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志明
一
由于科学开阔了眼界，今天大概没有人还像科学初兴时一样，乐观地相信人的理性能够尽知宇宙的囊底。《华盛顿邮报》在评选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时，将下面一件事列为“最大的讽刺”：人类不得不重新承认，信心、直觉和情感，至少与理性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理性崇拜主义的破灭，再次突显了人在宇宙中的有限地位。然而，认为人完全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种乐观态度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怀疑。许多人以为，我不能影响天地，也不能改变他人，要决定自己的命运，当是天经地义，也是力所能及的。
在对自身命运的支配上，人的能力难道不是有限的吗？严家祺先生冷静的反省颇具启发性。当然这首先是人生对他的启发。从投身改革、支持学运到流亡海外，世事沧桑，命运炎凉，多少回身不由己，多少事出乎意料，善良的心恐怕不愿去数算了。人们说，弱者顺命，强者立命，然而谁是强者呢？秦始皇是强者吧？历史却没有按着他的意思“秦二皇、秦三皇”地延续下去，他自己几度怕死寻访仙丹反而五十岁就死了。唐太宗李世民是强者吧？没想到吃了天竺方士的长生不老药中毒而亡。自封“圣神皇帝”的武则天是强者，她天天疑神疑鬼，死后只留下了一块无字碑。毛泽东是强者，自己落得个孤家寡人，凄楚可怜，越活越糟糕。很简单，人若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就不会有这么多失意和无奈；人类若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幸和痛苦。人啊，不过是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已，不过是像瞎子渴望看见前面的道路而已。但瞎子毕竟是瞎子。
二
我想对家祺兄的“三因素”加一些补充。人作任何一项决定，首先都有动机。这动机在弗洛伊德，说是“本能”，在弗洛姆，说是“需要”，总之不外乎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利益”。利益驱使人的理性能力去评估、衡量、作决定，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个“利益 理性 决定”的过程中，有他的情绪始终相伴随，干预着理性能力的运作。同时，又有他的良知时隐时现 我说时隐时现，是因为有些决定并不涉及良知，如决定喝桔汁还是喝白水对身体更有益；还有一些涉及良知的决定，如是否离婚，利益、理性和情绪很容易会把良知“习惯性窒息” 良知若出现，则对决定过程中的理性起审视的作用。
下面是世人作决定的一般公式：
良知
↓
利益──理性──决定
↑
情绪
三
我在这里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只谈一谈这个决定过程的有限性。
“利益”是狭隘的：个人、集团利益的狭隘性显而易见；常被政客高举、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利益，正是造成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战争、最多百姓伤亡的根源；即使只有极少数经典科学家和慈善家才能真正为之献身的“全人类利益”，也常常会由于忽略人类之外的自然系统而导致一系列“人类集体自私”的祸害，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理性”是有限的：不仅是理性能力的有限，更表现为理性能力的运用通常也是由利益目标驱使的，所以“理性在制造恶中能起非常大的作用”。
“情绪”是自我的：他常常是利益得失和理性判断的伴随物，如压迫剥削会使人愤怒，民主理念会诱人激动。但情绪也可以毁坏利益与理性的巧妙联盟，显出愚蠢的“纯然可爱”或不顾一切的“凌然可敬”。
四
试想，狭隘的利益驱使有限的理性，在个人情绪的伴随下去作决定的时候，结果会如何呢？一方面，他的决策不可能完全符合利益目标的要求，一定会有他想不到、摸不透的地方；另一方面，假定他的决策完全满足了目标的要求，也只是满足了他自己的目标，一定会同他人的目标有摩擦、有冲突，这种冲突甚至会彻底打乱他的决定。
个人命运的飘泊不定和人类命运的变幻莫测，都源于此，以致于我们对下面的奇怪现象已经熟视无睹了：每个人和整个人类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策划明天、掌控自己，结果是流产、失控、出人意料；然而每个人和整个人类每天仍在绞尽脑汁策划明天、掌控自己，结果是……
这令我想起那出有名的话剧：《等待戈多》……
又令我想起那个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滚下来，推上去，又滚下来……
还有一个比喻：人类是一条巨大的航船，船上的每个人都依着自己的决定，朝不同方向摇橹。在相互冲突的合力中，这条船便驶向了谁也不晓得的一个地方。我倒觉得，是每个人都在摇着自己的一只小船，拥挤在有限的水域中碰来撞去，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和方向，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自己去哪里，看上去只是每个人都在奋力争取着什么，一代又一代地碰撞着，直到沉没到水底，消失了为止。
五
可悲的不是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本是人的本相；可悲的是人自以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便是人的自欺了。
人的自欺，是利益和理性的无限膨胀引起的。
人的利益本是有限的，却自我无限化了，即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现代人的消费享乐早已深深地淹没了“人类必需”的水准线，成了滔滔泛滥的洪水了。
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却有无限的冲动，想知道一切，并千方百计持守着“能知道一切”这一虚假的自信。康德曾透彻地揭露说，人的理性能力总想知道自身能力以外的事，即想“象神一样”（圣经），结果总是陷入“二律背反”，不可自拔。
利益原本狭隘却自我无限化，就叫贪婪；理性能力原本有限却自我无限化，就叫僭越。《圣经》将这两点都概括在人类吃“智慧果”的原罪中。
有限的东西却以无限化的方式行事，这正像瞎子自以为能看见便自信地行走，隐含着极大的悲剧和危机。
六
这不是太悲观了吗？你是不是导向了“宿命论”？不是。人除了有限的一面，还有真正无限的一面，只是常常被忽略、被压抑着罢了。
让我们从良知说起。前面我一直没提良知在“做决定”过程中的作用，因为良知在当今世人的利益追逐和理性盘算中的地位，实在是微乎其微。
但人的良知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人也不知道良知的来源。康德曾说，他对一切都不感到惊奇，唯有当他仰望星空和自问良心时是例外。后来他将良知称作“绝对命令”，是人应当无条件遵守的。家祺兄在《民主中国》创刊号上的短文，就叫“良知是上帝的声音”，现在他说“良知的声音最接近上帝的决定”，也许是他意识到上帝会有更真切更有力的声音吧。中国古人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和“四端”之说，说得也是良知这一面。
七
很明显的事实是，良知并不附合利益和理性，倒总是反对人在物质上的贪婪和理性上的狡诈，俨然是“内在的公义”。良知的存在表明：人是一个矛盾的存在物；人之为人不仅是物质与理性的混合体，还有一个超越其上、也就是超越其有限短暂自私狭隘之上的独立声音。这是令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康德惊奇的声音，也是一切罪人、恶人、贪婪世人都无法消除的声音；这是令《罪与罚》中那个人不知鬼不觉的杀人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声音，也是令《悲惨世界》中的贼犯“冉阿让”不能不流泪忏悔的声音。
像良知一样，人身上还有另外两样东西，也是来自上帝而超越物身与理性的，这就是信心与直觉。
人凭着坚定的信心，可以冲破按照理性判断不可能冲破的障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人凭着信心也可以进入凭借理性能力无法进入的信仰境界，这件事更是遍及人类古今。
人的直觉是一种召之不来、挥之不去的神奇能力，很象中国人说的“悟性”，能产生莫名其妙的“灵感”和“异象”。理性对它的行踪望尘莫及，而一旦它出现，理性要去否定也无能为力，只能困惑地乖乖顺着它去思索求证。库恩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证明大科学家们都难以解释最初的灵感是如何出现的；至于上帝的启示，显然更要用直觉去领悟了。比如，用理性去分析天空大地自然万物，最多导致一些知识；若用直觉去体悟，则能发现你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奇妙的、浑然一体的大生命中，你甚至能感受到这个巨大的生命体跳动不息的脉搏，以及它背后那令人敬畏的智慧与权能。
八
信心、良知、直觉，这三样东西都是上帝所赋予，可以用来与上帝沟通的。它们或许是上帝赐给人的灵、即人身上上帝之形象的三方面属性。它们超越了人身上物质与理性的有限性。它们是人的内在矛盾中属于上帝的那一方。它们的存在表明人的生命中有永恒的因子，既不随着人的利益和理性而起伏，也不会随之而消亡，“因为上帝把永恒放在人心里”（圣经）。尽管这些永恒的因子在一个日益张狂、享乐、贪婪、僭越的世界上，越来越隐而不显，但他们无比重大的价值，正是在他们渐渐失去时，方才渐渐显露了出来。前面所提《华盛顿邮报》一千年反观中那个“最大的讽刺”，便是一个证据。只是原本来自上帝的，若不复归上帝，就是残缺不全软弱无力的，即便意识到了他们的价值也没有用。而一旦复归上帝，人身上永恒的因子便将人生带入永恒的境界，那时，人才能真正地发现并实现（在那里发现就是实现）自身本来具有的无限性。
问题就在于，一方面，人若不凭借信心、良知和直觉能力，便无法通向上帝；另一方面，人若不通向上帝，其信心、良知和直觉能力就在狭隘有限的利益、理性和情绪的膨胀中奄奄一息着。这就是人走向上帝的大困难之所在。因此，在很早以前，上帝走向了人。藉着道成肉身的耶稣，人的灵魂的重生、人的无限性的焕发有了一条道路。只是要走上这条通向永恒的道路，人依然要乘着信心、良知和直觉的翅膀，而不能靠利益和理性这双惯于行走在地上的脚。因为那是一个无限的、属灵的国度，“上帝为爱衪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圣经）。
九
在上帝里，信心、良知、直觉都复活强壮了的人，他作决定的过程应当是：
信心
↓
上帝──良知──决定
↑
直觉
对上帝的信心是信仰者的力量和意志所在。与上帝相连的良知就是信仰者的博爱。以直觉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异象则是信仰者最大的智慧。在上帝里，“爱”代替了“智”，“良知”代替了“理性”，成为人作决定的中枢，而“完全的信靠”与“活在异象里”便是最可靠的保证。
那么，驱使世人作决定的个人“利益”哪里去了？耶稣说“你们若不舍弃一切，便不配作我的门徒”。个人“情绪”呢？被融解在“归回安息、平静安稳”的婴儿般心态中了。至于人的“理性”，你要全然否定吗？不。有限的理性此时已恢复了其有限的本相，不再是作决定的准则，而只是工具；不再是会计师，而只是算盘；它顺服于良知、信心和直觉，也就是顺服并执行“上帝的决定”。一个人怎么知道上帝对他的决定？当他的信心、良知、直觉都打开了，他自然知道：上帝要他去爱，爱生养我们的天父，爱天父创造的自然，爱天父一切的儿女，包括你所憎恨和厌恶的人……康德仿佛在这里说：这里是“彼岸世界”，在这里，理性一无用处；这里是天国，“天国在你们心里”（耶稣），这里要靠信仰。
自然，当人睁开祷告的双眼正视这个硬邦邦的“此岸世界”时，人的理性就有用了，但不是以它惯常的自恃和精明去否定、而是去执行上帝“爱”的命令：在公司里，在学校里，在团契里……在职业中，在生活中，在研究中……用时间，用金钱，用生命……对骨肉之亲，对陌生人，对一切不晓得上帝之爱的人……。
十
此时，人的决定就不是奠立在人的有限性一面，而是奠立在人的无限性一面，这一面原本是属上帝的。无限性一面一旦在上帝里确立，就全然包含着有限性一面。人内在的矛盾就消除了，心灵归于平静，人的“决定” 与其说是人的决定，不如说是人对上帝的顺服，即“上帝的决定” 便与人的命运相契合。这种契合就在于：人以无私的投入而全然了悟了自己的命运。因为这命运不再以一己的浮沉为内容，乃是以荣神益人为宗旨；不再是短暂地以死为终结，乃是奔向永生之神的一段旅途，因而不再有贪婪、急迫、占有的心态，而是从容、喜乐、潇洒；不是恃仗自己的聪明能力，而是活在对上帝的敬虔中；不是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怪自己，而是时时心存感激、事事献上感恩……。这大概就是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吧。
当然，几乎被淹没在现代利益洪流和理性泛滥中的信仰者们（包括我自己），到底多大程度上进入了这种境界，多大程度上还活在天国与世界的夹缝中，在上述两种“决定方式”中间痛苦挣扎着，真是不得而知了。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