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信仰看生物医学伦理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两刃剑。

 

 

 

文/传播

 

 

 

这个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新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环境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伦理挑战。

例如,在生物医学方面,整形手术、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借腹怀胎、基因编辑及安乐死等议题,我们如何基于圣经,看待这些问题呢?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两刃剑——有可能被错误使用,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因此,这类技术在临床应用上,都将引发激烈的伦理之争。

本文就几个重要的生物医学伦理问题做些粗浅的介绍。

 

 

整形手术与变性手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根据整形手术教科书,近代第一例整形手术发生在1895年,该手术是一个用来治疗两侧乳腺大小不均的隆胸手术。

其实,人类最早整形技术应用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800多年的印度,使用外科手术作皮肤移植,进行面部损伤的修复治疗。但此后的几千年,整形外科发展缓慢。如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整形手术在一些群体中有了长足的发展。整形手术被广泛应用到身体的任何部位,以期进行修改、增强美感或提高功能。

当然,这也包括许多正常的矫正和修复手术,例如治疗兔唇、烧伤等。

面对这股浪潮,我们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每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都是尊贵的(参《创世记》1:26)。虽然上帝是创造者,但是出于爱,上帝却没有控制人的生活,赋予人宝贵的自由意志,因此人可以选择。

其次,当人们为了增加美感而进行整形手术时,需要考虑是否会带来身体的伤害。

整形手术的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变性手术。这种手术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彻底改变生而具有的性别功能,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伦理范围。这就违背上帝的心意了。

 

 

器官移植与器官黑市

 

在有些极端的宗教人士看来,器官移植,甚至输血,都违反了上帝创造的命定。甚至,有的极端宗派因为反对输血,致使原本可以获救的病人死去……面对这些似乎是遵守旧约律法的说法,我们应该需要在理解圣经教导的原理之后,再应用于具体情况。

圣经的要义是尊主为大、爱人如己。救死扶伤是爱的体现,而不是从字面上刻守某些规条,却脱离甚至抵触现代科学提供的正确知识。耶稣突破了犹太律法的规条,在安息日使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得医治(参《马太福音》12:10-13),就是要照着经义理解圣经,而不是教条。

事实上,通过自由捐献、使用动物生长(如使用猪皮肤来降低增生性瘢痕)和人工制备假体(如人工心脏瓣膜)或者合法捐赠的异体器官等救治有需要的病人,是符合圣经“爱人如己”的教导。

然而,人类的自私、贪婪以及对经济利益的无底线追求,驱使器官黑市等突破伦理界限的器官交易。这种未经过器官捐赠者知情同意,甚至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达成的器官移植,完全违背了以爱为基础救死扶伤的医学伦理原则,暴露出人类原始的罪性。

 

 

试管婴儿与借腹怀胎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参《创世记》1:28)是圣经中上帝对他所创造的第一对人类夫妻——亚当和夏娃的祝福。

然而,曾几何时,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关系到人类繁衍的天经地义之事,却变得不再简单和容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资料显示,如今在美国,年龄在15至44岁之间的已婚女性中,约有6%(约3百万人)是不育者(即经过一年的尝试仍无法怀孕)。另外在这个育龄阶段的妇女中,有12%的人难以怀孕或怀孕后流产。

试管婴儿技术解决了今天有生育障碍的夫妻的困扰。借着这样的技术,使无法通过天然方式受孕、或有习惯性流产风险的妻子获得孩子,是何等美好的祝福!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授精的供精者涉及到法律、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其中还包含了遗传病、传染病等一系列风险,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切莫滥用。

借腹怀胎,又称代孕,医学名称是“胚胎移植”或“受精卵移植”。是指将雌性动物的早期胚胎(包括通过体外受精及其他方式得到的胚胎)移植到同种的、生理状态相同的其他雌性动物体内,使之继续发育为新个体。这个技术在畜牧业生产中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人类生殖伦理上,却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巨大挑战。

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是某些想要孩子却不育的夫妻唯一的选择,但由于代孕引起的复杂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目前这种方法在很多国家是非法的。例如,代孕会产生一个孩子两个妈妈的处境:一个是供卵者,另一个是代孕者。这恐怕将是圣经里,满有智慧的以色列君王所罗门,也无法判断的局面了(参《列王记上》3:16-28)。

更有甚者,有些代孕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孩子三个妈妈的局面。试想,如果某个女人不能或者不愿意生孩子,因此通过代孕生意者找到另一位女人提供卵子,又找到另一个女人做孕母。这种复杂的局面将使道德伦理受到极大挑战,从而引起社会混乱的高风险!

 

 

基因编辑与疾病干预

 

基因编辑的医学目的,是通过修改有导致疾病的突变基因,达到治疗单基因的遗传病,甚至多基因调控的复杂疾病。随着CRISPR技术的出现,基因编辑变得越来越简单容易了。然而,对于整体的生命现象和疾病的基因控制知识,人类还知之有限。作为一种非常高效的技术手段,它对于人类基因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这个技术的临床应用值得高度关注。

2018年11月底,当贺建奎博士宣布,使用CRISPR基因编辑胚胎基因组后,生出一对孪生胎儿时,这一技术的临床应用监管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在人体内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方面面都有待进一步验证。

历史上,18岁的美国男孩Jesse Gelsinger在1999年参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治疗项目,接受腺病毒载体注射后4天,即因多器官衰竭死亡,导致基因治疗领域多年停滞不前。直到2012年,采用腺病毒作为载体进行基因治疗,才获得欧盟的首次批准。之后,欧美相继批准了包括腺病毒、溶瘤病毒等不同技术路线的基因治疗产品。

另外,这一行为违背了国际公认的对于胚胎基因编辑的共识,突破了由相关专业组织确定的“胚胎细胞研究只能局限于14天以内”的伦理底线。这个“14天规则”,是由美国卫生部伦理顾问委员会在1979年首次提出,之后得到全世界各国在胚胎研究植入人体方面普遍的认可。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希望修改这个规则的建议,但仍然处于讨论阶段,原有规则仍需遵循。

作为人类探索自然、追求科学真理的正常的、合乎伦理规范的临床研究还是可以进行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就已经批准了通过CRISPR体细胞基因编辑,治疗先天性黑蒙症(遗传性先天性视网膜病)的临床试验的开展。最新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为治疗这类的遗传疾病,提供了新的希望。

从基督信仰角度来看,人类为了疾病治疗干预基因遗传是合乎一贯的伦理原则的。在一个新技术出现并要应用于临床时,应该遵循科学的规律,在充分验证后循序渐进地发展。

 

 

安乐死与临终关怀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动的安乐死,即不再做积极治疗的安宁护理,让病人自然去世;另一种是无痛致死术,这将是主动采取措施,使用药物让不愿意再活下去的人去世。这是人类社会在日趋老龄化、恶性慢性病猖獗时面临的挑战。

目前,世界上已有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立法容许安乐死。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预期会有更多的国家对此采取合法化的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的伦理学讨论,聚焦在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人生重大抉择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是对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看法。在基督信仰中,生命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的生死大权是神圣的,不能轻言放弃。从生命伦理的角度而言,滥用安乐死,等同于允许谋杀。

但是,当人们面对没有治愈盼望的绝症,而且患者要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时,就需要面对生命中生不如死的难题。

“尊严死”有可能成为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法。这是指根据医疗指示,让患者在生命临终时可以提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尊严死是导致自然死的一种手段,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仅仅给予止痛剂等让其身体尽可能舒服,而不再做延命医疗措施。在一些地区(如美国),成熟的临终关怀(Hospice)医疗措施,其实已经在某些患了绝症,例如晚期癌症病人中使用了。

 

 

结语

 

人是宇宙中独特的生命体。关乎人的生育、道德、美丑、健康、疾病、死亡的生命伦理,需要从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去看。按照圣经的教导,人具有上帝所赋予的形象和样式,本应是圣洁、公义和慈爱的,然而,人的罪性却使人无法活出这样的生命,经常在面对生命的重大抉择时偏行己路。

只有悔改,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才能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图片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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