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国崛起”

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出发，来谈谈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教训和大国崛起的心态。

文／周小安

“大国崛起”（注1）是当前十分热门的话题，各种见解、分析、预测、褒贬都呈现出来，可谓百家争鸣。当代人的共识是：任何言谈都不可避免地要从某种观点、角度、或立场出发。所以，对于“大国崛起”的谈论，倾听各方发言是有益的。这里，笔者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出发，来谈谈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教训和大国崛起的心态。

大国崛起的教训

对于一个具有大国崛起条件的国家──中国，学习别国崛起的经验的确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既可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又可以从前人成功的经验中得到启发。然而，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的，不仅民族、文化不同，社会和国际环境也有很大差别。因此，重视本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近代史，看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能够为大国的崛起提供哪些指引或参考。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至今已经160多年。这段历史既可视为大国落后挨打的历史，也可视为大国变革崛起的历史。回顾中国这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的明确方向。在这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中国人经历了四个阶段、更准确地说，是四个层次的变革。（注2）

第一阶段：技器的变革

第一个阶段、或称第一个层次的改变是从1840年开始，到1895年结束，历经55年。1840年，随着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久闭的国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面对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耻辱，中国有识之士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人的优势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炮，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于是，19世纪从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目的是变革和振兴中国的军事和工业的实力。所以，这一阶段或层次的改变本质上是技器的改变。

1894年开战的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对“洋务运动”成果的检验。结果是，“洋务运动”最值得骄傲的结晶──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鸦片战争中，中国败在英国手下，也许还说得过去，因为中国在技器上不如西洋人；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竟然败在邻邦一个区区岛国日本的手下，实在说不过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革

从1895年开始，中国进入近代史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层次的变革时期。从1895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结束，历经20年。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变革是技器的变革，那么，第二层次的变革则是制度的变革。

1895年的戊戌变法，是由康有为发动的，他联合当时在北京的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称为“公车上书”，目的是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三年后，于1898年6月到9月，又发生了著名的“百日维新”，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光绪皇帝遭贬。变法和维新运动的主要目标有两项：一是主张君主立宪制，二是废除科举制。所以这次运动的本质是制度的局部变革。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场革命的实质是整体上的制度变革，目的是推翻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实行民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也就不幸夭折了。

第三阶段：文化的革命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进入近代史的第三阶段、或称第三层次的变革。这一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历经70年，其本质是文化的革命和更全面、彻底的制度变革。

这一阶段的变革开始于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并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它本质上是文化的革命。

接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在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本质上是继辛亥革命之后更全面、彻底的制度变革，其特征是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不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只是一场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更是一场文化的革命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全面改造人的运动。1989年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文化领域革命运动进入尾声。

第四个阶段：人性的更新

经过16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终于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不只是技器的问题，所以不是单靠发展军事、振兴工业、建设经济所能够解决的；也不只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不是单靠改变社会制度，实行公有制、或民主制，或现代教育制度所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只是文化的问题，所以不是单靠破除传统文化，或输入西方文化所能够解决的。

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性的问题，是国民性的问题，是民族精神的问题，这就要靠人性的更新、或改变个人生命和民族精神才能解决。人性，因为堕落的缘故而带有原罪，所以人性本身是扭曲的、败坏的。因为人性的败坏，才产生了人类一切的问题。但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只有通过神的拯救，才能够使个人经历重生，使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历重生。

从1989年开始，中国进入近代史的第四个阶段、或称第四个层次的变革。这个层次的变革在本质上是人性的更新，或个人生命的改变和民族精神的更新。这是神在中国人当中奇妙的作为。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神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动工，带领数千万中国农民归向基督。1989年后，神首先在海外带领数以万计的海外中国留学生、学者和移民归向基督，接着，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神又在中国城市建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教会。

神爱中国人，神定意要拯救中国和中国人。神也拣选中国人来成就他的伟大使命。为此，神在中国人心中做工，使他们听见福音，接受耶稣，并且经历生命的改变。神还将带领更多的中国人经历这样的奇妙改变。神要通过改变个人的生命来更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由此看来，大国崛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如果中国人能够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国崛起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经验和教训是什么？我相信，大国崛起与上述四个层面的变革都息息相关，既不能单靠某一个层面的变革来成就，也离不开任一个层面而实现。

举例来说，有人强调，在当今时代，大国崛起的关键全在“技术”。然而，一个大国的技术水平，显然与这个国家的体制、“民风”息息相关；因此，归根到底，也与人性紧密相关。设想一下，一个国家的体制不能保护技术发明的专利，谁会愿意投资基础技术的研发呢？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民风是急功近利，只想摘果子，不想栽种果树，谁又会沉心于基础技术的研发呢？由此可见，一个大国的技术积累，根本离不开这个国家的体制、民风、国民性和民族精神。

大国崛起的心态

“大国崛起”必须有正确适当的心态。如果心态不正当，势必破坏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群起而攻之，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心态正当，势必与其他国家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获得各方的支持和援助，大国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古人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真是国家和政治的至理明言。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战争及结果，人们不得不承认，这规律不仅适合古代国际社会，更适合当今的“地球村”。我相信，拥有正确适当的心态，就是“得道”的一个明证。

从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背景来看，要保持正确适当的心态，十分有必要克服三种错误不良的心态：一是“伤痕人心态”，二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三是老旧的“天朝心态”。

摆脱“伤痕人心态”

所谓“伤痕人”，是一个现代心理学名词，专指一些人，他们因过去、特别是幼年期、成长期受到的伤害，在心理和情绪深处留下了没有愈合的创口，只是外表上被岁月的经历层层遮盖起来了。这类人在人际关系上、行为模式上，总是带着伤痕人的烙印。依据个人的个性类别，伤痕人大体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叛逆的症状（注3）；自我拒绝的症状（注4）；自我保护（害怕被拒绝）的症状（注5）。

这样的人不仅品格不成熟，而且在人际关系上存在很多问题。“伤痕人”的一种表现跟所谓“情绪按钮”有关。当某件事、某个人、或某句话触到了他的“情绪按钮”时，他就会有极端的情绪反应。

有时候，一个民族或国家也会有“伤痕人”的症状。而且，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伤痕人行为，常常表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例如，自9.11事件以来冒头的国际恐怖主义大家都耳熟能详，但鲜有人从“伤痕人”的行为，叛逆的症状，这个角度去了解它。1900年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中，许多无辜的西方宣教士和中国信徒因此丧生，这个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伤痕人”极端情绪化行为。此外，1999年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在国内引起的骚动，大概也可归于这一类反应最新的例证。

“伤痕人心态”肯定不是一种健康合宜的心态。一个大国要崛起，务必要摆脱这种心态。怎样摆脱呢？最佳的途径就是接受上帝的医治，并且完全的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自己的人、民族、或国家。

克服“浮躁心态”

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是另一种妨碍大国崛起的不良心态。从表面分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是一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究其原因，恐怕与对未来失去信心和盼望有密切的联系。当未来变得模糊、不可预料时，人就会对未来丧失信心，因此他就不会贸然对未来投资。结果，他就只关心活在当下，于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因而产生。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不仅存在于个人当中，也存在于整个民族或国家中。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绝望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理的心态。

若从更深一层来分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恐怕与信仰危机密切相关。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动摇、甚至开始崩溃时，社会核心价值系统变得越来越名存实亡，徒具外壳。这就是信仰危机的先兆。当绝对和理想失落以后，人就会转向实用和功利。当社会核心价值不再能赢得人们真诚的信仰时，人就会变得急功近利，浮躁的心态就出现了。

如果这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不能被克服的话，大国崛起的前途可能将付之东流。一个大国要崛起，务必要克服这种心态。怎样克服呢？正确的途径就是深刻反省过去的错误，真诚悔改，归向那终极真实和价值的来源──神，重建真实的信仰。

避免“天朝心态”

所谓“天朝心态”，若从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一种不良的大国心态，即一种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为中心，并且自大的心态。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时，都很容易落进这一种心态里面。如果这个将起的大国曾经有过这种心态的历史记录，旧病复发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去年中国上映了一部很轰动的电视剧《大国崛起》，虽是探讨历史上曾经崛起过的大国的经验教训，却也包含了一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暗示。去年12月份，中国政府招待了非洲国家的代表，取消他们的债务，俨然以大国自居。这部片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撼。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也发表谈话：“中国年轻人错估国力，过于激进令人不安”。

不良的大国心态对于大国的崛起是十分不利的，它不是一种“得道”的表征，反而是一种“失道”的表现，也就难免落入“失道者寡助”的局面。因此，应当尽量避免不良的大国心态。

要避免上述不良的大国心态，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保护“生态环境”。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对世界的和平产生重大的影响，或者带来战争和毁坏，或者带来和平与繁荣。近代，中国经历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内忧外患，终于迎来了今天千载难逢的和平发展机会。无论从目的正当性考量，还是从利害得失来权衡，中国如果崛起，就应当为世界和平作积极的贡献。

如今，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人类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或“大家庭”，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是如此，在自然生态环境上更是如此。所以，广义的“生态环境”应该包括：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大国崛起对广义的生态环境的影响无疑会举足轻重。这就需要大国有新的思维和更广阔的胸襟与眼界：不限于狭隘的民族和本国的思维和眼界；更具有人类和全球的思维和眼界；并且以平衡、长远的思维和眼界，取代偏激、短视的思维和眼界。

这样的大国，才是真正的大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才能造福于全人类。

注：

本文中的“大国崛起”，若未加说明，均指中国的崛起。
刘同苏，“重生的中国：双重救亡的同一”（一）、（二）、（三），《恩福》，总3、4、5期。
这类症状的表现有：拒绝被安慰，爱批评论断别人，脾气通常很暴燥，对人不信任，很深的苦毒，暴怒，暴力等犯罪倾向，很会辩解，很会挑衅别人等。
这类症状的表现有：低落的自我形象，没有安全感，自我控告，孤独，孤单，失望，退缩，很深的羞耻感，不能向别人解释，没有能力与别人沟通，害怕别人的意见，害怕失败，对人生充满悲观失望
这类症状的表现有：被动式的追求成功，表现（有很深的行为导向），很孤立，孤单，自我保护很强，自我中心，自私，自义，自我崇拜，要求公开公平的对待，不能忍受别人的冤枉，骄傲自大，容易批评判断别人，嫉妒，羡慕别人成功，贪婪，占有欲很强，有不成熟的情绪，完美主义者，常常焦虑，常常失眠，极度想保护自己等。

作者来自湖南，加拿大理论物理博士。现于加拿大温哥华牧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