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永世──众谈婚姻的迷思

 

我后来才体会到,她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揭发我是很难的。这事错不在她,而是当时的政治压力。她如果不揭发而被关起来,孩子怎么办?当我想通了,就不再怪她。

 

 

 

文╱麦小莹、许芸、叶信辉、于志方

 

 

 

时代的危机:一半人离婚

 

布什总统在2004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有一项计划是拨款十五亿美元,宣传婚姻的重要性,以求改善国民面临的婚姻危机,包括教育、辅导低收入家庭的婚姻品质。

为什么布什总统这么看重国民的婚姻生活?据2001年全美的统计资料显示,每一千人口中,约有八人结婚。同时,离婚资料显示,每一千人当中,就有四位离婚者。这说明了美国的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据统计单位预测,2004年若有二百卅万对新人成婚,其中将近一半会以离婚收场。

专家们表示,自前任总统柯林顿和陆文斯基的婚外情,到名歌星小甜甜只维持一天的婚姻,从传统的冗长痛苦的仳离诉讼,到今天价廉速成的网上离婚,可以看出“神圣婚姻”的观念和品质,已经面临严重的冲击。

可喜的现象是,2004年一月份的《时代杂志》刊登的婚姻与性爱的系列文章中,提到婚姻辅导专业方面的统计。1966年时,从事婚姻顾问的专家只有一千八百人,四十年后的2001年,已增至四万七千多人。据估计,这些专家每年约辅导八十六万三千多对夫妇。

虽然各派心理辅导专家的理论方法有别,但是这些统计都显示出:虽然丈夫忙碌、妻子寂寞的怨偶,比比皆是,但他们不想分离。他们愿意重整家庭。这就说明了不美满的婚姻,有修复的机会和方法。

笔者因而特别邀请了三对夫妻,以过来人的身份,谈自身的婚姻经历,及感受、经验。更邀请了三位婚姻家庭方面的辅导人员,从压力来源、沟通原则、男女的角色,及重建的秘诀四个角度,谈如何改善婚姻生活。他们是:

詹宏、刘美琳:教会牧师、师母,从事家庭辅导,育有二女一子。

庄光桢:配合政府医疗计划,从事儿童、青少年及家庭婚姻治疗的心理辅导多年。

陈志诚、陈德春:教会牧师、师母,从事家庭辅导,育二子。

王一乐、郝彤:结婚十一年半,育一子。

徐立、庄伟苓:结婚二十三年。

袁正清、何之雯:结婚四十八年,一对儿女已成家立业。

 

 

压力顶在头:内心阴霾重

 

一乐和郝彤的孩子快一岁时,帮他们带孩子的姥姥姥爷回国,爷爷奶奶却还没签证出来。那时一乐已获得学位,找到工作,郝彤也通过医生资格考试,正在家准备论文答辩。房子的打理清扫原来都是姥爷姥姥承担,他们走后便由郝彤承担。郝彤挺累也挺孤独的。

更糟的是,她发现有时一乐下班回家也不问候她一声,就直接去干自己的事情。她觉得不再被重视和关心,心里很委屈,遇到一些小事也容易发火、拌嘴。结果吵一次伤一次感情,郝彤心灰意冷地想:“认了吧,当初感情那么好,如今也就这个结果,婚姻太让人失望。”一乐则觉得自己的家,简直像座坟墓。

徐立和伟苓则有姻亲相处的问题。伟苓的父母第一次由台湾来看探望小俩口时,徐立不习惯家里多了两个人。而伟苓是家中的长女,家庭关系相当紧密,父母很自然地站在女儿的角度,观察他们的婚姻,冲突就这样开始了。

 

 

如何能沟通:要像站路口

 

心理学家庄光桢认为,夫妻争吵是自然现象,因为人都不完美。通常在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夫妻之间的紧张压力就渐渐增加。有人说有了孩子,可以避免争吵,事实上埋头照顾孩子,只是一种逃避、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如果夫妻平日不注意建立良好关系,等孩子长大离家后,反而要花更大的代价来恢复夫妻关系。

冲突的原因很多,但是若归纳为一个原因,就是“夫妻之间对彼此有假想”。丈夫假设他赚钱养家,就已经尽到他的家庭责任了。妻子呢,却认为丈夫应该满足她的情绪,了解她的幻想,还要帮忙教养孩子。

当这些假设与事实不合时,人就从失望转为愤怒。虽然两人无意伤害对方,但是内心受的伤害、委屈,就化成愤怒的叫骂。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两败俱伤,而且恶性循环。

因此,庄光桢建议,夫妻之间要学习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要预测,不要打断;回应时,可以重覆对方讲的话,而暂不发表什么评论。很多的误解的产生,就是因为没听完或预测对方想说的话,而或者急于反驳。沟通的原则,要好像站在十字街口,停、听、看。

另外,最好固定安排约会,一个月或一个礼拜一次,无论是吃饭或看电影等,都可增加感情。不过,这要事先安排,不能是临时决定。而且约会时不谈问题,只是单独在一起享受一段好时光。

刘美琳师母则表示,如果没时间常常约会,也可以把握日常生活的片刻。她很珍惜每天和先生一起吃早饭的时间。他们利用这时候一起读段经文,然后为孩子、为当天的事祷告。虽然不像烛光晚餐那么浪漫,但却是段单独、安静相处的宝贵时间。

陈德春师母则提醒大家,人与人的沟通有五个阶层:

第一层面属于问候语,比如:“你好吗?”第二层面就讲到事实,但不加意见,例如:“今天天气很冷。”到了第三层面,就开始表达意见:“今天真冷,今年大概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年。”而到了话语中加入感情时,就进入第四层面了:“今天冷得要死,真讨厌。”最后的一个层面,则就讲到内心的感受,比如:“我真的害怕、担心”一类的话题了。

基本上,愈往下层面,愈会把心里的话讲出来。陈德春师母建议,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不要进入第四层面,最好就事论事。因为一有情绪介入,夫妻就很难再心平气和地好好谈事情了。譬如孩子放学回家不马上写功课,先生也任他玩,太太可以告诉先生:“如果让孩子先玩,等他玩够了,心不容易静下来,功课在这种情况下写不好。”而不是说:“你就是懒,叫你管孩子也不管!”

批评是导火线,因为批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别人做的不对。人遭受批评后会觉得被轻视,然后自卫,这样,爱就减少了。夫妻之间可以建议,但是别忘了建议时要将心比心。

 

 

男女的角色:一样不一样?

 

平等但有别

 

一般说来,男人比较注重视觉的刺激,女人则注目于那位对她有情的人。男人以工作的能力评价自我,女人却依靠爱情的关系来维持自我形像。这也是为什么当婚姻触礁时,女人会比较主动、积极地参加家庭讲座,或寻求心理辅导。

詹宏牧师认为,男人较少寻求婚姻辅导的原因,一是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家庭状况,另外,觉得事业比较重要,家里闹情绪是小事,现在不处理,过一段时间自然会好的。还有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鼓励男人放太多心思在家庭里,能维持一个过得去的情况就好了。而且事业不能等,但是家庭可以等。所以,男人寻求家庭辅导的心态比较被动。

但是由于社会的改变,女性的教育水准普遍提高,能力也渐被社会肯定。女性地位的增高也迫使男人调整心态。

詹宏牧师认为,男与女的地位,应是平等、没有冲突的,但角色有区别。角色有区别是人类社会里自然存在的现象,譬如两兄弟玩耍,为了抢玩具而打架,父母亲不会因为他们俩地位平等就任他们打,看谁打赢谁就争到玩具。父母亲多半对哥哥说:“你是哥哥,怎么不爱弟弟?”又回头对弟弟说:“他是哥哥,怎么不尊敬哥哥?”

这样的劝告,在孩子听起来好像没解决问题,孩子可能会觉得,爸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兄弟俩是平等的,但是他们有区别。一个早生,一个晚生,他们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同样,在人类社会里,角色有区别和两个人的生命本质是平等的,没有冲突。

男女的生命本质也是平等的。过去的男人,不应藉任何理由压制太太,对妇女不公平。但同时,今日的男人,也不应该因为教育、职业或薪水的转变,而不得不尊重女人,因为在这样的动机下,不会真正地尊重女人。

男人必须从爱的角度思考问题,无论做什么决定时,要想到太太会怎么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的意愿是什么,而不是因太太的客观身份改变,而提高她的价值。男人的这种心态调整是必要的,也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调整。

 

完全地接纳

 

詹牧师、师母是在美国念研究所时认识而结婚的,詹师母觉得最亲密的是,丈夫常常告诉她,他在想什么。无论是高兴或伤心,都很坦白。

她也很感激丈夫对她的爱护。记得有一次她向先生抱怨别人,先生并没有批评她,反而带着她一起读圣经并解释神的话,让她觉得她没被嫌弃,没被看成小人。

詹牧师也对美琳十分信任、尊重,他说:“美琳知道我的个性,她不断地规劝我。我也发现她说话的方式,比从前更有智慧、更诚恳。这么多年来,我体会她对家庭、对我都有明显的帮助,所以我接受的速度也愈来愈快。”

另一对夫妻,袁正清伯伯和何之雯伯母,也是因念同所大学而结婚。他们的婚姻随着社会的变化却日益巩固。袁伯母回忆:“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因反革命罪名被学校从严处理,经过群众批斗后就被抓走了。那时老大十一岁,女儿才六岁。我是老师,但被看成反革命家属。孩子也被岐视,精神上承受极大的压力。所以只要一听到开批斗会的广播喇叭声,我们全家就心惊胆颤极了。

“后来没有证据定他的罪,就放他回家。往后的四年,我们还是常常被抄家,他也仍受批斗监督、劳动改造,做最脏最累的活。我们的婚姻受到严峻的考严,当时的工宣队劝我和他离婚。我没有搭理。因为我相信他不是个坏人,心里从来没有要离开他的念头。”

袁伯伯被监禁时,当时的领导和周围的群众逼袁伯母检举他。袁伯母就写大字报,揭发他偷听苏联的电台。袁伯伯看了大字报,非常气愤。他说:“我觉得我的妻子不应该揭发我。而且,这大字报登出来以后,更给了别人理由逼我、斗我。回家以后,我心里一直不原谅她,有时就把这事重提出来。

“我后来才体会到,她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揭发我是很难的。这事错不在她,而是当时的政治压力。她如果不揭发而被关起来,孩子怎么办?当我想通了,就不再怪她。其实她既是我妻子,哪怕她真的做得不对,我也应该原谅她。如果我到现在还不能原谅她,那就是我对她的爱还不够。尤其信了主以后,应该要有舍己的爱。我如果这点事都不能原谅她,还谈什么舍己的爱?”

是的,真正的饶恕,不是抹杀记忆,而是真正的接纳,也不须谈条件。

 

 

重建的密诀:探戈三部曲

 

正确的秩序

 

詹宏牧师、美琳师母一致确信,从圣经里《创世记》的记载显示,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比夫妻更亲密。

所以,生活秩序应是上帝第一,配偶其次,再来是儿女。但是这顺位、差别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心中有上帝,人才有爱和力量来生活,而且关系是永远的;因为有配偶,才有儿女。

 

共同的分担

 

今天的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不断渲染单亲,如单身女人的强势。一些通俗电视剧,又把父亲刻划成妄自尊大,或丢三忘四的糊涂人。这些形像都让下一代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父母亲的感情并不需要什么交流,也与自己无关。

照心理学家庄光桢的分析,父母感情不好,会带给孩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1. 缺乏安全感。长大后虽然组织家庭,但不信任任何人。
  2. 对婚姻不乐观。
  3. 幼小的孩童,会认为是自己不好,父母才吵架。若父母因吵架疏忽了孩子,有的孩子更会去做些不好的事,让父母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4. 夫妻感情不好,通常对男孩的影响较大。女孩比较会找对象诉说,或藉写作、画画舒解。但是男孩偏向压抑,尤其到了青少年时期,在处理情绪和人际关系方面,没有正确的学习对象,容易迷惑甚至于有错觉,将来也不晓得如何面对妻子的情绪。

总的来说,孩子的安全感建立在家庭和谐上。妈妈是儿子见到的第一位女性,她怎样对待丈夫,提供儿子将来对待妻子的期盼;同样的,爸爸对待妈妈的态度,也影响女儿对男子的看法和婚姻的期望。

陈牧师、师母一致赞同,要教养儿女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身教。除了自己要婚姻美满,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外,父母花点时间和孩子谈人生、信仰或道德,或是和全家坐在一起谈天,都可以制造好的家庭气氛。

 

从心灵做起

 

一乐深信,婚姻的重建要靠心灵重建,即改变自己的心。这个改变,要在信仰重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因为说穿了,婚姻是两个有缺点之人的最近距离接触,是人以最本来的面目,出现在对方面前。自我中心是不幸婚姻的罪魁,惟有信仰可将其改变。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信仰,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内心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幸褔。

例如郝彤,她就常以《箴言》中的一句话自我提醒:“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每当冲突发生时,她就用这话来面对,管住自己的口舌。

伟苓因体弱多病,常进出医院。她说徐立信主以后,学会照顾她了。当她生病时,徐立会在出门之前,留张字条在床旁,提醒她不要忘记吃药、喝汤。而当伟苓父亲生病时,徐立把家庭管理得很好,让伟苓能安心照顾父亲。

袁伯伯以往认为,夫妻来自不同的家庭,性格、观点都不太一样,忍耐一下还可以,但是要做到恒久忍耐,是很痛苦的。

后来他慢慢体认,要做到恒久忍耐,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不能以自己为中心。

他说:“如果老是看对方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就是看自己了不起,看对方不怎么地。如果我明白自己和妻子都是被造的,就知道我们俩是一样的,应该是互相依靠的关系。比方说,我太太之雯性子慢、比较仔细,我比较粗犷急躁,我看她做事怎么这么慢,就生她的气。

“但她做得慢有她的理由,是我不知道她的理由,就总觉她不对。其实这不是她不对,而是我的不对了。

“更何况,与其我单单催她,倒不如帮着她做,这时间不就省出来了吗?

“但做到这程度还不够,还要体会神让她这样,对你有什么美意?当我后来了解到,自己性子急不但人际关系要出毛病,对身体也有损害。我就明白,上帝要透过妻子帮助我,改一改我急躁的性格。当我认识这一点,我就愿意逐步改变,改变时也不觉得痛苦了。”

两人同心才能同步调。家庭,正是夫妻学习爱与合作的基本场所。

 

 

镜中的反省:拨云方见日

 

美琳师母认为,即使当初结婚的动机,不是爱和委身,只要愿意悔改并拆除以前的错误心态,还是可以挽回婚姻的。因为夫妻冲突的普遍原因,是自己有保留地付出,却要对方完全地配合。如果能改变这种心态,双方决心成为好配偶,敬畏上帝,承认自己的过失,求上帝赦免,就可以从新来过,做个好妻子或好丈夫。

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最亲密的关系,男女一起可以体会生活的美和奇妙。而且夫妻角色是多方面的互补,丈夫是领导者,妻子就是被领导者;妻子若是个帮助者,丈夫就是被帮助者,彼此有互动的关系。就像头和身体,应该有很清楚的一体感。这是两个人同甘共苦,一起感受,互相信任,彼此依赖的美好经历。

婚姻正如婚姻与家庭治疗家,摩斯兰得教授(Dr. Ron Moslener)所说:“婚姻是面镜子,人可以从婚姻中认识自己。你在抱怨对方的过程中,发觉自己并不怎么好;你也能从欣赏对方的言行中,看到自己的需要。”

 

 

作者群来自新泽西州,分别从事教育、化学及文字工作。

作者保留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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