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咏
我的双亲是大学时代的同学，因此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除此之外，他们又有各自的私交。母亲的几个朋友是她小时候的同学，父亲的则多是社会人士。
这两营人物的差别可相当的大。母亲的朋友平凡朴实，随时进出我家，我们不必梳头洗面恭候。不需洗面并不表示可以目无尊长，不敢，因为她们等同亲姨，有权亦有责任修理我们，义不容辞。我们一律心存敬畏。父亲的朋友则刚刚相反，不论文武都有点名气，见面有一定的礼节一定的衣装，但是我们私下都不敢恭维，主要因为我们自认比他们的儿子们高明得多。
十足国货
说也奇怪，爸爸这批朋友的儿子、我们的世兄，大多痛恨读书。他们的父亲越是威风，他们就越是考不进学校，就是进去了的也不大升级。因为当时好几间学校的校长恰巧都是父亲的同学，顺理成章，父亲便经常忙着替这班人张罗，讲人情入学、讲人情补考等等。爸爸并不觉有何不妥，反视之为朋友之间应尽的情谊，义不容辞。因为同样的，如果我们姐妹需要当兵，就算明明不够斤两，这些世伯也会想尽办法将我们勉强纳为部下的，彼此彼此，也是义不容辞。我们亦认为是理所当然。
如此这般，我们尚在家乡的时候，爸爸似乎经常都在忙着替这人或那人写信，爸称之为“奔走”。后来我和妹妹来美求学时爸最是遗憾的，应是他不认得美国总统，甚至连任何一扇卑微后门的看更人都不认识，我们从此要过着没有介绍信的生涯，那无异于风雨中没伞可撑了，想到我们因此随时会伤风感冒甚至一病不起，痛惜之至。母亲比较冷静。对父亲的朋友，母亲素来都有些保留，这次没有了朋友，反而放心。
长话短说，朋友还是想起好几个。不过不是撑伞型的，是母亲营里的－－母亲启蒙时代的老师，退休回国的传教士，全都老得摇摇欲坠了。父亲说，这是你们的师公师婆，理应拜见，义不容辞。于是我们便搭着火车东南西北绕道一番。后来我和妹妹打暑期工，第一次赚钱，父亲又越洋叮嘱，这位阿姨那位阿姨自小关爱你们（就是修理我们的那几位），今年圣诞每人寄她们一些糖果金以示不忘义不容辞。
回想起来，父亲的人生哲学总结一句似乎就是“义不容辞”。其实归根结底，母亲的何尝不是，但是两人的义不容辞可不大相同。
先谈爸爸。举一例，有一年打流行感冒预防针时，我先生排在本校教职员队中等候注射。队伍素来上至教授下至制服在身的打扫工人都是先到先排，同等轮候。那年校长凑巧排在我先生后面。万多人的大学，不同科系的人自都各不相识。唯有校长，因是政要人物，大多数人起码还是认得出的，可仍是没有立正见礼、没有寒喧的必要。
接受注射之前，姓名年龄健康状况是要交待存档的。轮到校长时，护士照例提笔询问：
“姓名？”
“某某，”校长亦一如常人地回答。
“怎样拼？”护士分明不识泰山。众人暗笑倾耳而听。
“K─”
“年龄？”
“五十六。”
我们这一代留美已久的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此域作风，事后谈起不觉什么，间或还会几分欣赏地笑道，美国即是美国。但这宗故事若是传至当年我老爹的耳中，他一定会大不以为然。“野蛮之邦”，他会说，“不分上下高低”，然后会晓我们以大义。一校之尊，派个特别护士上门打针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校长既来排队，教职员连位都不让更不知规矩，如何为人师表？令他更加失望的是连他的女婿都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居然也忘了大国礼仪，都不让校长排到他前面去。
所以爸的义不容辞可以说是十足的国货。爸是《水浒传》是《三国演义》的人物，因此他被逼上金山之后，不服水土，不时就会无名火起。
学不学由不得你
母亲没有什么国学底子，没有爸爸那种君臣父子师生朋友忠义的架构。这并不是说她因此就没有义不容辞的思想，事实上她的义不容辞比父亲的更加天罗地网，有时几乎达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义工，义不容辞。
小时候，国家在动乱当中，出入我家的人好似很少等闲之辈。个个似乎都有任务在身，不是救国救民就是救文盲救苦救难救灵魂。有几位阿姨且是穿着军装的，白衫白裙，领上配着红色醒目的“救世军”三个字。母亲最敬佩这样的人。但我家有九口人的起居要靠她张罗，母亲虽然向往，却没有可能随伙加入任何正规军队；求其次，便鞭策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可抵挡的便衣后勤。
战后的中国，到处都有很多收容国难孤儿的育幼院。我家附近就有一间。我童年最鲜明的记忆之一就是大暑天，妹妹和我一人戴着一顶遮太阳的白底蓝花宽边布帽子，跟着妈妈到育幼院去同孤儿们上主日学。我们坐在头排跟着院童们大声地唱：“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棕…”。给孤儿上主日学，给街童上主日学，替孩子们包礼物庆祝圣诞，当教会的主日学校长，这些是母亲自己加给自己、比较正常的义工。此外她还有好些异常行径。如今分析起来，该等行径可能是热心有余而时不我与所生出的唐吉诃德作为。
有一个时期，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我家充积了很多的西药，尤其医治虐疾的一种黄色丸子。于是那几年一有穷人打摆子，母亲和她的黄丸便会驾到。无照行医，也是义不容辞。幸而那是中国不是美国，而且打摆子这码事大概错不了，算是没有医死过人。
受雇于我家的工人，母亲不管人家有兴趣没兴趣，同意不同意，一律跟她上课识字。记得她还强迫一个见谱色变的工人跟她学琴，因为这女子，母亲教她识字时断定，若有机会读书的话会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母亲坚信机会恩典都是托付，多得的就要多给，受而不施是白占地土，无居留权。换言之，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就有责任施教，学不学由不得你，义不容辞。
母亲诸如此类的行为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今天我们姊妹有时回忆起来都禁不住摇头好笑。但是笑也好，啼笑皆非也好，我们亦都已成了母亲无可救药如假包换的产品。我们的习惯，不论好坏，我们的神经质，我全记入母亲的账。
父亲限于工作，和我们相处的时间远不如母亲的朝朝夕夕。而且父母二人对我们的期望性质回异，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不同。正如一切热血人物，爸对我们的期望有时很高有时很低，两不着边际。高得离谱时我们大笑出声，不当回事，也称不上什么压力。低的时候，例如考试前夕，心痛我们辛苦，爸便说，六十分就够了，去睡觉罢。这也不能安慰我们，心领而已。
唯有母亲，她从来没有对我们表示过任何特别的期望。但她一生的唐吉诃德作风，她那种欠天欠人的心态无形中滴滴溶入了我们的血液中，有生一日，我们是无法逃脱的了。我们继承了她整套的坐立不安。有时我跟自己苦笑，到我最后一息仅存的时候，若是临急需要交待此躯如何打发，要放在草坪园里还是瓜田中，我一定条件反射不加思索地答道，瓜田！不可白占地土，还可以肥田，废物利用，暴殄不得！
斯文晚餐
如此胡乱的奉献自然有商榷的余地，但那种心不在焉的机械动作倒教我想起一些美国经验来。几十年前，妇运史前时代，我在一间女校念书，每逢星期三晚我们就得吃一顿“斯文晚餐”。斯文之夜，女孩子们必须穿戴整齐（我们几个中国女生多穿旗袍）才可进食。为着促进师生感情，该晚任何学生想邀请任何教授阖府光临都可，但得免费招待。如是者受爱戴的老师，拖男带女轮流着吃，一学期下来，可以省去大笔伙食费。
每星期三晚，校园里二十多间宿舍餐厅，间间烛光晶莹，餐食特别讲究，不是海鲜便是牛排。制服笔挺的服务生在每桌旁边站好了岗位，小姐们才云鬓花颜地徐徐入席。餐后大家复退到客厅，由舍监妈妈手中接过她为我们逐个斟出递上的饭后茶。我们端着小巧茶杯微笑着细细地啜饮，轻轻地交谈。这种“闺秀”训练叫做Gracious Living （文雅生活）。
如此一星期折腾一次所需人力物力自然非常可观。于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善举便应运而生。正如美国一般的机构和学校，一定的慈善活动例如捐血救贫救病救饥等等，素来是必然参与的活动，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慈善自然需要募捐，我们的学生会于是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 Gracious Living的鱼鱼肉肉一年数次以意大利面代之。吃“克难餐”之夜，名正言顺全体解除武装，短裤球鞋各随尊便，如此皆大欢喜之余同时省下一大笔膳费。一学期这样几次，便解决了好几样慈善工作之所需，真可说是一举数得。
这是不伤肌肤不拔一毛而足以利天下的妙法，力有余而心不在焉，和创校之初的心有余力不足刚成对比。我校，正如美国许多古老的高等学府，当初都是建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好些学校诸如哈佛和普林斯顿，根本就是为训练教牧人材而开办的，后来经长时间的冲洗才慢慢变成纯学术机构。时至几百年后的今日，大家不论有心无心，还保不保持信仰，当初的精神却早己溶入了整个学校甚至整个社会的传统。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美国，惊奇美国人乐人乐助的精神，他甚至将美国的成就归功于其宗教情操。
记得我在学时，学校每年毕业时节都有校友回校团聚。校友大游行的风景煞是好看：一队一队年龄不等的妇女，有的风华正盛，有的已经步履踉跄，队头是各班别年次，诸如1898, 1928, 1948等等，然后队中又各撑着无数字牌标榜班上值得眩耀的东西，例如出了多少个什么什么人材，嫁了多少个长春藤盟校的夫婿（妇解运动真不能说没有道理），还有一项流行的夸口项目就是全班去年合共捐出了多少千小时的义工。
年前我们一个朋友需要开刀，手术前冰雪交加，交通瘫痪，无人能够动弹。朋友心急如焚，电问医院是否可以改期。答道不改，铁定仍然是次晨六时必须报到。但如果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代请四轮车（可在雪上行驶）义工依时相接，将她送入医院。次日天未破晓，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义工果然摸黑准时出现门前，朋友非常地感动。这事之后我才注意到每逢大雪清晨，电视上都会代医院呼吁，邀请四轮车车主自告奋勇接送病人和医护人员来院。
不久以后，朋友半夜在菜市的停车场给美国歹徒抢劫，凶险程度够上报纸。美国的凶吉都领教过后，朋友还是津津乐道美国人的见义勇为。她在被劫之时虽是深夜，买菜的人全是刚下夜班急着回家的倦人，却不乏停脚慰问前来帮忙的，最后还是一个这样的陌生人开车将她送回家去。
总而言之，心在焉也好心不在焉也好，反正这种慈善举动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一种风气。强者对弱者、健康对残疾、富足对贫困、四轮车对二轮车，都有一定的义不容辞。
劳烦自己
英文最接近“义不容辞”的一个词语，照我看，是Noblesse oblige。“奴伯拉苏必力兹”借自法文，两字分别的意义是“贵族”和“责在必行”，就是说身份尊贵的人，行事为人要与身份相称。广义即是有权利必有义务，与中国人的“义不容辞”相仿，但不尽相同；不只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可能相互冲突。
“奴伯拉苏必力兹”观念中的“义不容辞”所强调的不一定是对别人的责任，也不一定是博爱，而是自尊；换言之，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这思想近似圣经中保罗所说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对方如何如何，是敌是友都不是关键，这“义不容辞”是对自己之所是的义不容辞。
有老同学因对朋友义不容辞而向你求情让阿斗入学吗？你身为校长却又有你的“奴伯拉苏必力兹”非拒绝不可了；因为身为校长，公平执行校政校规变成了你的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别人打你的右脸吗？你因为你的所是而将左脸也转给他。别国虐待你的战俘吗？你不因此就以其国之道还治其俘之身。
听说有些落籍美国的移民，生孩子的时候跑到加拿大去生，为的是要替孩子取得双重国籍。孩子到了服役的年龄，如果美国打仗，就宣告是加拿大人，若加拿大打仗，就是美国人，万无一失。这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罢，却是与“奴伯拉苏必力兹”刚刚相反的义不容辞。
话说回来，这种万无一失的算盘是否也逻辑得太可爱了？如此纯净的利益，这样利落的世界。
不过人生许多时是有意外的，意外得甚至近乎诗意。美国富豪范德标特家族的一个子弟，买了船票预备搭乘铁达尼号邮船由英回美，后来因事取消了行程，逃过了沈船大祸。不久之后他又另买了船票。这次搭的是露西坦尼亚号，就是第一次大战碰水雷而沉的露西坦尼亚。中国人会说这是命运注定，侥幸逃过了一次，老天爷还是不饶他。那也不尽然。这人倒不是非死不可，他之随船覆灭是一个选择，他将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别人。
人生许多时确是有意外的。谁知道，让我们乐观一点：母亲义不容辞煞费苦心跑到加拿大去生的那个孩子，孟母三迁，果然德智体超群，长大后果然成了父母的光荣，反而自动地选择了“奴伯拉苏必力兹”，甚而步范德标特子弟的后尘。果真如此，母亲当初的“义不容辞”不是全功尽废了么？
不过也不必过度地杞人忧天罢，“奴伯拉苏必力兹”也很少严重到关乎生死。“奴伯拉苏必力兹”甚至还有其幽默的一面。
东西方尚在冷战的七十年代，一个名叫舒巴（J. Shub）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梦魇境中莫斯科》。他说他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去哪里都乐意通知他的仆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必须向秘密警察KGB交差汇报他的行踪，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告诉他们，让他们活得轻松一些呢？奴伯拉苏必力兹嘛！
作者是广东人，在美获文学博士，现住美国北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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