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平
近年来，笔者曾访问过浙江、安徽以及江苏等地的农村。所到之处接触到不少信奉基督教的农民们，他们的虔诚和质朴，均给笔者留下了新鲜深刻的印象。
大娥
大娥是笔者25年前插队时房东家的小女儿，那时才14岁，已是下地挣工分的劳动力了。她断断续续地上过几天小学，基本上还是个文盲。有几年知青在冬夜的牛房里办过几期扫盲班，大娥常挟着小板凳来上课，她显然是有点喜欢那种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学文化的气氛，况且又是在城里来的知青指点下。大娥挺吃力也挺努力地要摘掉自己文盲的帽子。
廿五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大娥已是年近40、膝下有一儿一女的母亲。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大娥家毕十年的财力终于盖起了三间新瓦房。笔者看到，在她家空空荡荡的新堂屋里，除了墙角堆了一些农具外，最醒目的便是墙正中挂着一幅由无数颗心组成的一个大大的“爱”字，显然这是该地区基督徒自制的宣传画。
大娥说自己信教已有四年了，村上陆陆续续地也有不少妇女信了教。每隔一个星期，她们就结伴到十几里路外的镇上去做礼拜，这方圆十几里的教徒聚拢起来也有百来个人。大娥的文化仍很低，当年在扫盲班认识的几个字差不多又全还回去了，因此她没有《圣经》，但是大娥会唱不少圣歌，其中有一首叫做《守道歌》：“人家打俺不还手，人家骂俺不还口，不生气，不烦恼，人家骂俺俺笑笑。”大娥唱的圣歌用的都是当地的民间小调，她所理解的教义也是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间要有爱心，人活在世界上要做到忍让和服从。此外，大娥给自己立下几条做人的准则：不偷不拿，不占便宜，不骂人，不害人，尊老爱幼，帮助弱者。大娥说，这几条看上去都很简单，真正要做到的话，就可以说是一个好人了。事实上，大娥在村里已被大家看成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村里要是有两口子吵架，男的就会对女的说：“你学学人家大娥，信了教，就不会这么凶了。”村里若是有儿子、媳妇虐待老人，大娥知道后便会上门去进行劝说。当地教徒中流传着一首圣歌，专门是讲孝道的，开头便是“奉劝世人须尽孝，父母大恩实难报”。有一个年轻媳妇过去对自己的婆母很不好，后来在大娥的影响下信了教，认识到这是一种罪过，于是后来便渐渐改变了对老人的态度。
大娥说自打信教以后，心里便觉得特别踏实，活着也有了方向一样。她很喜欢去做礼拜，每次去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并且从来没有缺过一次。看来能有一个场合让大家聚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做做祷告，这也是大娥所喜欢的一种活动。
从大娥身上笔者看到，自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农民的集体化生活也随之消失了。从过去强制性地聚在一处到一下子各行其是分散开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习惯上的空白，而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一种联系和交流的，于是很多农民便在信教的基础上，自发地集体活动起来，这大约也是近年来农村中基督徒空前大增的原因之一吧。
杨根学
在乡下笔者见到的女教徒要远远多于男的，有人曾做过粗略的统计，大约女的占73％，男的占27％。杨根学是笔者见到的男教徒之一。他58岁，曾经做过大队党支书。信教是三年前的事，那时他得了胃癌，求医问药花完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屁股的债。杨根学就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深感痛苦之时，开始信奉了基督教。
杨根学说本来自己得了癌症以后精神压力很大，成天不能吃也不能睡，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成，等于是在数着时辰过日子。而自从信了教，顿时就像头脑里打开了一扇窗户，忽然对很多事情也想开了，尤其对死也不觉得可怕了。说也奇怪，就在他精神上感到解脱之时，病情好像也减缓一些。从此，杨根学对上帝深信不移，一面吃中草药，一面坚持做祷告，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
杨根学把自己的家办成了一个做礼拜的集合点，前后几个村的教徒都到他这里来集中。他以自己的病情减缓作为见证，逢人便讲神的奇迹，在他的影响下，村子里信教的人开始增多了。
笔者听到村里人说，这个杨根学信了教以后硬是像变了一个人。有一次，杨根学做礼拜时当众忏悔自己原来当大队干部如何多吃多占，如何苛扣救济粮，如何整过人，所以受到了报应。他边讲边痛哭流涕，当时周围的人听得都愣住了。随后，村中盛传杨根学重新做人，同时众人对上帝的感召力皆一齐感到敬畏。
杨根学公开信教以后，乡里的党组织来人找他谈话，说按照规定，党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如果你信教，就不能再做党员了，你必须在党员和基督徒之间选择一个。于是杨根学便办了退党手续。
说来也有意思，那一年乡里收购公粮遇到了困难，因为政府打白条子，农民都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把乡里的几个领导都急得没有办法，就来请杨根学在基督徒中间发动一下，请他们带头交售公粮。杨根学当时回了他们一句：你们党员也有求教徒的时候啊！不过，后来他还是在做礼拜的时候动员了一下，结果那年乡里交售公粮的指标还是在基督徒的带领下完成的。
杨根学看上去很瘦弱，但是精神状态显得颇好。他说：我也活不了多久了，能做一点好事就尽量去做一点，假如能得到神的眷顾，我就是死，心里也坦然了。
笔者看到，像杨根学这样因病而信教的人在农村中有不少，他们在痛苦、绝望和无助之中选择了上帝，希望得到神的保佑，这些人往往特别虔诚，在信教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有些人病情有所好转，并将其视为神的奇迹，到处宣讲，于是信教的人便越来越多。
王阿奶
王阿奶是一位有50年教龄的基督徒，她那个村子里的教徒差不多都是受她影响而信教的。
王阿奶讲到自己这几十年当教徒的坎坎坷坷，显得很平静。她说文革中，因信教自己被强制参加过“学习班”，在那里由民兵看管，既无人身自由，又无申辩权利，不但要自己带伙食，而且还要付看管人员的费用，每天要缴一元钱。那时候队里一个工才值二角钱，所以一进“学习班”便会弄得倾家荡产。但就在那种时候，王阿奶仍然偷偷地做祷告，嘴里不能念，就在心中念。她讲谁也挡不住我在心里和主说话，再说想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自己在“学习班”受点苦也不算什么，主会看见这一切的。
八十年代以后，王阿奶信教便开始公开化了，她把自己家搞成一个做礼拜的点，周围信教的人都到她这里来。每次她都早早地把凳子准备好，若是有年老有病的教徒走不动，王阿奶就让自己的孩子用自行车把他们推来。
来王阿奶这里做礼拜的以老年妇女为多。
她们轮流唱圣诗和圣歌，有时两三个人一块儿唱，有时大家一齐唱。有的老年信徒据说是从来不在人前开口的，在这里却唱得十分虔诚、认真。
王阿奶是这里教龄最长的人，所以经常是她给大家做见证，她讲得十分投入，有声有色，很有感染力。她奉劝最多的便是一个人要行善，要帮助别人，这样才能做到活着良心平安，死了灵魂上天堂。
笔者感到，在当前“人人都朝钱看”，道德水准极为下降的情况下，像王阿奶这样的基督徒仍默默地坚持着道德，传播着信仰，可以说对社会起到了一种净化的作用。
本文从一位非基督徒的角度，报导接触农村基督徒的感受。作者为国内《服务导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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