没有“信仰真空”，需要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来填补。我觉得我很忙，有许多事情要作，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思考那个虚无飘渺的上帝上，更不应受宗教的清规诫律、死板教条的束缚。七九年大学读书时，去过一次一个破烂的小教堂，仅仅是为了看新鲜，凑热闹。

当然，我在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过程，也多少接触了一点基督教。我欣赏耶稣的某些伦理教诲，认为祂和孔子的学说一样，都是人类伟大精神宝藏。我在向我的学生—共产党的中级干部—讲课的过程中，也从正面的意义上引用过耶稣的话，如同引用孔子、释迦摩尼、默罕默德的话。在共产党的省委党校中，我这样做，不仅多少有点刺激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和胆量。我多少次地试图把新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是，都失败了。遇到谈神迹的地方，读不下去。觉得那是迷信，反科学，只有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原始初民和没有受过启蒙的民众，才会相信这天方夜谭。

我有民族自尊心

91年秋，我来到了美国，生活环境使我无法再回避信仰问题了。我看到了许多人信仰上帝，其中一些人竟是学自然科学的博士、硕士、学者和教授，他们不仅信得那么虔诚，还向我热情地传福音，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死后复活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许多问题开始困扰我了。

但是，从我的文化本能出发，我强烈地拒绝基督教。我实在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原因之一是：我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西方人的价值信仰，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排它性。

我从小接受的是官方所灌输的历史史实和历史观：传教士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是写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的特权，传教士是在列强霸权的保护下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我把官方这些“科学的历史结论”都放进了我那狭隘的民族意识中，从来没有独立地考查一番这些历史结论是否真的科学，大炮怎么能和福音连在一起？杀人岂可与爱人并论！一想起这些问题，我的情感总是战胜理智，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使我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近代史。

自从五四运动起，“全盘西化”渐渐成为文化的主流。四九年之后，“走俄国人的路”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宣传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拥抱“蓝色文明”又成了时髦新论。我为这一切深深地忧虑，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无法拒绝拥有现代科技的西方器物文明，也无法拒绝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的西方制度文明。但是，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可是，我又想，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条根，我们怎么可能拥抱西方文明而把基督教拒之于千里之外呢？

我看见西方文明的衰落

在美国，我亲眼看见了西方文明的衰落。我无法相信这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化。毒品泛滥、枪枝失控、种族冲突、家庭解体、色情暴力充满传播媒介，冷漠、孤独在人的关系中打下深深的痕迹。我想，如果美国文化真的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它是基督教文化，那么，这一切丑恶现象岂不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份吗？那么，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何在？信仰基督既然不能救美国，又怎能救中国呢？

和一些美国人讨论基督教时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西方式的：他们以为只有自己这个宗教流派对圣经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他们非常愿意批评和自己见解略有不同的其他宗教团体。在知与行、我与你、人与天的关系上，他们常常陷于信仰和生命、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与分裂。

一些华人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时，他们讲了许多道理和历史。他们讲得越多，越认真，我往往就越反感。我发现：他们只讲耶稣、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很少谈到汤尧禹舜、文武周公、孔孟老子。当他们偶尔论及孔孟老庄时，总是指责批判多于欣赏理解。他们可能读过圣经许多遍，但是否把《论语》《道德经》读过一遍，就不得而知了。我很失望，难道中国人相信了上帝后，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都要变成美国人一样吗？

我读到许多“禁书”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美国可以读到许多我在大陆无法读到的宗教性的禁书。这些书籍不仅增加了我的知识，也逐渐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

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强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这颗神圣的灵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我高傲的头颅，我终于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着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于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往并没有像戴德生那样爱中华，更谈不上为了中国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像他那样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为这个信仰舍弃自己的一切。

虽然我至今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基督信仰怎么会和大炮一起涌入神州？但是，大炮轰开的毕竟是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使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在船坚炮利的震撼下，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并由此中国人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科技—器物文明建设，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史实。我还看到了被官方纂改了的历史的另一面：即传教士为了中国人民从“以理杀人”的礼教下解放出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连胡适也不得不感叹，宋明至清八百年间，理学家未曾为妇女裹小脚喘过不平，反需要等到传教士抵华后才逐渐将它破除。至于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走出了历史的迷雾

我又思考了另一个问题：洋教是一个眨义词，为什么中国人只称呼基督教为洋教呢？如果我们把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视为“洋教”，那么，同样源于中东的伊斯兰教为什么不被我们视为洋教？今日被我们中国人视之为“国货”的源于印度的佛教岂不也是“洋教”？尽管，程朱陆王这些理学大师都是靠批评佛教起家，但他们哪一个不是靠吸收佛教的精湛哲思而深化自己的思想，从而把先秦入儒学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峰！

为什么大唐没有视佛教为“洋教”，反而有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强盛，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有信心，有能力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的挑战。唐人有宏大的气度包容、容纳、吸取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唐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我们被外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败得很惨，它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且，这种伤害是由比我们强大的对手造成的，而它在伤害我们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信仰—基督教。于是，民族屈辱感和盲目的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人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洋货”往往除外）都作为仇恨、排斥、打倒的对象。

我对基督教的反思

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后，我对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能反思了。从宗教的不同形态来看，排他性是不同的宗教形态的共同特性。按照佛教的传说，释迦摩尼诞生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佛教徒崇拜的对象只是释迦摩尼。默罕默德亦是，他所讲的上帝是唯一的真主，回教徒只能面对麦加崇拜。基督教的标志只能是十字架，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从宗教真理这个层面来看，排他性是宗教不可缺少的根本特性。因为，上帝只有一个，所以，信仰的对象—上帝不可能有多个而不假、不伪，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神。这决定了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即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充作上帝，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如果我承认上帝只有一个，我必须承认他所揭示的真理具有唯一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代而不易；与之相反的观念不可能是真理。并且，这个真理的体系具有统一性：即他所揭示的各个真理之间不可能自相矛盾，自相反对，自相否定。

我不但理解了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性、排他性，也明白了它的超越性、普世性。尽管基督教源于中东，发展在欧洲，但是，它超越于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欧洲文化，它超越于任何一个文化。因为，上帝是人类共同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与上帝建立一个独特的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一关系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代替也无法消灭的。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上帝是无限，文化是有限；人有限的文化和无限的上帝之间永远存在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始终如一。因此，不分东方，西方，基督教都能在其文化中展示并灿烂的生命；不论白人，黑人，黄种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或她的心灵来崇拜上帝。

那个深夜，当我在心灵深处呼喊“天上的慈父”时，我终于看见了天国—它就在我的心中。我，就是耶稣一直在寻找的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