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不寐
（一）
沈从文先生谦说：“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其实这话我倒合适。但既然被沈从文先生带进了《边城》，便一同陷入湘西的风土人情之中，更陪同祖父一同叹息，陪同弟兄俩一同流浪出走，陪同翠翠一同哀哭，一同守候——事实上所陪伴的，是每一个生在这世界、等候着什么并注定要死去的人。
汪曾祺在<读《边城》>一文中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汪曾祺说：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汪曾祺先生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另外一种代表性的评论则强调：《边城》展示了苗族文化面对两大强势文化（汉文化与西方文化代表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沈从文在那个故事里进行了充满感情的文化自卫。
我想这些评论虽有启发，却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因为我们看到，沈从文先生从城市这边或现代这边，走向边城或本土那边，却没有发现真正的乐土或安放灵魂的地方。他是在寻找家乡，但家乡已经不在了：祖父死了，大老死了，二老出走，翠翠无望地等候着未知的将来。
这些悲剧只在很小的意义上，可以归因于文化之间的张力，更多的原因则是“未知”的。这些未知因素表面上是宿命论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然而，当沈从文把这种悲剧意识对象化的同时，他也开始寻找答案。
这样一来，边城也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文化概念，而成为一个人性概念，一个宗教概念。沈从文以下两处文字，可作为理解《边城》的参考：
1、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海市蜃楼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2、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沈从文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
显然，边城是沈从文起初所建造的“人性的小庙”，然而在最后，这“人性的小庙”并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在老船夫死去，白塔倒掉之前，人性的失败一直是边城的主要线索。这种失败不是善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几个“义人”之间的互相弃绝。其中除了“中寨人”似乎是恶的，其他几位主人公都是“正面人物”。然而，我们在那些细小和猛烈的冲突中，却发现一个一个极其孤独的灵魂。这种孤独来自人的精神局限性，并把人一个一个逼向死亡。
沈从文从这死亡和隔离的悲剧中看不到凶手，也看不到阳光——他为此哀哭。是的，沈从文爱这些人物，“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可是他却发现，这可爱的世界，这被爱的人类，在边城里却得不到爱，死亡和孤独成为边城真正的王。
我相信，沈从文在边城，在这远方，没有找到精神家园，因为他发现，“远方除了遥远之外一无所有”（海子诗句）。他将翠翠安置在自己流泪的地方，试图用她的等候，“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沈从文把人生悲剧的“无知之因”，展示得极为充分。这一点他超越了鲁迅在《阿Q正传》里所达到的高度。鲁迅在痛恨阿Q的同时把自己视为答案，而沈从文因为没有找到答案而热泪长流。
（二）
把边城局限于反抗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寓意符号中，可能辜负了沈从文藉着祖父所累计的恐惧，藉着两位弟兄所阐释的流亡，藉着翠翠所寄托的眼泪与盼望。
《边城》是对人生及其悲剧背后那种神秘力量的寻找和追问。这种终极意识在汉语文学中确实罕见。因此很多评论家不能理解高行建获奖，如他们不能正确评价沈从文一样。事实上高行建的作品被世界认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触及了这类终极问题。
请原谅，我认为，沈从文先生自己也缺乏这种自我阐释的能力——他给妻子的信，谈的不仅是孤独和感动，更展示出一种无力澄清内在焦虑的绝望。他意识到爱是一种超验的感情，人生悲剧有人所不能认识的根源，有释放的可能性。但他不知道那种力量的名字，那种可能性究竟是什么。
不过作为出色的作家，沈从文把这种困惑像一个商品模型一样，展现在人们面前，把读者带进了这种莫名的哀伤中。我想大多的读者读过《边城》都会陷入一种苍凉的情境中，却无法将这种感受形象化。
沈从文带领我们走向“未知之神”。
使徒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向希腊人“介绍”了这位未识之神：这位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是天地的主。人是被他造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叫他们寻求神。
这神离我们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
人既然是被造的，人就不是神，人的普遍局限性来源于这一位格。不仅如此，人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人随后背叛了神，这一背叛的代价就是劳苦和死亡——读者可以从边城回到伊甸园，这样就可以看见“未识之神”的真正作为，以及我们自身的悲剧性命运是如何诞生的。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从此飘零在地上，与神隔绝，终身劳苦，归于尘土。从此人类本没有任何指望，彼此相恨，孤独至死。
但神并未按人的背叛，毁灭人类，反而派他的独生子，为这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释放了那些属他的子民。在伊甸园到十字架这条路上，神仍将回忆伊甸园、寻找天国的意志，像种子一样种在所有人的心里。十字架上的呼召，本是将那种子催发出来。
这颗种子自然也在沈从文的里面。那就是寻找超越性的平安与最后的归属，寻找人生悲剧的根源并寻找最后的自由。翠翠正是人心灵中寻找和等待神的象征。
翠翠的寻找，是从“普遍启示”开始的。翠翠从小就陷入死亡和孤独的恐惧中：“爷爷死了呢？”小说不断突出这一主题。
翠翠另外一种寻找，是对宇宙与生命的好奇心：“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
这种纯真美好的追问，最后被这世界彻底粉碎。爷爷死了，这是“必然的”，这是真的。世界仍然在，月亮照常升起，但这世界上最爱她的人永远离开了，没有任何办法阻挡。她所爱的人也未必有希望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最后的寻找，与其说是一种希望，不如说是一种态度。
在爷爷活着的时候，爷爷会说：“翠翠，不要怕！” 翠翠说：“我不怕！”而且，“说了还想说：‘爷爷你在这里我不怕！’”现在，谁来安慰翠翠呢？她只能在“悬崖”边上颤栗不已，在“母亲河”上打发一个又一个重蹈覆辙的诱惑……
翠翠是沈从文，是我们自己，我们总有一天被抛在这世界上，失去亲人和朋友，失去祖国和家乡，失去各种虚幻的感情和概念。我们孤伶伶地被赶出伊甸园，虽然对远方有某种寄托，但我们更清楚的是，那里唯一等候我们的就是死亡——事实上，一个敏感的真正的无神论者，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自杀，因为活着是毫无意义的。活着唯一的意义是盼望，但如果你不清楚这种盼望，陪伴你的就只有沈从文的眼泪。
（三）
边城区别于北京的地方在于，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
祖父在寻找。“他为翠翠担心。他有时便躺到门外岩石上，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翠翠既是她那可怜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须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祖父的悲剧在于，在边城，在这世界，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可以将翠翠托付。事实上，这一绝望是人性的，是普遍的。
那兄弟二人也在寻找。哥哥寻找不到出路，于是离家出走，离开边城。他的命运也是注定的。他在这世界上找不到答案，他不是客死他乡，就是返回故里，“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但这故里，如沈从文之返回边城，没有答案，只有等候。所以，他找不到家乡，他即使在家乡也是孤独一人。
边城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更是无可奈何的。那个溪水依然，青山苍翠，充满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是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终结。
关于《边城》，沈从文曾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沈从文所谓“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汉语文化或西方文化。他是仰望上面，在一种命运的力量面前“无可奈何”。事实上，人类在“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面前，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这正是边城的深刻和诚实之处。
人是“寻找的动物”，但人注定什么也找不到。这一悲剧不仅根植于人的堕落，也根植于人的被造。真理，或者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找到无限的神。尽管由于被造像神，人有寻找神的意志和愿望，但整个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寻找神而寻找不到的历史。
在这种绝境中，神来找我们了！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是一个寻找人的上帝，有限的人找不到无限的神，但无限的神在找有限的人。于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并把我们每一个仰望十字架的人，迁到他的国度了。
翠翠们等候了数千年，但约但河上空的声音打碎了这千年寂寞——人类的救主来了！
任不寐是中国著名民间学者及网上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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