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这句话虽然算不上至理名言，也绝非出自名人之口。但是，一个在茫茫人世间，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中，一辈子自始自至终只遵循一个意愿，坚韧地、初衷不改地去完成一件事的人，是令人敬佩的。
文／乔瞧
“叫我苏大姐吧”
离开家乡来到纽西兰，其实只是一夜间的事。然而，当我伫立在绿草鲜花、空荡寂静的街边，任周围仙境般的自然风光强有力地涌入眼底时，脑子里却仍然时不时地跳跃着首都机场那簇拥的人群和亲人们互送平安的眼神。一种顷刻间被隔成两个世界的无奈和茫茫无望，不得不流落他乡的凄楚不停地在心头翻腾。
开始想到这遥远天边的小岛，是因为朋友从日本打来了电话。
“……你再说一遍你在的那个国家的名字。”
“New Zealand.”
“我过去从没听说过。它在哪里啊？”
“看地图的最南边，在澳大利亚的下边。”
“哎呀，看到了，那么小，也太远了，都到天边了！”
是的，都到天边了。我在这“遥远天边的小岛”上最初的生活，常常是在广阔无垠的蓝天白云、满村满地的鲜花绿草的怀抱之中。后来，我会怀着好奇去逗弄大教堂广场上成群结伙、叽叽喳喳相互争食的海鸥，排解自己空落落的心理。再后来，依然是阳光闪耀的晴空下，雨点就那么霹霹啪啪地洒落下来，有时还会带来一地玻璃球般大小的冰雹，一切都发生在顷刻间，阳光依然和煦，玻璃球在手心里慢慢化成了水，带来一阵阵彻骨的凉意。喜欢在枝头跳跃的小鸟又尖细地叫起来：“妈咪 ”“妈咪 ”哦！我想起了儿子，一次次地想起了那个在机场愣是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来，一边还挥动着小手向我告别的儿子。雨水、冰水和着泪水在冬日里那明晃晃的阳光下闪着光亮，随即混合在寒冽而又潮湿的空气里。
那一阵，令我最刻骨铭心的话，是一位好心的美国朋友在我到达纽西兰的当天从纽约过来的电话，“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会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感到什么都是陌生的，你应当尽快熟悉那里的生活。”我知道我正在开始熟悉这种静悄悄的生活，这仅仅才开始，就有些令人心里发慌。无可选择的是，怎么也得伴着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无着无落的恐慌往前走。
楼房、商店、超级市场……人——人们；我看到了一群群各种各样的人：毛利人、撒摩圭人、日本人，还有那么多金发碧眼的纯种英国人；我开始聆听远近教堂悠扬飘荡的钟声，CHRIST CHURCH（在中文里被称为基督城或教堂城）真是不负其名。这个纽西兰最美丽的花园城市，她是那么典型的英国风格，她拥着那么多不同建筑形式的教堂，星星点点地座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日子一天逼着一天地往下过，时光在清冷和孤独的融合中摇摇摆摆地走过了两个月。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跟人说，“我是中国人，我从中国来。”纽西兰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分辨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差别，他们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之后，常常会说上那么一句，“哦 中国，那么远，那么大。”一位老师拿着世界地图喃喃地说：“哎呀，中国，巨大！”我开始亲自感受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文化和版图的涵意，还需要那么多的毅志力与自我心理的控制。
中国人–在这城里的中国人呢？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偶然间，听到一位只在来纽西兰的飞机上见过一面的大陆人说起，有一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但那是一个教会。
“我可没介绍你去的意思！”
“好，你没有介绍我去，我不过只是去看看。”
他听完我的保证后才收回了严厉的目光，说：“你只能说你是跟来的！”
去教堂的路上，我老老实实在他身后注意保持三至五米远的距离。天空依然是蓝天白云，午后的阳光透过冬天残存的寒气，落在城西那座尖顶教堂的顶上，闪亮着光点的花玻璃，有一种童年时候转动万花筒的神奇。门前不远处，立着的大牌子上有中英文的“华人教堂”的字样。
跨进教堂的那一刻，像是还在昨天，认识苏姐姐的情景，就像是一个静止的镜头。当时只有几个人正在忙着做些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没人介绍的，站着发愣的人。不远处有个高个子的女士，短短的头发有些灰白，她的那个大鼻子慢慢地冲着我转了过来。
“怎么也有老外来这里啊？”我正这么想时，已经传来她那好听的声音：“真高兴你来这里，欢迎你！”
“你会说中国话？”我惊呀极了。
“是啊，我叫苏美恩，就叫我苏大姐吧。”
高个子的苏姐姐微俯着身子，她带着微笑的脸上有着很多的慈爱。“大陆来的朋友都这样叫我。”
“苏大姐”——太顺口了。
“一会儿会有很多人来，你会认识很多朋友。”我看见苏姐姐的手始终不停地往一个小桌子上放一些小本子和杂志。
“可是今天我就想和你聊天啊！”我不加思索地说，这完全是出自当时我的那种急切躲避寂寞的心情。
“哦……哦哦。”苏姐姐转过脸来看看我的眼神里有几分关切，她那拿著书的手就那么在空中停了一下，接着抬手一指许多座位前的那个讲台，说：“现在，我把这些放到那里，然后，我今天所有的时间，就是和你聊天！”
就这样，那天苏姐姐一直挨着我坐着，她一直在和我聊天。在她那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后面，竟然对天文地理、东西方文化、妇女问题……就像谈论圣经故事一样通晓。
那是神奇美妙的一天，我站在苏姐姐的面前，看见了在她脸上，有着宽厚、慈爱的光亮。
苏姐姐的选择
很难想像，苏姐姐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她的脸上，依然留着孩童般的稚气，有一种女孩子的纯真。和苏姐姐聊天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她的话题很巧妙，很艺术。她选用贴切的中文和英文描述的故事里，有她自己的情感流注，她时不时会发出天真、开朗的笑声，太容易感染人。偶尔，她也会绘声绘色地说上一段有关她自己的故事，大多是发生在1965年至1985年间，苏姐姐在台湾传教时的事。她对那段漫长的传教生涯，有些像是孩子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很有情趣，不是拿来说事用的。后来回纽西兰，完全是因为父母年老需要照顾。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曾经到过那座座落在蔚蓝色湖边古老而典雅的苏格兰式小教堂。我坐在长条凳上，想像着有个小女孩常常和她的父母从偏远的牧场来到这，一定早已领略了在那个古朴的讲台后边大玻璃窗外，远山依水的壮丽景象，很象有些圣经故事的油画画面。“有一天，妈妈突然倒下了，她很安祥地靠在天父的怀抱里。”这是去年发生的事。苏姐姐在说这段话时，非常平静。“现在我搬到了父母的家里住，因为父亲目前更需要照顾，我要让他减少悲哀。Anne也需要他。”
Anne Scott是苏姐姐的英文名字，在纽西兰很多人都知道她。在人们的谈话中，Anne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我的一位女教师说，Anne心灵很美，她不仅忙着教会工作，晚上还要去神学院讲课。Anne很Happy。
“是的，我很Happy。我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是上帝让我做的事。”苏姐姐这样说，“其实我信奉基督不都是来自家庭影响。”童年时的苏姐姐年仅十一岁就离家住进了教会办的女子学校。她说她并没有因为学校的早晚仪式和念圣经而信主，真正开始亲自认识耶稣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原先选择学英国文学，是想在大学毕业后当一名教师。但后来在学校认识了基督徒同学和基督徒团体，那些日子是在查考圣经、传福音的全时间奉献中度过的。
“在1956年至1957年间，全国的基督徒学生参加联合会议，常常报告世界各地的情况和需要。我们基督徒学生求上帝在这一年中呼召一百个基督徒，结果那一年是一百另七名。”苏姐姐还说：“一个长期在日本的宣教士回国，她对我说，也许你以为那里不需要你，来吧，出来做个宣教士吧！”
“那时我没有告诉她我愿意，但是到了第二年，我清楚自己要走哪条路了。我明白了国外的教会真正需要一些勇敢、能干的妇女去做宣教工作，那是一种接棒式的工作。”
这以后，踌躇满志的苏姐姐在心灵与神的道路上一步步地向主靠近。凭着信奉主的坚定信念，大学毕业后又读了师范学院，然后去了英国，攻读神学。毕业时，年近三十岁的苏姐姐决定去台湾传道，从而开始了她的传教工作。
苏姐姐相信智慧是开启心灵的门窗。她在台湾时，一边加紧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常常和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并向他们讲道。一天深夜，在睡梦中的苏姐姐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了门，只见一位男生站在门外，还没说话就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苏姐姐，前几次你讲课时，我都没有用心听。可是在今天，就在你讲课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么好听，整堂课我都在认真地听你讲。我觉得我过去那样做是多么地不对。我真对不起你。今天夜里，我睡不着觉，我一定要来跟你说。”苏姐姐学着那个男生当时边抹眼泪边说话的动作，“不管怎么样，我也姓苏，看在我们是一家的份上，请你一定原谅我。”听完我们都笑了。是的，爱是没有国界的，苏姐姐说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时，言语间总会透出别出心裁的幽默。
我更喜欢听苏姐姐站在讲台前讲道。她从不用手稿，手里只捏着一本翻开的圣经，然后就是流畅的英文和娴熟的中文相互翻译，轻松自如地一人同时做着两人的事，在座的人无不惊讶。我喜爱苏姐姐，那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笑容可掬和素雅得体的装束，更多的是因为在苏姐姐身上，时常可以感受到一种智力锻炼和才能欣赏的满足。我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目光在她的身上多停留片刻，会在茫然忧烦时把她的声音在心里多珍藏一些。
在茫茫人海中，像苏姐姐这样的佼佼者真是百万里挑一。爱戴她的人除了称赞的份儿，也免不了对至今仍然独身一人的苏姐姐流露出几分遗憾和惋惜。在一次查经班上，苏姐姐说：“如果我也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那么，我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你们在一起了。”
“苏姐姐，你为什么选择不结婚呢？”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问她。
“如果说选择，也不能说我是这样的选择；应该这样说，选择是前面的事。”苏姐姐笑着说：“在这个农业国里，我选择了读大学，就已经丢掉了一些对象；在我读大学时，仍然有很多对象，但我的兴趣是选择了当基督徒，而基督徒通常要选择与基督徒结婚，就又去掉了一堆人；再后来，我又选择了当传道人，又去掉了一大批人。”
“这样，结婚的可能性不就一次次地减少了？”我说。
“不是选择不结婚，我知道天父爱我，祂在我身上给予的机会将不会不好。“苏姐姐接着说，没有丝毫的忧虑和抱怨，相反，她笑得那么坦然、甜美。“我在做我想做的，也是上帝让我做的事时，如果顺便碰上一个人一道去事奉上帝，顺便有了一个家庭一同信奉基督，那就感谢赞美主。”
接着，苏姐姐讲起了一位多年的好友，她是赴菲律宾的宣教士，在菲律宾呆了近三十年，终年和山地人住在一起。她用她毕生的精力，把圣经译成了他们的语言。三十年后的今天，她退休回国，遇上了一个可以相依相伴的基督徒，在她六十多岁的时候，美满地成婚了。“上帝的计划是最美最好的。”苏姐姐最后说，像是在对自己，又像是在对主说。
其实，苏姐姐的爱心从不是对一个人的，未婚也并不一定不幸福，倒是可以去做许多有家有室的人无法做的事。当我听到一位妇女哭着向苏姐姐诉说第三次婚姻的不幸时，在她完全信赖的眼神里，早已确认苏姐姐是一个善解人意、领略人间疾苦的好人。的确，苏姐姐很容易走进别人的心灵深处，从而了解他们的内心痛苦并及时给予帮助。她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记事本，不论在教堂，在读经班，或在与人相遇的街上；不论面前的是男是女，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在她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人，苏姐姐为此而骄傲。她说她就像一个自行车轮的轴心，各个不同的人就象一根根铁丝，牵挂在钢圈的不同位置上。“但他们都连着我这个轴心，我在他们之间更需要分寸上的掌握。”苏姐姐若有所思地说。
苏姐姐一生只做一件事
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人就远涉重洋，来到这个“天边小岛”的南端。在那连绵起伏的矿山脚下，至今依然保留着一些低矮的屋棚。纽西兰人为纪念这些早年来这里挖金矿的中国人立了石碑。他们都是青壮年的男人，撇下妻室家小，来到这里几十年，他们开采的金矿为早期的纽西兰创造了不可低估的财富。然而，在他们中间，能够幸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我曾经在一块墓地中发现过他们，他们成排的墓碑是紧挨着的。在他们的碑文中，有因为矿山崩塌而身亡的记载，也有因无法医治而病故的记录。这些可歌可泣的中国第一代移民，在这个仅有一百五十年的国家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这些大概就是苏姐姐最早对大陆人仅有的印象。接着是在六、七年前，开始有大陆来的学生出现在这个国家。
“第一次见到中国留学生时，我觉得他们与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并没有差别，不仅在吃的方面一样，连口音也相同，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啊，因而非常有亲切感。”苏姐姐说：“我请他们来我家包水饺。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最初的一个感觉是，他们的兴趣很广泛，性格很活泼，什么都可以谈。但一提到信仰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感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像人生的一部分是空白的。”
那时，正是苏姐姐回到纽西兰的前两年，她仍然在神学院任教。一天，Rose牧师打来电话，他有意成立一个华人教会，又知道苏姐姐会讲中文，这无疑是苏姐姐最喜爱的工作。于是，这两位创办人找到了十几个人，试着一个月举行一次聚会，在第四个月的聚会时，他俩试着问人们，如果一周一次，你们愿意来吗？结果有十七个人愿意。这样，从1989年五月至九月的试验后，于十月正式成立教会。在十月底，Jack牧师从香港回到纽西兰，也来到华人教会，期间又有一些教会团体的支持。打那以后，来基督城华人教会的人日渐增多，时至今日，已有将近三百人了。
“你们从中国来，全世界这么大，怎么会选纽西兰？又怎么会选基督城呢？”苏姐姐好奇地问一些大陆学生。
他们告诉苏姐姐：“因为我们发现这里有个基督城，我们知道基督是有爱心的，所以这里一定有爱心的人帮助我们。”
纽西兰的特定环境给每一个从大陆来的人几乎都是同样的答案。除了寂寞、语言障碍不说，想找一份工作真是难上难。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用不着太多的服务性行业，仅有的行业也满足不了纽西兰人的就业问题。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既没有收入，还必须支付生活的开支。有一个大陆人面带愁苦地这样说：“当你眼睁睁地看着带来不多的钱在一天天少下去的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慌乱。”
“其实，有一些大陆人初来时的处境，不仅仅是生存问题，而是几乎生活在饥饿线上。”苏姐姐说：“我唯一所能想的是，在他们面对危机时，在求救、求帮助时，我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
作为一个熟知纽西兰国情的人，苏姐姐为许多大陆人提供建议，翻译材料，使他们不仅得到了工作机会，还解决了身份问题。苏姐姐的时间表常常被排得满满的，她要看望和了解一些人的疾苦；要查找报纸、打电话查询和帮助一些人解决疑难；她几次让出自己的房子给一时无处居住的大陆人住。
“我知道一些大陆人面临居留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已经拖了很久，他们的心情上有着很大的压力。”最近，苏姐姐又在报上发表关于帮助一些大陆人解决身份的呼吁。
有一天，当我看到挂在苏姐姐家墙上的木匾上的字句：“母亲的心如同耶稣的手，钉痕依旧在，爱心永不减。”我猛然领悟到主的爱在苏姐姐身上的体现。
苏姐姐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归到主的怀抱。有许多从大陆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决定信奉基督并在华人教堂受洗时，讲到自己是怎样走上信主的道路。那中间，都离不开苏姐姐所给予的爱心的点播。
有许多次，我都情不自禁地被苏姐姐的模样所感动。当她站在那儿，身边被一群中国人围着时，像是鹤立鸡群。因为她太高了，她必须俯下身子和人说话。听她说话，又总难免让人在感觉上产生误差。因为她的中国话和谈话的内容都太中国味，和周围的人几乎没多大距离，就像是个道地的中国人。但她确确实实是一个纯得不能再纯的蓝眼睛、大鼻子、高身材的洋人。我甚至怀疑，也许主耶稣给了她一半中国的血液，流淌在她的生命里。我看见一个平凡人的生命中，正流露着伟大神灵的创造和荣耀。
作者来自北京，曾任记者，现住纽西兰。苏美恩和几位基督徒成立“海外校园委员会”，负责本刊在纽西兰的推广和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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