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群体对中国的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就是宣教士。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很多甚至命丧于此；而对于他们经历的伤痛与盼望，又常常被忽视。但历史上的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个体。
作家张鹤（笔名 书拉密）在其围绕史实创作的《亲爱的哈拿》长篇小说中，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苏格兰女医生兼宣教士施爱华（Ada）及其中国养女施幸媛在中国东北行医和宣教的经历。这部横跨两代人、60年的小说故事，再现了那段动荡的岁月及主人公真实幽微的内心世界。而在创作历史小说背后，作家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心得？
受访者：张鹤（笔名书拉密，作家，编剧，独立学者。）
《亲爱的哈拿》书拉密 著
Q：可否简单介绍下《亲爱的哈拿》的故事梗概？您为何想要创作这本小说呢？
A：这是一部围绕史实创作的虚构类长篇小说，以书信体形式讲述了苏格兰女宣教医生施爱华、女宣教教师维恩姑娘与中国养女林幸媛、林幸娟在中国东北辽宁及周边乡村行医、办校与宣教的经历。通过描述6个家族三代人相互交织的生活，表现他们因拥有共同信仰从陌生人变成亲人的传奇经历，展现了1897-1959年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暴乱、日俄战争、鼠疫防治、抗日战争、“三自”运动、反右运动及其对中国基督徒信仰的挑战、颠覆与更新。小说“余音”部分的历史时间和事件记录延及至2020年的新冠疫情。
创作《亲爱的哈拿》起因是应灵性文艺出版社的邀约，出版方希望以“铭贤书系”为名创作一批与信仰相关的文学作品。接受邀约后，我便着手搜集宣教士在东北的资料。我曾为韩国留学生讲过一年汉语课，信主后偶然得知其中一对夫妇是宣教士，而且多年为我祷告。当年，拘于外部环境的逼仄，他们无法向身为高校教师的我直接传讲福音，但他们始终惦记我，牵挂我的灵魂归属。他们于中国人，并无所求，唯一的期盼是我们有朝一日能认识他们所认识的那位耶稣，能有份于天国之福。为此，他们努力学习汉语，尽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小心翼翼地探究合宜的交往分寸。从他们身上，能看到百多年前来华宣教士的影子。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面向不同的人群，但心志却一样——就是为中国，为中国人的灵魂，或者如戴德生所言，是为基督！感慕于一代又一代宣教士虔诚的心志和清心的服事，我很想用笔写下他们在中国的宣教经历。但寻查资料的过程并不容易。宣教士在东北留下的宣教印迹，几遭破坏，很难追觅，他们的后代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希望找到先辈留在他乡的墓地，竟然也无迹可寻，只能将一朵朵鲜花撒向茫茫荒野，对着浩渺无言的穹苍安放他们的怅惘与追思。
我既感动于宣教士对中国人的全然献上，更羞愧于我们竟然如此“忘恩负义”。《寻找·苏慧廉》的作者沈迦先生曾有一句慨叹：“传教士那个群体对我们有‘涌泉之恩’，但我们至今‘滴水未报’。”我用三年时间完成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亲爱的哈拿》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这是一部道歉之书，也是一部感恩之作。我期待能够借这本小书，对这个伟大的群体说一声：“谢谢你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来中国告诉我们大喜的信息，尽管我们如此地配不上！”这算是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吧。
Q：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您觉得和官方教科书的历史观有怎样的不同？本书是否真实客观地呈现历史，还是有其他更为重要的核心要旨？
A：我在查找宣教士在东北地区的史料时发现，可获得的资料远不如想像的多，国内做东北地区宣教历史研究的学者使用的材料重合度较高；此外，受意识形态和出版审查因素的影响，国内某些历史研究者对事实真相的寻查与评析，随处流露诛心之论和立场先行的特色，对史实的重述有诸多歪曲与主观臆断的硬伤。所以，在使用史料时，我尽量去除意识形态的影响，尽力用历史细节来呈现事件本相，避免做非黑即白式的简单定论。
对历史印象的记录，我主要依据宣教士的日记、传记、书信与随笔，也同时对观当时的报纸、口述实录与历史学者收集整理的史料与评述。在具体写作时，我有意模仿外来者的眼光与口吻，以陌生化笔法讲述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与中国人，以客观、平衡、友善的眼光来记录、评说他们所见识的异域文化。事实上，这也是宣教士对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观感，他们笔下的文字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倾慕，也充满了对普通人的温暖与共情。
我没选择非虚构的讲述方式，是因可寻得的史料实在太少，不足以让我亦步亦趋地重现历史，而同类同期资料里却有许多发生在中国其他地区可歌可泣的宣教故事。最终，我决定写一部虚构小说，将那些如珍珠般闪动光彩的细节与断片，用书信结构一一串连起来。表面上，小说中的角色都是虚构的，但绝大多数人物都有历史原型，我只是在设计人物关系时，用虚构的方式将他们勾连到一起；人物经历的事件也都有迹可循，只是为了使故事更生动，我对环境氛围、人物行动与心理活动注入了更多细节与想象力。
Q：创作历史小说，您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会如何突破呢？
A：最大的挑战与困难是如何能让原本简单直白的历史记录富于故事性，充满情感，更具立体感和画面感。
历史记录的特点之一是记录者较注重如实书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始、因果，而少于涉及具体事物或具时代特点的细节。比如，史料记载只有一句话：“爱尔兰长老会女教士韩悦恩（Mamie G.Johnston）来华，初在北京学习汉语文，嗣奉派至奉天法库布道兴学。”（引自《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907-1949》）这位历史人物韩悦恩即小说人物施爱华与维恩姑娘的原型。根据这条记载，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位女宣教士的个人生活，她的穿着偏好、饮食习惯、居住环境与交往人群，等等。这一切只能通过虚构来完成。但历史小说中的虚构不能天马行空，必须做到细节真切扎实。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自然会涉及到当时的服饰特点、生活环境、季节特征、自然景观与社交礼仪，甚至一座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名称变换，等等，这一切都要在史实的基础上重新搭建，目的是营造出那个时代的氛围与气息。
这次创作搜集和整理资料的时间持续一年左右，为此我粗略地翻译了两本宣教士在东北的生活记录，做了大量读书笔记。阅读的书籍、论文、各类资料大概有350多万字，笔记和设计草稿大概有30万字，本来想一年完成，写18-20万字，但最终写了两年，终结篇为30万字。每天阅读和写作之前，我都会以祈祷和灵修开始，这本书写完，我算了一下自己三年来的灵修笔记，也有30多万字。
Q：谈到宣教士，通常都会英雄化，比较容易忽略他们作为真实的个体，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经历的伤痛。在创作这本小说中，您是如何塑造人物、收集素材的？
A：这部小说以两位女宣教士的口吻讲述从1897年到1950年的东北宣教历史，她们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自述时会更多言及自己的真情实感，旁观时则会更多地书写一个外来者对中国文化的观感。我们有时害怕把人物写成英雄，富有崇高的品格，好像一高尚就让其失去了人性，变得虚假。但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虚伪的高尚，而不是高尚本身。高尚这种品格，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人重新认识，因为它已经是稀缺品格了。
在写作中，我将更多笔墨用在书写人物的俗常日子，在日常点滴中展现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正如我们自己。平时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在极端情境下，才会展现我们最卑劣或者最高尚的一面。这也是小说写作的要求，需要设计危机时刻，以此激发人性中不普通的那一面。
这里涉及到历史记录的特点之二，就是记录者较少涉及当事人的内心情感与情绪反应。比如，宣教士的年度报告里会提到某位牧师的小儿子因霍乱去世，葬在某处，旁边则是他大儿子的墓穴。记录者在此只提及了几句时间、地点与牧师及孩子的姓名，就结束了。作为报告事项，这种叙述言简意赅；但作为小说中的故事，这样的内容含金量明显不足。这就需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扩展和再造。
这类地方会涉及到普遍人性与人情，创作时通过移情去理解，借助文字来虚构，这个共情与想像的过程沉痛且艰难。但无法虚构的，是宣教士在经历各种磨难之后，对信仰和使命的反思与抉择，这就需要通过梳理资料或阅读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宣教士的日记、书信内容来拼合、揣摩。许多宣教士在面对自己的苦难时，会显出普通与超常的两种面貌。一方面，他看自己是普通的凡人，有正常的喜怒哀乐，失去所爱者会痛苦，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更看自己是上帝的仆人，相信自己在地上遭遇的一切都有上帝的心意和安排，他们能更迅速地从个人的苦难中超脱出来，继续投身于宣教使命。前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通过共情能虚构出来；但后者很难虚构，因为他们心灵之高洁与胸怀之旷远，他们一心为主舍命的勇气，无法单靠揣摩就能达及。普泛性的情绪与情感容易揣摩得之，而特殊性的、被圣灵净化的情绪与情感，只能以当事人自己的感知为感知。但愿自己有限的书写没有弱化或简化他们生命的丰富、纯粹与深邃。
Q：现在很多人普遍不重视历史。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督徒的历史观应该是怎样的？
A：缺少历史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是还不够老，认为有大把的青春可挥洒、可燃烧。人在年轻时，会本能地看向未来，朝着明天奔跑，自然会忽略昨天。不在意历史的人，会全力甩开历史的包袱，认为没有羁绊、责任和重担，人才能活得更肆意、自由。
二是更倾向于认同历史进步观，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好，比现在更好，也比过去更好；认为历史就代表落后、过时、古旧，与自己所向往和追求的代表更先进、更新奇、更丰富多变的一切背道而驰，所以会对历史缺乏兴趣。
基督徒的历史观理应有所不同。因为基督徒从认信的一刻，就生活在历史的统绪之中了。只要我们接受纯正的基本教义、委身于一间有形教会、过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允许基督信仰贯穿自己的一切领域，我们就“自动”进入一种历史的传统中，成为历世历代无形教会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而独立存在。
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看明天更美好，不会将盼望徒然地寄付于明天，而更会将盼望牢牢地寄托在基督应许的永恒天国。基督徒理当以一种入世又出世的态度来度在世的日子，这会让我们更尊重历史——因为那是出于上帝的安排，由他掌权，也在他的护理之下；更珍重当下——因为每一个今天都将成为历史，而基督徒度过的每寸时光都是基督用自己的生命赎回来的。
所以，深厚的历史感应该成为基督徒生命中一个鲜明的印记。
（本文首发《海外校园》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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