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临 风
名人指数
我们今天有各样的指数，用以测量变化。笔者也有一个“指数”，用以测量社会的冷暖心态。那就是“名人指数”（celebrity index），用以测量社会名人的受欢迎度。
以往，影视和运动明星常列名人指数的前矛。到了九十年代，最受景仰的名人成了公司的老板。从克莱斯勒的李．艾阿寇卡（Lee Iacocca），通用电器的杰克．渥胥（Jack Walsh），到苹果的史迪芬．贾布斯（Steve Jobs），微软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甲骨文的赖锐．爱利深（Larry Ellison），亚马孙的杰夫．贝奏斯（Jeff Bezos）等等，都是小儿皆知的超级英雄。九十年代的总裁们不必谈利润，而是谈新的商业模式，谈改变竞争法则，谈愿景。他们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人们高度的关注，他们似乎是不可能做错事的超人，以致于造成了今天的气焰。
七十年代，总裁的报酬是雇员的40倍左右，1997年大约是200倍，到2000年竟然达到了531倍！使得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或生女，但求生个小盖兹。甚至连无品无德的“无情炼锯”艾尔（Al Dunlap，注一）都红透一时，华尔街趋之若骛。
自从安容公司（Enron）的弊案曝光以后，人们才发觉许多商界的领导班子，为了贪心出卖了投资者和雇员的利益。一个接一个公司的财务丑闻，证明这已不是孤立的事件，乃是商场根部的腐烂。人们对公司失去信任，投资者却步不前，股市一片漆黑，使得许多人多年的投资付之东流。这种对整个商业运作系统失去信心的现象，是自1929-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所仅见的。
到了今天，最受人痛恨的名人就是公司的总裁或财务主管了！这些名牌公司包括Enron, WorldCom, Arthur Andersen, Global Crossing, Quest, Tyco, Rite Aid, Vivendi 等等。这些总裁多是红透一时的名人。譬如Tyco的总裁Dennis Kozlowski，他过去数年来名列于商业周刊“全国25名最优总裁”的英雄榜。现在，他们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些天来人们最熟悉的电视画面，就是这些老板们，一个个在国会的公听会上，沿用宪法第五条修正款保护自己，拒绝作证。
冰冻三尺
难道这些从名校商学院毕业的“才俊”，真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吗？或是他们利令智昏，失去了道德的辨别力？还是他们的道德观与你我不同，超越常人？
岂知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美国的“国家学者协会”在今年七月，对401个大学生作了一次调查（注二）。有73% 的学生说，教授教导他们，是非的观念完全由各人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的价值观来决定。只有25% 的学生说，教授教导，社会上应有一致的是非标准。当要求他们评估各种商业运作时，38% 的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执行平权，只有23% 的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提供正确的财务报告给投资者和债权人。
“国家学者协会”的负责人认为：因为大学里宣扬相对主义，并且把伦理问题政治化，大学教育很不智地给贪心提供了理论的支柱。这就是丑闻案的社会背景之一。
换而言之，这些现象不只是行为层次的问题，而是道德观念和信仰层次的问题。
这些作弊的公司所雇用的都是优秀生。安容公司的前总裁肯．雷（Ken Lay）曾夸言说，他只聘请哈佛和华尔屯（Wharton）商学院的毕业生。
最近，监狱事工创办人寇尔深（Chuck Colson）提到一个哈佛的故事（注三）。八十年代，他有一位朋友捐了两千万美元给哈佛大学商学院，作为教导伦理学之用。寇尔深提出反对。他认为哈佛大学认定哲学的相对主义，故而没有能力教导伦理学。哈佛的董事会对这个评论非常不悦，于是把他请去商学院演讲。
寇尔深接受邀请而去，以为会受到炮轰。他的讲题是：“为什么哈佛不能教导伦理学？”虽然来听讲的人很多，但是讲完以后，学生的表现却是非常地温顺。似乎对他们而言，伦理的问题不值得去争，甚或是他们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了解？听众之一就是后来安容公司的一位总裁Jeffrey Skilling。
十年以前，著名的神学家诺瓦克（Michael Novak）曾主张（注三），西方的自由民主好像是一个三脚凳。政治自由是第一只脚，经济自由是第二只脚，道德责任感是第三只脚。若是失去任何一只脚，这个凳子就会翻倒。而从最近的例子来看，这第三只脚似乎已岌岌可危。
市场与民意的压力，促使立法者订立新法案来约束公司的领导班子，这其实都是治标之策，只不过是政客们争取在十一月份连任的表演。历史证明，法越繁则人越枭。今天的法律再也不能告诉我们对与错，它只能告诉我们合法与否。但愿美国有道德良心的领袖，真的能够对症下药，重新面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现实。
法律身后
中国的经济也正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往往以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商业运作，鼓励敬业精神就是致富良方。孰知，在资本主义的背后，还有尊重私有财产，权利互重，遵守法治，减少债务等等基本认同。这些自由市场的伦理观都是从圣经来的，是法律背后的依据和支柱。
其实，基督教从来没有说金钱是恶的，圣经批判的是贪心的可怕。“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箴言》28章25节也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这本是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但在这个后现代社会，它却好像是迂腐之辞！
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常常是社会的良心，对社会的不公正提出抗争。例如，工业革命以后，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童工和女工受到压榨。七岁的孩子居然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基督徒政治家，Shaftesbury爵士出来为民请命。他呼吁：凡是在道德上错误的事情，不可能在政治上是对的。他的改革运动终获成功。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为了约束工业化系统的冷酷势力，在英国历史上没有人比他贡献更大（注三）。
当时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后面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是来自当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是基督教影响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繁琐的规条，更是这种蓬勃的道德力量，以及推动这种改革的生命力。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道德操守也同样重要。笔者常常纳闷，到底什么是我们社会不变的道德观呢？当然，我们需要一套有说服力、有吓阻功用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更需要能主动启发、鼓舞生命力的道德力量。历史告诉我们，若是没有从宗教来的道德力量，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前途堪虑。否则，纵然立法如毛，也无法改换风气，反倒有矫枉过正，侵害自由权的危险。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现成的例子。依笔者看，公司老板的名人指数可能要在谷底停留好一阵子了。
注：
一、 Al Dunlap在商界以凶狠出名。他每接管一个公司就大力裁员，炒高公司股价，所以得了“无情炼锯”艾尔（Chainsaw Al）的绰号。他接管Sunbeam公司以后，不但如法泡制，而且作假欺骗，拖垮了公司，1998年被董事会开除。
二、 “Reaping the Whirlwind,” Timothy Lamer, v.17, Number 27, July 20, 2002, World杂志。
三、 “The Wages of Secularism, New Laws Won’t Prevent Another Enron,” Chuck Colson, June 4, 2002, Christianity Online. 或参考 “Sharks, Stools and Secularism,” Breakpoint with Chuck Colson, April 1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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