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纱线

 

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很不幸。奶奶病倒是不幸,我因此不能实现我的美国计划也是不幸。

 

 

 

文/黄 因

 

 

 

没有实验证明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耶稣的故事,因为我的祖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祖母带着我和弟妹在饭前祈祷,给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但我那时太小,不大明白。因为政府对基督教采取批判和压制的态度,我的父母都不在孩子们面前提基督教,只有祖母不怕。

上了幼儿园之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我们是唱着《国际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国际歌》中有一段歌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老师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自然科学课程中,我们接受进化论教育。少年的我很天真很单纯,对学校灌输的一切都相信,从不质问。

文革以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成了疑问。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类的前途和人生的意义。有人研究各种宗教,想从中找答案;有人想从民主科学救国中找出路。我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就在那时信了基督教(我祖母说她是“得救了”)。

我虽然一如继往仍是祖母的知心朋友,但却不信她的神。我较偏向从民主科学中找出路的一派。我努力读书,认真工作,生活很充实。我并不反对基督教,但要我相信有个神在那里就很难。没有任何实验证明有上帝,叫我怎么信呢?我们曾经坚信的共产主义理想已成泡影,好不容易从一个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真不想再找一个钻进去。

来到美国后,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和先生也跟朋友上过几次教堂,但都没有信。但自从认识了我的同事Margaret,我开始对基督福音产生了好奇。Margaret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生物学和化学。

记得以前我对一位向我传福音的人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如果实验证明有神,我就信。”我想Margaret做过的实验一定很多,但科学实验证明不了神,她怎么会信呢?我就问她这个问题。

她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她还说了许多,我不能都记得,但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思考。她说你看宇宙万物,大至宏观的天体,小至微观的原子,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运动,使你相信在这背后有一个万能的设计者──那就是神。

我开始质疑进化论。其实来到美国后我也看过一些书,抨击进化论证据不足,甚至有的证据还是伪造的。但我在思想上还是很难走出进化论的框框,心里很矛盾。

 

 

有情有理有泪

 

Margaret送给我一本圣经和一些福音书籍,其中有苏美灵博士写的《圣经与生物学》。苏博士是学生物学和化学的,是Margaret以前的同学。她的书很有说服力,有很多现象和数据说明。她是怀着对造物主敬爱和感恩的心,来描述大自然中的许多奇妙设计的。

我虽然也很爱大自然,但从来不懂得以苏美灵的眼光和角度去发现赞美。她的书使我很受感动和启发,我开始愿意读圣经。一开始很难读进去,特别是旧约,读起来像神话故事,很难相信。爸爸知道了,建议我先读新约的四福音,先认识耶稣,因为耶稣短暂的一生影响了全人类的文化,我照做了。

耶稣的言行真是很令人敬佩。他的哲理,他的比喻,他的爱心,他的神迹,他的宽容(甚至爱仇敌),都不是常人做得到的。

我还读《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失了大地,得了天空》等《海外校园》丛书,以及《海外校园》杂志。前两书的作者,远志明等人,写了1989年“6.4”之后他们的思想转变,到接受耶稣基督的过程,写得很深刻。我是同代人,很理解。

《海外校园》杂志对我的影响很大。杂志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与我背景相似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写的。有的写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如何尝试研究各种宗教,最后承认基督教;有的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释圣经《创世记》的可靠;有的写如何走出“知青”历史的阴影,不再沉重无奈地活着,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有的写在物欲横流、真情迷失的世代中,在灵魂挣扎寻索不知去向时,如何找到了基督真理的光芒,等等。篇篇发自内心,有情、有理、有泪,使我很受感动。

我不断地读,但一直只是在学习、思考,而未能信。怎样才能信呢?我开始学着祈祷。我不懂祈祷的形式,我只是像同老天谈心一样,我提我的问题、愿望。我想若真有神的话,他会听见,会回答。

结果真有不少问题解决了。有学校工作中的问题,有朋友间的问题,有教导孩子的问题,等等,我都在祈祷中告诉神,得到了解决。有时未等解决,才刚刚祈祷将问题“上交”,心里就已经平安了一大半。因为想到神会帮我解决,自己就先平静了。这种交托的感觉真是很轻松、快乐。

 

 

父亲最后之旅

 

但是,并不是所有祈祷都蒙答应,最令我失望的是我爸爸的病逝。1998年4月,我爸爸要到香港参加岭南大学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并回广州治病。他发现有肝肿瘤已有三年,人很虚弱。我们本来不想让他出远门,但他执意要去,只好依他。妈妈也一起去,她也是岭南大学的,比爸爸低两年级。

他们起程后,我常常祈祷,希望爸爸顺利、平安。但是,在爸爸住入岭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久,就因肝脏肿瘤破裂,导致大量内出血而不治。当我收到妈妈从广州传真来的报告时,真是非常悲痛。想不到临行我和爸爸简短的话别竟成了诀别。

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祈祷,竟让我失去了亲爱的爸爸?我很伤心,写了一句话,传真给Margaret,“我亲爱的爸爸在广州去世了,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Margaret很快就用传真回了一封信安慰我,后来又寄了一张慰问卡来。卡上印着一首很深情的长诗,“The Plan of the Master Weaver”。

诗的大意是:我们的人生就像是天父设计的一块织物,我们无法知道其中每一条经纱纬线如何交错,却要耐心地相信他的图案设计。有时他会织入一丝伤感,我们难以接受,但也必须明白其中有用意而信靠他。当织机静下,梭子停摆,天父取下织物才解释──在这图案中,那缕黑暗的纱线就如同其它金色、银色的纱线一样有用途。

后来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想到爸爸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能够如愿在岭南大学校庆中,见到很多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回到广州华南师大,又同很多老同事、朋友、学生交谈,这是爸爸最乐意的事。在医院中的最后几天,他得到华南师大经济学系的许多领导、老同事、老学生的热诚帮助。许多人守候了最后的整个抢救过程。

爸爸去世后,华南师大经济学系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使爸爸在走完人生路程时,在自己服务了三十多年的母校,在众多人的关怀之中获得了生荣死哀的安慰。这时爸爸终于息了世上的劳苦,结束了这几年肝病的折磨,到了天父怀里,同祖父祖母相见了。这可能是天父最好的安排了(只是我很舍不得爸爸离开)。

 

 

笑对历史恩怨

 

爸爸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青年时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可能因为国内政治环境的原因,他极少在孩子们面前提起。但他一生却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子。他从事教学工作,治学严谨,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很注重引发学生思考。他襟怀坦白,待人诚恳,乐观豁达,他的学生、研究生都很喜欢他。

爸爸同国内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中受过批判关押,但他能够凭乐观和信心走过来。文革后,不少知识分子,对所受的冤屈耿耿于怀,活得很沉重。爸爸却能以宽容的心原谅整过他的人,并劝慰和开导了不少身边的朋友。他在后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那时曾拿耶稣的一句话,解决了不少人内心的结郁。耶稣说:‘父啊,请饶恕他们(指钉耶稣于十字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我想,我的爸爸、爷爷,之所以能够坦然、乐观地面对他们所受的迫害(爷爷早期留学美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改、下放,直到1979年才平反),并且在平反以后不计较恩怨得失,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耶稣。

爸爸去世后,我重读他以前给我的信,再次领受他对我的教导。其中有一些提到天父、耶稣。我真后悔没有早些、多些同爸爸分享我对基督教的认识,他还不知道我会成为基督徒呢。我希望以后能在天父那里再见到爸爸--我会成为基督徒的!

 

 

仅仅几个星期

 

我渐渐地觉得自己已经信耶稣,但在教会布道会上却一直没有举手。一是觉得这么多生人看着不好意思,二是举手以后要认罪,这点我想不通。我从来都不做坏事,是个正直、诚实、负责任的人,认什么罪呢?

我继续读基督教书籍,继续祈祷。读书使我懂得更多,明白在神眼中,罪的定义与世俗的不同。人自从离开神那天起就已有原罪,私心,骄傲,主观,任性都算罪,所以我是有罪的人。

后来,有一天Margaret告诉我,远志明要来湾区讲见证,约我一起去听。我读过远志明写的很多见证,还未听过他讲的呢。那天晚上听完,我终于举手决志,在一位姐妹的带领下做认罪悔改祷告,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放下罪的担子,心里一下子觉得说不出的平安。

决志后,生活还是照常,但心情不同了,多了感恩和宽容,在观察一切事物时,都有意去发现神的安排和恩典。少了不满和抱怨,生活因此变得更加美好了。我的先生都说我变“乖了”,少生气了。

我的思想也改变了。一是价值观变了,懂得自身的价值不必建立在社会和他人的肯定上。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一定要看他的社会地位、学历、金钱、权力。我以前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肯定,来到美国后觉得受歧视,未能在学业上发展又觉得委屈。但懂得感恩后,就感谢神给了我现在的一切。我现在成功的标准是,只要珍惜神给的,做他的好儿女,我们便是成功的。

二是教养孩子的标准改变了。以前我很重视孩子的学业表现,两个孩子都是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我常常为两个聪明的孩子骄傲。但信神后我觉得这是不够的,让神带领孩子一生走正道,比他们聪明能干更为重要。于是我带他们去教会主日学。但是小儿子愿意去,大儿子不愿意,他受进化论影响,不相信有神。我实在希望大儿子去,因为他是个十四岁的青少年,在美国目前道德滑坡,青少年易学坏的环境中,他更需要神的带领。

我不断祈祷,终于有一天,大儿子听了爸爸的话上主日学。在班上他遇见一位曾经一起打网球的同学,及在儿童暑期圣经班做义工的姐姐。几个人很快就熟悉了。两周后,教会举办高中学生营会,大儿子也参加了。回来后,他轻声对我说:“妈妈,我现在已是基督徒了。”

我听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才几个星期呢,这么快?他说这一周的营会,他听了很多讲座。起初有很多疑问,有一位讲员多次同他单独谈心开导他,他终于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我很高兴,真心感谢神。Margaret说得对,只要信靠,神自有安排。正如圣经《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孩子们有神带领和保守,我就放心了。

 

 

委屈中的收获

 

信神后,我回头看我以往的经历,发现不少是神的巧妙安排,有的以前认为是不幸,现在却发现有神的恩典。

比如我当年知道可以移民美国时,就计划再入大学读硕士。我依依不舍地将只有一岁半的孩子,留在广州给奶奶照顾。但几个月后,孩子的奶奶中风,半身瘫痪。丈夫启东立即回国,安排好照顾奶奶的事后,就将孩子带来美国。这样一来,身边有个两岁的孩子,远方有需要照顾的奶奶,我就不得读硕士了。我必须工作照顾家庭,因为启东必须随时准备抽身回国应急。

我在公立小学工作,业余仍修一些有用的学分,心里仍想以后读硕士。后来,启东的姐姐和保姆,都觉得照顾瘫痪病人太辛苦,希望我们将奶奶接来美国照顾,我就再也不敢想读硕士的事了。由于我不上学了,便考虑让孩子有个伴,结果生了个调皮可爱的小弟弟。我们将启东妈妈接来美国后,启东和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半身瘫痪老人和两个幼儿。在美国不能像在广州那样家里请个保姆,全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真是很不容易。

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很不幸。奶奶病倒是不幸,我因此不能实现我的美国计划也是不幸。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这些不幸中却看到了神的祝福。我们照顾瘫痪的奶奶是很辛苦,但她在美国度过她人生最后的三年中,看到我们共同克服困难照顾她,看到两个聪明可爱的孙儿健康成长,得以享受她在广州享受不到的天伦之乐,我们也感到尽了责任。另外,让两个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照顾瘫痪的奶奶,给他们树立了好的榜样,使他们懂得了尊敬老人,同情和帮助有困难的人。

还有,我因为没去读硕士,才会生下小儿子。看着这个健康、聪明、可爱的小孩,硕士学位怎么能比?我原来觉得在小学工作委屈了自己,学非所用。但正是这份学校的工作,使我很能配合孩子的作息时间(上下学、节假日、假期都相同),又能了解教育前沿的信息,非常适合陪伴孩子成长。孩子们也感到很安全,因为妈妈随时都在身边。

这份学校的工作,还提供了我们全家人的医疗保险。神一定是认为,我做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比拿硕士学位更好,所以要我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在工作中,我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学的是工程,不是教育,但我能用双语的能力,帮助英文能力不足的学生学习。学生们都很喜欢听我讲课,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还帮助不懂英文的家长了解学校的情况,帮助学校翻译发给家长的通知、信件、成绩报告等等,并在家长会议、老师与家长会谈中翻译。学校和家长都感谢我,我则感谢神。

生活中有数不尽的大事小事都充满了神的巧妙安排、祝福和恩典,只要我们有感恩的心就可以发现和体会,生活也才有满足和幸福可言。这是我现在从内心体会到的。

 

 

作者来自广州,毕业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现在美国加州屋仑公立小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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