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属地的身分，进入与永生上帝的关系，在他里面实现最终极的价值，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
文╱杨天道
迷失于环境
记得曾看过一部电影叫《迷失东京》，主角是为拍摄广告，独自来到日本的中年男星，和大学毕业不久便跟随丈夫漂泊的少妇。在浮华喧嚣的大都市心脏，语言沟通的缺陷衬托出的迷茫中，这对偶然相遇异乡的男女，建立起微妙的情感联系和友谊。这陌生国度里的夜色始终是含蓄而犹疑的，就像他们望出去的眼神。故事的结尾，两个人不动声色地回到庸常的生活中，观众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
影片的情节遗忘了许多，但片名的“迷失”二字让我回味良久。令剧中人怅然若失的，是东西方文化的迥异，是人们内心波澜的不可捉摸，还是终究无法逃离命定的生活轨道？
甚至我们这些观众的人生，也正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似乎经过了许多风景，又似乎哪里都没有到达。我们努力调整步伐让自己汇入人海的流动，但不期然的遭遇、日常经验的颠覆，提醒我们原来是活在陌生的世界上，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也许西方人初次来到东方所经验的迷失，同我曾经一个人去到纽约，驻足时代广场和第五大街时的心情相仿。在自信而机警的各种肤色的面孔中，在嘈杂而节制的各种语言的声浪中，我尽管费力地辨认，却总也找不到一缕熟悉的气息。
原以为轻易就会遇到的中国同胞，似乎都隐藏在这潮来潮往的人群中了。其实连我自己在别人眼中，也无从得知来自何方，去向何地。我于是停止东张西望一直走下去，脚下的街道仿佛变成流动的沙滩，四周的空气突然有了海水的味道。没有电影人物那样的曲折剧情，但我仍像故事的题目一样，迷失在纽约的街头。
我想，陌生的文化之所以让我们困惑，与其说是它动摇了我们心理的框架，不如说是它凸显出我们的与众不同。于是，人们模仿电影电视上的插科打诨，不假思索地复制俗艳的手机短信，使用空洞无物的网络语言，无非是要回避发出独特的声音。而当我们再也无法识别出自己的声音，便似乎可以延宕关于身分的诘问：我是谁？我究竟有何不同？
迷失于人群
在国外的时候，有时会被误认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我发现交通警察聪明得多，他们干脆不问国籍就写下“亚洲人”了事。仔细想来，也许亚洲各国的文化的确正变得越来越相似，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将整个西方世界或白皮肤的人们，当作一个简单的概念呢？
当初申请驾驶执照时，当办理证件的小姐不容置疑地将我的眼睛登记为“棕色”时，我曾有过一霎那的惊愕和沮丧：我们中国人难道不都是黑眼睛吗？我在何时与何处失去了这至关重要的特征？
公务员当然不会弄错我的身分，但她判断的依据仅仅是一纸证件吗？在形形色色的身体、语言、饮食、传统等等特征之外，人是否只有地理坐标上的意义？假如有一天地理的界限可以拆除，人们能够任意选择栖息的场所，还可以如何区别我与其他人的不同吗？在全球化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麦当劳、windows、ipod不再感觉陌生，我们究竟是丰富了自己，还是迷失了自己？
我们习惯在团体和社会中认识自己，不仅因为我们的生存仰赖于生态系统和人际关系，并且对自我存在的意识和肯定也往往要藉助群体：我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于是在任何地方和时间，社交成为我们不得已、乃至热衷的活动。
从社团协会到论坛网友，人们都在寻找可以确定隶属，甚至永远隶属的群体。飘零，总是危险的，因为人生中布满重重迷雾。为了战胜我们的不稳定感和对未来的惧怕，我们宁愿藏身在扰攘的人群中、万千的人面里。
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失去实感而茫无所依，虚幻的电子游戏空间竟成为最赢利的商品。Internet将全世界的人联结起来，但每个使用者都被赋予任意多个ID，许多人遂习惯生活在一己的想像之中。人们对电脑网络的喝彩和声讨仍然在继续，而我不能不忧虑的是，当键盘与显示器在一瞬间，消融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差异，不论年龄、职业、学历还是面容、谈吐、情绪，我们还剩下什么？是大家都不否认拥有的人性吗？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人性的驳杂错综？
对“我”的认知
在圣经中，耶稣一再问他的门徒，“我是谁？”他坚持要求得到回答，固然是因为他的身分关乎不可妥协的真理。但也不妨推想，当他与门徒们朝夕相处，渐渐深厚的亲密感难免令他不再神秘、不再超凡。可是停止了关于“耶稣是谁”的追问，忘记了他始终与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称为“教会”的这个团体终将变得空洞无物。
这也许正是基督教信仰最大的陷阱，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发现，外表看来谦和平凡的这位人子，竟是宇宙万物赖以存在的太初之道。无怪乎耶稣的教导和要求对于那些单单要求耶稣只做朋友的人来说，常常是极大的冒犯。
另一方面，耶稣不允许门徒的答案是人云亦云，因为我们只有恢复成为独立的个人，才能认识他的世界和我们内心的世界，进而确定自己的真实。虽然人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容易获得知识和数据，但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单独地面对和解决人生的问题。
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中，团体可以淹没甚至代替人的个性，广告可以影响甚至操纵人的决定。其结果不言而喻：当我们弄不清自己是谁，不仅我们的行为自相矛盾，我们的目标也自相矛盾。
当代人的虚无和恐惧、愤怒与自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生命失去真正的参照点。而没有坐标的人生就像不带地图的旅客，至终会迷失在路途上。作家卡夫卡的名言道出多少人的叹息：“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重新寻回我们的生命的坐标，不是藉由职业、财富、学识、名望等等。世界用来定义我们的这一切指标，都具有明显的瞬时性和脆弱。甚至包围我们的社会关系，也不能拯救断裂和零散的人生：团体虽然令我们的生活丰富，却无法让我们的迷惘消失。艺术家们则用作品暗示我们：人之存在不能从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得出意义，而必须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观望。
这便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极目天宇、指点繁星的原因。宇宙的浩瀚和奥秘衬托出自己的渺小，他不禁喟叹，“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诗篇》8：4）但诗人随即想到人的尊贵荣耀超越这可见的壮观，因为他受命管理上帝所造的万物。人的独特之处，是他可以分享上帝的工作、恩典和喜乐；而人最根本的困境不是与自然的不和谐，却是与超越世界的永生上帝的不和谐。
奥古斯丁说，“一个哭泣的人胜过一只快乐的虫”，意思是即使罪、疾病、衰老等等模糊了对现实的感触，遮蔽了一个人心灵的光芒，我们仍然要尊重那不可估量、无与伦比的地位：他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也能被救赎来永远享受和荣耀上帝。
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基督徒孜孜以求的不是健康快乐，而是圣洁无瑕；不再期待世上完美无缺的幸福，而是等候上帝国度的到来。用鲁益士的话说，我们渴求的是“尚未寻见的那朵花的香气，尚未听闻的那首曲子的回响，尚未访临的那个国度的消息。”假如我们是为另一个世界而诞生的，那么我们在得以窥见那里的一抹风景之前，便永远不会对过去和现在满足。
重建人生坐标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期望委实有限，充其量是实现一个人的自我。但我们努力要实现的，是怎样的自我？既然人生的真实与价值是由上帝的形象确立，我们便需要依据上帝的启示来校正自己的道路。
生命仿佛一泓清水，要反映出上帝的光彩。有时，水面荡起的涟漪甚或波澜，让原本精致完整的光影瞬间零乱、变形。我们平日往往不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惟有当灾难临到或事情出现差错，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也许人生正像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灯火通明才是真正的黑暗。圣经所知道的黑暗，不仅是罪的深渊，也是隔绝之地。而上帝呼召我们进入的奇妙光明，不仅是义的居所，更是与他亲密无间的乐园。有时候则是恩典的奇异，令我们困惑自己究系何人。
就像大卫得知上帝应许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时，圣经如此记录他的反应：“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上帝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撒母耳记下》7：18）大卫在扪心自问时领悟到的卑微，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恩典的那一刻都会感受得到。大卫的祷告，无意中道出了真理：一个人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才能真正明白他的身分。
许多人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是接过初生婴儿的那一瞬间。我猜想那是由于为人父为人母的意识，使人的身分一下子丰盈起来。而亲人或挚友的离世令我们如此怆痛，恰恰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身分的一重坐标。
人生中的收获与损失可以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端赖它们是否重新定义我们到底是谁。而基督徒信仰生活中的痛苦和祝福，都会让我们明白生命的复杂，和我们作为“灵性的存在”这一身分。假如人的生存仅仅寄寓于物质，那么我们的幸福便是功利的幸福、短暂的幸福，生命的美丽也无异于无根的花朵。唯独当我们进入与上帝的团契，才终于置身一个有意义的脉络中，面对一个可以作出终极的价值说明的世界。
每每从报纸上读到商贾瞒天过海、高官欺世盗名，或者学生出卖身体的报导，我总觉得真正值得扼腕叹惜的，是当代中国人对尊严的丧失感觉。这种尊严的意识，须臾离不开我们对自我的灵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责任的感知。就像大卫的祷告提醒我们的，人们不仅依赖上帝得到生命和呼吸，而且要继续在同上帝的关系和责任中找到真正的身分。
技术和经济的发达不可以淡化、替代人生的价值，全球化的进展更不应该消泯人被造的独特性。超越属地的身分，进入与永生上帝的关系，在他里面实现最终极的价值，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
生命失去了坐标，也就必然失去深度。不但无法发挥出我们的潜能，也时时会在混浊如泥的世途上陷入迷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古老的信仰挑战我们寻回迷失的身分，让我们可以不至忘记过去，不再漠视现在，也不必惧怕未来。
作者现居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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