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么用？”
文／严行
前言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素有专精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这么难呢？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一、中国文化一直缺乏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只能是猫狗的存在状态。人活着，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若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因为信仰这样重要，所以耶稣提出的最大诫命才会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22：37-38）就是说，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高度却从来没有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我们不但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记。
但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结果。
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四十年多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儒家那样的抵制。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因而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
而且，与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它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和追求：鹤发童颜、长生不老；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个仿造品，造得并不逼真。
佛教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是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排异反应非常强烈。
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
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
《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伙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许多地方，庙里的香火鼎盛，商店里都供着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是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人气就最盛。
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不是去信奉，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还帐——包赚不赔。
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成全“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是为上帝，不是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更是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
由于没有信仰，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难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化上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自然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搞“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
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虽然制度变了，我们还是失败了。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就有了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要有工业、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
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后来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
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中国自己之所以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苦思冥索了一百三十多年后才发现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诗人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确，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
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就使人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
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
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于是，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
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
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
与“自然主义”相联系，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得多么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耶稣却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圣经中记载耶稣行了三十五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毫不动心。
受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有用的部分就最容易接受。五四时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就连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接受的还是不够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
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但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
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了解，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
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大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
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豪宅、汽车、发大财，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每个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发财心。
这种求物求利之心，使人们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富裕、强盛而已。这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
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
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至少1989年以前是如此）。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
那清早就被雇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和奥秘。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E＝MC 。
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过要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
我们追求了半天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计算机、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
没有高远的境界，最终会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未完待续）
作者来自中国，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工作，现居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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