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下去的东西”，正表达了这样的意义。
文╱严行
竟已由“道”而“器”
龙应台女士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记道，一天，她到台湾南部乡下，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这桩小事是如此古风淳厚，令人感怀。然而，转过身来，上网漫游，则满眼是关于“知识爆炸”与“知识经济”的议论──社会的变迁，常常是这样的令人猝不及防。台南乡下老伯“敬惜字纸”的时代还没有过去，而在已然“后现代”了的都市中，知识正像海啸般扑天盖地地漫卷过来。这股强大的浪潮，早晚有一日终将席卷整个社会，包括视文字为圣洁的斗笠老伯所在的偏远之乡，让每一个人在知识的波涛里沉浮。
“春江水暖鸭先知”。时代风云的先觉者彼得．杜拉克，正是这样一只鸭子。他预见到，“正在出现的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将会与二十世纪晚期的经济与社会截然不同”。他说，现在，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成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知识的不断产生、发展和传播，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变化异常而复杂多样的竞争社会。斗笠老伯听见这话没有？斗笠老伯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还是已明知业已改朝换代，却依然认定自己所持守的美好古风呢？那么，我们呢？猝然下海的我们，手中可有在知识汪洋里定向的罗盘？又有什么能帮我们渡向彼岸？
显然，从斗笠老伯到彼得．杜拉克，“知识”已经悄然变化。知识从被膜拜尊崇的对象，变成人们手中大有效用的工具。知识世俗化了。这一过程，对知识本身而言，换个新潮词语来说，是──“祛魅”（disenchant，也称“除魅”）。
知识的意义变化了，求知的目的也随之而变。苏格拉底时代，知识是通向智慧的桥梁。虽然智慧只能属于神，但知识是属于人的。于是，人可以通过探求知识走近神，由知识的不断丰富从而不断完善个人精神。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就是“爱智慧”。
那个时候，一味向知识讨好处是受人耻笑的。当有个学生问欧几里德，学几何能得到什么好处？欧几里德立刻吩咐他的仆人拿几个小钱，打发这学生走开，因为这个学生想从学习中获取实利。
而今，在知识经济的名利场中，智慧之爱淡化了，知识与利益早已结盟。君不见，各类招生简章以及培训班、证书班的广告，直接以实际的好处煽情。“诱之以利”在先，“导之以情”随后，差不多是知识自我叫卖的通俗版。
知识已经由“道”而“器”。知识向人们许诺利益，人们向知识伸出索要之手，双方在“喻于利”上达成契合。不是吗？今天求知者的大多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一份满意的工作，以及相应的社会身份吗？
随着这样一种求知热的不断升温，知识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在迅速蒸发。在强调效率的今天，知识正以实用性的面目出现，成为直接满足人的现实性需求的终南捷径。曾几何时，远庖厨的知识，干脆就成了庖厨指南。
永远人在旅途
不仅如此，以门类细分为特色的现代专业划分，为不同领域之间，划出一道道难以逾越的楚河汉界。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指出的，人类的知识是以“分立的个人知识”的形式存在的，绝不存在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这种知识的分立特性决定了，人类知识的总量越大，个人占有的相对份额就越小。这情景颇像测不准原理所导出的悖论，电子的运动状态越准确，而电子的位置就越不可测──人类整体所知越多，人类个体的无知越被凸显出来。
所以今天，博学通识不但客观上难以实现，在主观上也被阻拒，诚如彼得．杜拉克所说，“专业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奥卡姆利刃斩去一切无关之物，学富五车在今日犹如屠龙之术，无所施其技。
知识的意义发生变化的同时，知识的恒定性也动摇了。知识会迅速过时。新的知识不断涌现，旧有的知识在不断被淘汰，知识的半衰期日益缩短。
知识爆炸以裂变性链式反应进行，一轮又一轮新知的冲击波将原有知识夷为废墟：激光打印机将针式打印机驱逐了，Windows时代逼DOS时代退位了。在这样的世代中，现代知识者必须紧跟风潮，更新知识。
“活到老，学到老”，不再是人的精神自励，而是生存所迫。知识从“认识你自己”，走到了必须为了你自己而去认识它的阶段。此时的知识，已不纯然是工具了，它本身已成为强大的异己力量。
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这种时候，极其容易被知识的海啸挟卷而去。于是，知识的追风族，也将永恒地处在“人在旅途”的境地。这是没有终点的旅程，抬眼望，只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当初，弗兰西斯．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时候，大约不会想到知识有一天，会变成制约人的强大力量吧？培根此言中“力量”一词，本是“Power”，兼“权力”的意义。现在，知识真的就是力量和权力了，只不过，不是你因知识有了力量和权力，而是知识自己有了改变你的力量和权力。
于是，你从属于知识。你学到的任何知识，不都在多多少少地改变着你吗？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下去的东西”，正表达了这样的意义。
知识成为了这样的力量和权力是危险的，连倡导知识经济的彼得．杜拉克也承认，“随着知识社会的进取性一道而至的，是高昂的代价：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创伤”。
终极者的地位
回望知识所走过的轨迹，恰是一个被颠覆的过程，知识向着非功利的“认识世界、摆脱蒙昧”出发，却走入了功利的窄径。康德预见到这样的危险，他呼吁到：“我们应当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空间！”
康德所言的“推拒”，乃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姿态，一种警醒之心。康德要求将“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刻在他的墓志铭上，以表达他永恒的敬畏之情。
康德这样一位被认为最有学问的德国人，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不是对自己学识的自负，而是对真善美的向往。康德让我们看到，“神圣”在“知识”之上闪光。这闪光虽然如北斗星光般微弱，却能为人类在知识的茫茫洪流中定向。
诚然，知识爆炸已是今天的现实。爆炸必有摧毁性作用。光看到知识灿烂夺目的镀金的一面是狭隘的，知识狰狞的一面看到了吗？转基因、克隆羊，祸耶？福耶？人类拥有了强大的知识，却并不拥有全能与全善，那么，知识会向何处去？须知，造福人类的知识，同时也可能构成人类的威胁。知识的大潮正在高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宜慎乎？
控制知识的智慧在哪里？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古希腊哲学家）说，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在于认识“一”，即绝对和永恒。是的，有知识、没智慧是盲目的，只认识知识而不认识上帝是没出路的。知识必须由智慧导航，必须从尘世的功利中抬起头来，在仰望中走向超越。
只有这样，知识才能通向真理──回归知识的起点和初衷。这时，知识将成为知识，人也将成为人。因为，只有终极者，方可为变动不居者定位；只有无限者，方可为有限者立约！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这一金句，应当成为求知者永置的座右铭。
斗笠老伯对文字的敬重里，饱含着人们崇尚知识的美好愿望，那份敬意里绝不带有对“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艳羡，而是指向知识的精神价值。今天，当知识之潮在物欲之风的推波助澜中汹涌澎湃时，斗笠老伯的虔敬之态，也许会让我们反思知识的本意。信仰的星光虽然遥远，但这恩光使我们不惧波诡云谲，保守我们成为稳立于洪涛的中流砥柱。
作者来自中国，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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