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沧桑,润泽犹新──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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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杰

 

95岁高龄的刘德伟女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传,名为《一粒珍珠的故事》。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海与桑田、苦难与幸福之后,刘德伟这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仍然保持着一颗对上苍的感恩之心。她彷佛是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一颗由千万滴泪水凝结而成的珍珠,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

她的一生,是多灾多难、崎岖蜿蜒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而她那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生命,亦足以证明中国女性之伟大。

在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刘德伟出生了。她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县长,后来在军队任少将军法官。他们的家庭清贫而俭朴,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养女儿念书。刘德伟是靠武汉圣公会的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完成北平燕京大学英文文学的学业。

刘德伟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先后在汉口圣约翰女子中学、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她接触到了许多欧美基督徒,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尽心尽力为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服务。与这些老师朝夕相处,老师的品格与言行让她深受感染。

在教会学校,刘德伟很早便接触到了圣经真理。《约翰福音》中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给了她生命、希望和快乐。她在17岁的时候便领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教会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让刘德伟终生受用。比如,学校要求学生绝对诚实,还要掌握职业技能,能从事社会服务。圣诞节的时候,校长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准备礼物,不仅彼此相送,更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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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学生

 

当刘德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她成为校园里一朵灿烂绽放的花朵。当她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之时,众多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著名作家萧干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刘德伟所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后来成为北大校园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刘德伟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即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告诉她,中国的大学应当教育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司徒雷登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而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为了体现这种思想,司徒雷登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具有装饰性的、体现中国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的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这些建筑和园林设计,至今仍然让北大师生引以为荣。

在司徒雷登与刘德伟的对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深沉而真挚的爱。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因此司徒雷注销生在杭州,并一生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美国人”。他后来亦成为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把大半生奉献给了“第二故乡”的中国。日本侵华期间,他更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放。

后来,司徒雷注销任美国驻华大使。可惜的是,“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并且,因为毛泽东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他于1962年病逝,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京大学。不过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以上参见维基百科)。

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刘德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精英分子。

 

黑暗中闪烁的光

 

在刘德伟的一生中,有两件事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件事情是:1938年夏天,她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位女性代表之一,她利用这次机会,在北美数十个城市宣传抗战,为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的祖国,争取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刘德伟这次风尘仆仆的巡回演讲,大概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访美前夕,最成功的一次民间外交了。当时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见到中国人,即便见到,也大都是在当地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穷人阶层。而刘德伟那照人风采,犹如一粒明珠,倾倒了无数民众。

刘德伟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指出,美国95%的丝是从日本进口的,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就像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腿上往下流。日本一双丝袜的丝,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而这七颗子弹是用来杀害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就在演讲的会场上,许多美国女士当场脱下丝袜,宣告:“我们今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

第二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她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在抗战胜利之后千疮百孔的上海,她出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负责人,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一起,拯救了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孤儿。她在同仁的帮助下,开展了棚户区的儿童福利工作,推动了托儿所事业,出版了《儿童与社会》刊物,还开办了“儿童玩具教育”展览会等。她放弃了许多带来丰厚收入的工作机会,投身于这份不仅收入极低,而且杂务多如牛毛的事业。

她的选择,大概是今天某些热衷于回国捞钱和捞权的“后辈海龟”们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跟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关联。是耶稣,给她爱和力量,让她不畏艰辛,深入贫民窟,给缺衣少食的孩子送去生活必需品……她那江河般源源不断的爱,在黑暗中闪烁出信仰的光芒。

 

走过凄风与苦雨

 

刘德伟的丈夫向景云,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担任高官。1949年政权交替之时,他们夫妇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服务民众。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工作认真、不留情面的刘德伟,便成为上海民政局系统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之一。此后长达21年的时间里,刘德伟失去了公职、工作、户口以及其他的公民权,成为“贱民”和“黑人”。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来临,她已经68岁了。这中间最能施展才华的宝贵岁月,在人为制造的困厄和恐惧中被白白浪费掉了──犹如一粒美丽的珍珠,被扔进深深的泥潭之中。

1958年冬,刘德伟被流放到偏僻的西北地区“劳动改造”。向景云拒绝与妻子离婚,被免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的职务,贬到云南昆明做资料翻译工作,从此被迫告别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一位本来在学术上具有深厚潜力的优秀学者,就这样为坚贞的爱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又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多少家庭崩溃了,这个家庭却经历住了风雨,最终,见到了彩虹!

刘德伟在甘肃定西县的村子里“劳动改造”期间,亲身经历了中国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1961年,村里的情况更进一步恶化,村民们一个一个地饿死。50岁以上的老人,先走了,接着就是婴儿。十几岁的儿童与成年人仍然在田里工作,但是他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已经肿到抓不住农具了。”

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名流,否定大饥荒的存在,他们不妨读读刘德伟书中记载的一段让人心碎的对话:有一天,一个六岁的孩子死了。田里有人问:“为什么死的?”回答他的人想了一下,才说:“还不是那个‘老病’呀!”。在乡下,“老病”就是饥饿的代名词。

“老病”这个代名词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创造力和忍耐力,可谓举世无双。“而田里所有的人突然冲破了沈闷的空气,同声悲惨地哈哈大笑”,这笑声更比所有的泪水和哀哭还要沈痛。

村子里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刘德伟也亲眼目睹一些企图逃往苏联求生的农民在半路上饿死。而她本人,是靠着丈夫和上海亲人寄来的粮票,才得以死里逃生。

三年之后,刘德伟终于被获准到昆明与丈夫团聚,她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被安排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然而,苦难远远没有结束。五年之后,文革爆发,刘德伟和丈夫再次被残酷迫害。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她被打断三根肋骨。由于下肢经常被踢,腰部以下全部淤血,两条腿变成黑色。

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刘德伟多次自杀。她尝试过吞碎玻璃、瓶塞和铁锯条等,但最后都未能“成功”。她知道她的信仰明确反对自杀,但她软弱了,她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实在已经超过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

她多次自杀未能成功,应该可以看作是上帝在她身上显示的神迹吧?因为一旦自杀成功,便意味着被黑暗势力征服和摧毁。而活下去,本身就是黑暗时代里光明的见证。

 

永远美丽的珍珠

 

暴力可以使得一粒珍珠失去其瑰丽的光泽,却不能将珍珠变成淤泥。

在一个悲剧性的时代中,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名无私的社会工作者、一名热爱民主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要持守自己的信仰、真理和良心,是何其艰难。但刘德伟女士做到了,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她虽然没有像林昭那样以生命来殉道,却以另一种方式让信仰散发出了持久的馨香。

1993年,年老的刘德伟,被女儿、女婿,接到美国马里兰州盖城居住。在参加当地基督教华人宣道会的长乐老人会的活动时,她积极组织发起了“崇爱教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云南贫困山区,武定县东坡乡的贫困学生,完成基础教育。

刘德伟老人自告奋勇,担任该基金会驻云南代表兼执行委员会文书。199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基金会,通过当地的教会和学校系统,先后帮助贫困儿童达662人次。尽管这只是杯水车薪,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刘德伟老人在自传的最后一页中,深情地写道,她的一生直到老年,都还在“取”,她对苦难和挫折没有任何的怨恨及愤怒。她说还要更努力地做帮助贫困儿童的工作,让自己在“取”与“予”上得到平衡。

她说:“我在精神财富方面,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以上这些幸福,我感谢不尽。我祷告,祈求天上的父,赐给我更好的健康、智慧与生命的能力,做好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工作。”

好一颗历尽磨难仍然持有的赤子之心,好一颗永远美丽的珍珠。让我们祝福刘德伟老人健康长寿。

 

作者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引起相当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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