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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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基甸

 

前些日子我和妻子在意大利旅游。在罗马路过当年布鲁诺被烧死的鲜花广场时见到他的纪念雕像,在佛罗伦萨又特意去参观了伽利略博物馆。伽利略和布鲁诺都是当年遭到教会迫害的科学家。我一边参观游览,一边在心里回想起历史上基督宗教跟科学之间的恩恩怨怨。因为今年是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年度,我也联想到宗教改革跟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关系。

 

恩怨情仇

 

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一样,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历史和文化。关于宗教改革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宗教改革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面影响。而另一些人认为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跟天主教一样是阻碍和压制科学的发展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比天主教对科学更不宽容。 

对科学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历史上的恩怨情仇,近几十年来,学界已经有很多重新审视和反思。很多有识之士如今都相信,以前曾经被很多人接受的“基督教曾经阻碍科学的发展”及“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有本质上的冲突”的观念,包含了很多错误的了解和解读。 

比如,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当年布鲁诺被迫害,主要是因为其神学被认为是异端(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主张存在多重世界,等等),而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肉体消灭、烧死异端的做法是罪恶的)。也有很多人意识到,当时支持日心说的科学家/神学家(那个年代很多科学家也同时是神学家)跟教会中支持地心说的科学家/神学家之间的冲突,也并非真的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而是新旧科学理论(如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与哥白尼天文学体系)之间的冲突,或不同哲学(如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冲突——不幸的是当时的天主教官方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者说其哲学在解释圣经和神学上的应用)奉为正统,因此把与之有冲突的科学理论视为异端,并加以残酷打压甚至迫害,其中也有一些个人之间明争暗斗的因素。

 

科学摇篮

 

还有更多的学者提醒我们,当年支持日心说的那些科学家,如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等等,本身也都是基督徒。他们坚持日心说的科学真理,跟他们的基督信仰,跟他们对圣经真理的忠心,是分不开的。更具深意的是,有很多学者在探讨现代科学是诞生和发展在基督教文化(而不是其它宗教或无神论文化)中这一事实的原因时,都指出基督教的宇宙观是其中很重要(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自然律的颁布者,他独立及区别于他所创造的世界。上帝创造和设计的宇宙是精妙而理性的,自然律是普适且恒定的。这使得科学研究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基督徒通过从事科学研究在大自然里面探寻上帝创造的荣美,科学工作也因此被赋予超验的意义。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亦即科学革命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一些科学家,如牛顿、波义耳、麦克斯韦等等,都是笃信上帝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宗教热忱正是他们努力从事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基督徒关于上帝创造的信仰在历史上的确曾经对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起到催生和促进的作用。 

这一点既适用于基督新教,也适用于天主教。在近几十年关于中世纪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开始为被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抱屈。他们认为,客观地讲,中世纪的天主教也并非是“科学的坟墓”,而更可能是“科学的摇篮”。天主教耶稣会的教育水平之高和对科学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传播做出的贡献之大,也是一直广受称赞的(这一点,连新教基督徒都承认)。在天文学革命里倡导日心说的几位科学家当中,既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伽利略和哥白尼是天主教徒,而开普勒是新教徒。哥白尼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却对新教的路德宗有开放和认同的态度。开普勒则是一名接受加尔文主义神学的路德宗会员。

 

改教影响

 

但是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的确是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的。也有一些学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在受新教思想影响的地区比在受天主教思想影响的地区更加顺利,并且新教地区出现了更多的一流的科学家。十七世纪中叶,英国的伦敦皇家学会10人中,有7人是改革宗神学倾向的清教徒,虽然清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在法国科学院的外籍学者中,有71人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16人,而在法国以外的欧洲人口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比是2:5;深受改革宗神学影响的荷兰成为当时一些在天主教国家遭受迫害的科学家的避风港,因此加尔文派神学背景的新教徒科学家在荷兰的比例也非常高;在英国的“不从国教派”中,则涌现了化学家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y)和电磁学家法拉第等科学大师…… 

一些学者(如英国神学家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和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者何光沪先生等)认为,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与宗教改革的精神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宗教改革的思想可能促进科学发展的原因包括: 

(一)宗教改革思想对上帝在大自然中的普遍启示有更积极和中肯的看法,因而赋予科学研究更正面的意义。加尔文正面地肯定了对大自然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正如圣经所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1),大自然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普遍启示。加尔文曾说,无论真理在何处被发现,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加尔文主义神学强调人的所有官能都应该被上帝使用来荣耀上帝,包括理性和研究大自然的能力。加尔文肯定科学研究可以发现上帝创造的荣美,其成果可以坚固和提升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 

认同改革宗神学的开普勒衷心拥护哥白尼的新理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开普勒有句名言,说科学研究应该是“按照上帝的思想来思想的过程”。他说科学家通过天体结构研究发现的宇宙的和谐性是上帝“神圣庄严的训诲,是对造物主真实的赞美诗”。 

(二)宗教改革强调“唯独圣经”,对圣经权威的尊重反而使得改教者们能够摒弃中世纪的“灵意解经”和过分拘泥于字面的“字面(literalist)解经”。加尔文指出圣经不总是能纯粹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圣经有不同的文体,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中有一些时候会采取对有限的人类的“俯就” (accommodation),比如圣经里面上帝关于他自己“拟人化的”(anthropomorphic)描述(例如“耶和华的膀臂”)。而且圣经的主要目的是宣扬上帝的救恩即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并非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这样的观念有利于调和现代科学与圣经文本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消除宗教信仰对自然科学发展可能产生的阻碍。 

(三)宗教改革强调“唯独信心”,而且对人的罪性的普遍性和全人性(包括罪所带来的理性的堕落)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有助于突破被理性主义污染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特别是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权威地位对科学研究的阻碍。这一点,在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的过程中显得特别明显。亚里斯多德主义是地心说的哲学根基。哥白尼新宇宙学说的最早传播来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中心维滕贝格(Wittenberg)大学。哥白尼最热忱的支持者、唯一的弟子和合作者雷迪库斯(George Rheticus)是一名在路德宗大学任教的新教徒。在英国,哥白尼主义最热情的拥护者和传播者是清教徒科学家蒂格斯(Thomas Diggs)。 

(四)宗教改革思想对天主教很多不符合圣经的迷信(如“圣髑”——圣徒的遗骨和遗物等)都有批判和摒弃,对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也提出挑战。“因信称义”的教义带来对基督徒个人的良心自由的尊重。这种“破除偶像”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上也能帮助科学家突破一些不必要的“禁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五)宗教改革从“因信称义”的教义中产生的“天职”或“呼召”观念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路德倡导“信徒皆祭司”,打破了中世纪修道主义的圣俗二分。基督徒可以通过各种工作,包括看起来是“世俗”的工作(如科学研究)来荣神益人。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带来一种积极而同时又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对待财富的态度(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既然救恩已经为上帝所预定,基督徒的商人或资本家就不再需要为他们个人的救恩而担心惧怕。只要财富是用正当手段赚来,而且不是被浪费挥霍掉,资本的积累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困难。这大大促进了新教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通过更多的经济资助间接地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兴盛。 

 

纠正偏见

 

尽管有上面这些正面的观点,仍然有人认为新教跟天主教一样对科学发展是以阻碍和压制为主。有两件事曾经常常作为“早期新教同样压制科学”的证据被提到,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改教家的代表都曾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新理论。据说,路德曾轻蔑地称哥白尼为“证明地球运动并转动的星相家”;又据说,加尔文在他写的《创世记注释》中引用圣经经文“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参《诗篇》93:1),诘问“谁敢把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柄之上?”。这类的故事后来流传很广,包括大名鼎鼎的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也有所提及。 

然而,这两件事后来都被证明是以讹传讹的传说。路德在其《桌边谈》中确曾批评某一“新占星家”“希望使整个天文学被颠覆”,但他并没有提到哥白尼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桌边谈》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哥白尼倡导日心说的著作还没有出版问世。而且《桌边谈》是路德闲谈的记录,不同版本内容有出入,记录也未必准确。 

后世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路德嘲笑占星术的迷信,但却非常尊重天文学(尽管他对被称为“自然哲学”的新兴科学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和爱好)。他说:“天文学家是一些专家,我们能够最方便地从他们那里得到讨论太阳、月亮、星体等的信息。对我来说,那些物体是优雅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从中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善和权能。” 

至于加尔文在解经书中批评哥白尼,则更是纯属虚构。加尔文根本没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提到过哥白尼,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话。实际上,加尔文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哥白尼是何许人也——在1520年代的法国或者瑞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理论也很少有人知道。认为哥白尼的新理论会让加尔文等人觉得对基督教的教义构成威胁,其实只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附会。加尔文本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正面肯定也包括天文学,他曾说“认识天文学不仅愉快,而且有用。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技艺揭示了上帝令人钦佩的智慧”。

 

结语

 

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宗教改革思潮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涵盖了神学教义、工作伦理、政治理念、社会文化和科学进步等方面。宗教改革对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一方面不宜过分夸大新教相对于天主教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宗教改革思想对于科学革命可能有利的原因有更深入的反思。对今天的基督徒和慕道友来说,这样的反思能帮助我们思考基督信仰与科学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宗教改革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著,潘柏滔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2】《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丹尼斯·亚历山大著,钱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宗教改革运动思潮》,阿利斯特·麦格拉思著,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4】《自伽利略以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查尔斯·赫梅尔著,闻人杰等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5】何光沪:“科学革命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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