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万物中，唯有人才问有没有上帝。人之所以要问，在于他有心。
文/范学德
动物不问有没有上帝
苦苦地思索着神与人这个大题目，理不出一点头绪来。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句古诗：“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于是我问，那乍起的风，吹不皱山，为什么偏偏能吹皱了水？但若不是起风了，春水怎么能被吹皱？如果把人心比作一池春水，那什么是风儿？噢，原来天地万物中，唯有人才问有没有上帝。人之所以要问，在于他有心。
动物从来不问有没有上帝，更不会为此而烦恼、而争论、甚至而战、而死。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非常厌恶荷马和赫西阿德笔下的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这两位文人把人间一切的无耻与丑行都加在众神灵身上，如偷盗、奸淫、彼此欺诈等等。色诺芬尼认为：“世人都认为神衹和他们一样是被诞生出来的，穿着与他们一样的衣服，并且有着同样的声音和形貌……其实，假如牛和马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和创作艺术品的话，马就会画出马形的神像，牛就会画出牛形的神像，并各自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塑造神的身体了。”某些无神论者曾把这段名言当作批评有神论的一个论据，说上帝是按照人的形像创造的。但这样的引用的确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因为色诺芬尼不仅相信有上帝，而且他还相信这个上帝在形像和思想上都与人不同。
人询问有没有上帝，这至少表明了人不是动物也不愿意变为动物。
人造的神明
我从没见过动物造出的神，但看过人造的。这神明或是风雷日月、河流山川，或是马牛羊，龙虎豹，或者竟是黄鼠狼子。在那钟声悠悠的寺院内，在那香烟袅袅的供桌前，我越是细看那些神像，我就越觉得他们好像我们中国人，那鼻子，那眼睛，真是像极了！当然也有不像的，但这原因在于几千年历史的变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坚持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出来的无神论者费尔巴哈自述，他思考宗教问题的方法是“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所以，神学之秘密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意思是说上帝就是人，上帝的本质（善、爱和人格）就是人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只是人把他的自我意识外化为一种与人完全不同的绝对本质，这就是神。
费氏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的确，古今许多的神衹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出来的，并且至今还在不屈不挠地进行这个创造。甚至宣布自己就是神，比神还了不起。
人能造神，并不等于神就是人造的，也不等于神的本性是人的自我意识。基督教一再说，人造的神是偶像。这偶像就像中国的老百姓说的：“八面威风、十分无用。”
能证明或者否证上帝的存在吗？
有人造神，也有人思考有没有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部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尼采和沙特，都围绕着上帝问题在思索，在争论，也可以说是在打转。信者说有，不信者说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争吵的阿公和阿婆虽然说的不是一个理，但争论的方法却都是“说理”，要从逻辑上证明或否证上帝的存在。
中世纪的伟大神学家阿奎那从第一推动者、第一因、目的论等五个方面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可惜，这五大论证都被批评过，人们问：“为什么无限之因不能成立？即使这能证明有一个或者几个上帝存在，又怎么能证明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最有趣的是，哲学大师康德把阿奎那批得体无完肤，可他自己竟然又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可以想像，等待着康德老先生的也只能是一个体无完肤。
自康德以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人的有限理性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理性对于超出人经验范围的事物，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否则它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对于现代多数的哲学家来说，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无论是证明还是否证上帝的存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能证明则能否证，反之亦然。是啊，上帝若是要靠人的理性来证实存在，那还是上帝吗？若一个人能从理性上、逻辑上、推理上否证上帝的存在，那他还不是上帝吗？
既然证明也证明不了，否证也否证不了，怎么办？当代有一种思潮开出了一个妙方，它宣布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像哲学家艾耶尔所说的，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既不能真也不能假的形而上的说法，只好取消这个问题算了。先生，且慢。就算是你把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取消了，可那并不能取消上帝的存在啊！
反对理性专制主义
保罗早就说过，上帝之子耶稣竟被钉死在十字架，这在人的理性看来的确是荒谬绝伦、愚昧透顶的！但上帝就乐意用这在人看来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愿意信靠的人。走向上帝的路，是一颗敞开了的人心，而不是一堆绞干了的脑汁；是信仰、是忏悔、是顺服、是谦卑、是爱，而不是逻辑、推理和证明。“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不是理智。上帝是人心可以感受的，而不是理智可以感受的。”（巴斯卡）
早在第三世纪初期，基督教神学家特土良就以雅典来象征希腊哲学，以耶路撒冷象征基督教信仰，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有何相通之处？学院和教会之间有何相通之处？我们信仰的体系，来自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教导说人必须用单纯的心寻求上帝。”
一颗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心，一颗谦卑的心，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这样的心，上帝必不轻看。人有了这一颗心，他就会像特土良一样豪迈地说：“任世人说我们的信仰是荒谬的，正因为荒谬，我们才信仰！”他就会像纽曼主教一样坚定地宣布：“千难万险都不足以使我怀疑！”
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巴斯卡就提出了一个个令人深思的命题。他说：“心灵有其自己的理智（道理），这是理智所不认识的。”他说：“信仰乃是上帝的一种恩赐；千万不要相信我们所说的：‘它是推理的一种恩赐。’”他说：“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没有达到认识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这就是巴斯卡，一个堂堂的汉子，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推翻理性主义的专制，剥夺理性审判上帝的权利。
继巴斯卡之后，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有一个叫舍斯托夫的知识分子，他又“以流血的头颅来撞绝对理性的铁门”了。他在撞这铁门时一定会听到特土良在他耳边说：“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了，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对，这就是真理！舍斯托夫默默地点头。几千年了，为了得到理性的赞扬，多少人失去了生命中那最宝贵的东西－－信仰。自从希腊哲学侵入基督教信仰后，怕丢脸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不仅使雅典和耶路撒冷和解，而且命令耶路撒冷去雅典诉罪和谢恩。凡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东西，都必须用雅典的秤先秤一秤。人们热衷于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理性推理，其实不过是让耶路撒冷去雅典法庭受审而已。
噢！雅典，理性的象征，逻辑的庙宇，科学的殿堂。你自认是创造者，是立法者，是审判者，是万王之王，坐在至高的宝座上。理性必须判断一切，理性有能力判断一切，理性的审判是最后审判。即使上帝存在，也必须首先能够被理性、逻辑和科学所证明。凡是理性不能证明的，就是假的、恶的、不可能存在的。“当理性觉得可耻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感到害羞；当理性谈到愚蠢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愤怒；当理性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应当顺从。”天哪！理性居然要成为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
别了，弗洛伊德医生，你说未来的希望就在于理性将最终统治人的心灵。别了，罗素勋爵，你称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真正朋友。别了，启蒙时代的衮衮诸公，你们高呼理性万能！理性万岁！但我们听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我们看见了在人间建立的天国一个个地倒塌了。我们生活在污染了的环境中，超越这一切的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因此我们经历到了并且也看到了千千万万新生了的男男女女。于是我们有勇气像前贤一样地说：“在理性以为可耻之处，我们不必害羞；在理性断定无法理解的地方，人应期待真理；在理性看到完全没有可能的绝望之谷，神的儿女们在深渊中向上帝呼救。”
理性诚可贵
反对理性专制主义的专制，并不是反对人的理性。上帝创造了人的理性，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天地之中有上帝，就如保罗所说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康德以他的墓志铭印证了保罗的话。那墓志铭是：“仰望太空，星光灿烂；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道德律保罗称之为“是非之心”，它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
居住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很少仰望星光灿烂的太空了。但是，当牛顿观察到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时，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当美国的太空人登上月球时，他吟诵了古人大卫的诗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也许有人曾问，为什么你们所说的“上帝的事情”我却不晓得呢？巴斯卡会这样回答：上帝既愿意公开地向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的人显现，又对那些一心躲避的人隐藏起来。他使自己的标志为那些追求的人看得见，又为那些不追求的人看不见。对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见的人，便有足够多的光明；而对那些怀着相反的心意的人，便有足够多的幽晦。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只有上帝才能告诉人上帝是谁
无论人怎么去寻找上帝，靠他的力量和智慧，他绝不可能认识上帝、找到上帝。人类靠自己去寻找上帝的一切努力，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上帝与人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个距离，靠人根本就无法消除。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因此，人需要上帝来告诉他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很好地谈论上帝。只有上帝赐下了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人才有可能明白上帝的事。
上帝通过一部圣经清楚地告诉了世人他是谁，他让人在耶稣的生命中看到了他自己。正如人在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上帝。
这就是上帝，他从无中创造天地万物，又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他赐福亚伯拉罕，并让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他在何烈山告诉摩西的名字是自有永有，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十诫。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过红海，进迦南。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世人并定意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面对着这样的上帝，摩西脱下了鞋，蒙上了脸，因为怕看上帝；以赛亚惊呼：“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面对着复活的主，多马俯首敬拜：“我的主！我的神！”
在一部圣经中，上帝不仅从来不为自己的存在而辩解，反而向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相信我、跟随我。
哪一个上帝死了？
与基督徒宣称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相反，早在十九世纪末，尼采就宣布：“最近时事中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上帝死了。”
“哪一个上帝死了？”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至少有三个上帝形像：一个是圣经中的上帝，一个是形而上的上帝，即哲学家根据形而上的原理而推论出来的上帝，一个是不同时代的教会神父和牧师们所宣讲的上帝。利科的回答是：“我们只能回答说，形而上的上帝死了，还有神学的上帝也死了。”是的，我们知道，一些神父和牧师们所宣讲的上帝的确死了。
当尼采解释“我们已经把上帝杀死了”的意义时说，人们对人、对道德、对真理的看法都随着基督教的上帝的灭亡而消亡了。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不变的善和绝对的价值了。一切都是相对的，我就是我的上帝。
圣经中没有像尼采这样的理论上的无神论者，但诗篇第十一篇记载了一个实际上的无神论者：“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而他之所以说“没有上帝”，是因为他不怕上帝，他行了可憎恶的事却不以为耻，他以为他在暗中作的孽永远不会暴露，他行恶却不怕报应！
我们现代这些聪明人多么像古代那个愚顽人哪：吃吧！玩吧！我们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了。愿作什么就作什么吧！道德法则是用来束缚软弱者的，强者为自己立法并叫众人服从。作恶有什么了不起？在你为恶，而在我则为善。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的目的，我为什么不能把他人当成工具？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死后皆空，立德、立功、立言是一片荒唐！用剥削陷穷苦人以永远的贫困，以压迫使无助者失去作人的尊严和自由！什么战争、什么吸毒、什么淫乱、什么堕胎、什么污染环境，这一切有什么不可以？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说不尽、说不明白的苦难
“我为什么受难，这是无神论的支柱”，毕希纳的这句话说出了许多人拒绝上帝的根本原因。对于他们来说，隔在人与上帝之间的是一片苦海，是纳粹“奥斯威茨”集中营内的哀声祷告，是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断臂残肢，是孤苦伶丁的非洲黑孩子一个个地被活活饿死。
“为什么上帝不制止罪恶？”
从伊壁鸠鲁到费尔巴哈，在愤怒的呼喊中，有多少人摆不脱那浸透了苦水的沉思：既然世界上充满了邪恶和苦难，那么，上帝或者无力改变，从而就不是全能的；或者不愿意改变，从而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一个全知、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应该创造一个没有恶的世界。
我们的先祖没有像希腊哲人那么多的哲思，但同样有流不尽的眼泪。早在诗经中先祖就发问：“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这些民歌表现出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对上帝的疑惑、埋怨、甚至可以说是怨恨。在西方的思想界、哲学界、神学界，关于苦难的问题，从奥古斯丁以来人们争论了几千年，双方的基本论据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一方能满意自己提出的解答，更不必说满足对方的结论。
其实，在伊壁鸠鲁以前，约伯就问过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无辜人、好人、善人、正义的人为什么遭受苦难？
当上帝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疑问时，上帝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他说的却是宇宙万物是谁创造？上帝的奇妙作为谁能理解？上帝甚至反问约伯：“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约伯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好人为什么遭难，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上帝没有回答，约伯也没有再问。人的苦难是无法说明的。于是，多少世代的人就一直在问，当我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答案是：上帝在十字架上。耶稣亲身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的痛苦。
苦难的存在，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即使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人的苦难依然存在，苦难的原因依旧得不到说明。只有当上帝以无尽的爱和人一同受苦，只有在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中，苦难才获得了意义；这就是无论人遭受了如何的苦难，但只要人和上帝在一起，就有平安，就有希望，就有爱。
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即使上帝为你我清楚地解释了苦难的原因，又能如何！面对着苦难，人需要知道的不是它为什么临到，而是我将向何处去。人需要问的不是上帝何以能受苦，而是我如何去分担上帝的痛苦。人在苦难中需要的是能像大卫一样说，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随时的帮助。
活出意义
有一对弟兄从小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当他们放弃信仰基督时说，令他们困扰的问题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基督教跟他们是否有关系？”或者上帝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这也是许多被社会认为是成功的人感到困惑的主要问题，他们不觉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上帝。
基督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在每一个时代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面临的并且必须不断地要回答的问题。
不错，不信上帝，人依然可以学习工作、结婚生子，可以五子登科，甚至德性高洁。但难道这就是人生活的全部？难道金钱、事业、权力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否把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叫作人生的意义呢？爱因斯坦说得好：“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更何况，当人有勇气去面对人生时，他不得不承认，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生存是没有根基的、生命是荒谬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无论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到头来他所能发现的都只是虚无，而他用来遮掩虚无这个真相的，不过是无聊与平庸而已。
从古到今，人必有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从来就没有作为人活过一天；可怕的是我的活着仅仅是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如同行尸走肉！可怕的是在我今天生活中我所满意的这一切，等待着它们的是虚无。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为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意义，永恒的意义，这意义就是上帝对人无尽的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需要爱，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爱。爱上帝、爱你的邻居，这就是人生命的意义所在。
作者来自大陆辽宁，现住美国伊利诺州，从事布道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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