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临 风
不同的战争
美伊开战后三天，收音机上传来脱口秀的辩论，讨论伊拉克对待战俘的方式是否合乎日内瓦协定。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激动地说：“美国的飞机炸弹正在蹂躏伊拉克无辜的人民，你们还在作学术性的讨论？这些导弹并不只是掉在萨达姆的头上，它们还会爆炸，产生极大的热力、压缩力和杀伤力，把周围无辜的人杀死。这种侵略行为是违反所有的国际法，和道德准则的，你们还只在研究几个战俘的待遇？”
这次的战争，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应，应是自越战以来所仅见。在舆论界、知识界甚至娱乐界，其所受到的批评和攻击都是相当大的。有时候两方的观点相差如此之大，简直像在谈论两个截然不同的战争。本文盼望对这次战争作一个持平的讨论。
反战的理由
除了和平主义者外（注一），一般人反对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认为布什总统是为了掌控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而开战，或者为显示美国的力量，是帝国主义的表现。
当然许多回教徒同时把这场战争，当作是对阿拉伯人的攻击。这主要是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有欠公允的后遗症。伊拉克两千两百万人口中有超过六十万的基督教徒。伊拉克可以说是回教国家中最世俗，对基督教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所以，虽然很多证据表明，这次战争与宗教与种族都没有关系，但许多人并不接受这种看法。
其二，单方面先发制人的战争不能算是正义的战争，没有道德的基础。伊拉克并没有主动向美国挑衅。而美国对伊拉克拥有“毁灭性武器”（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指控，证据并不充分，美国应当让联合国的检察员完成其作业。而且，萨达姆政权与其他恐怖组织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为了害怕萨达姆与恐怖组织挂勾、使用“毁灭性武器”威胁美国安全，因而开战，这是违反国际惯例的，是侵略行为。
许多人表示，从前以美国为自由、民主和正义的化身，这场战争却让他们对美国的憧憬破灭了！
拥护的理由
也有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正义之战”的标准的。
回顾以往，萨达姆屠杀了至少十万伊拉克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回教徒。他用化毒对付伊朗的军队，也用化毒杀死了本国的两万库克族人。他发动过两伊战争，侵占过科威特。十二年来，他一再地用各种欺哄的手段，嘲笑联合国所有的协议……经验证明，与萨达姆讲理是浪费时间。除了强权，他没有其他的语言。就算是大军压境，他还是没有诚意遵行联合国的1441号协议。
拥战者认为，反战者没有真正意识到九一一的意义，和它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性的影响。如果没有九一一，这次战争不可能发生，美国的国情与舆论也不容许它发生。
2002年9月，也就是九一一周年时，布什政府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策略”（注二），阐明了美国对国际新现实的策略。这份三十五页的文件前言里说：
“从前的敌人需要强大的军备和强大的工业能力，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现在，一些阴暗的组织网，可以用低于一辆坦克车的代价，给美国带来极大的混乱和灾难。”
为对恐怖活动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文件提出了一个基础论点：“我们不能仅用期望，来防卫美国及盟友。我们若是看到现实，却没有行动，历史将会严厉地审判我们。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个新世界里，唯一达到和平与安全之路就是行动。”这就是布什总统对伊战争的道德、历史和理论的基础。
布什政府认为，九一一在国际社会划下了一个分水岭。从此，主导美国安全与国际关系的考量，是压制恐怖主义，因为它威胁了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政策并不表示，美国将用先发制人的模式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也不会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既有交往方式。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并没有把这个观点很清楚地向全世界表达，导致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行为。
这个新政策与布什当初竞选时的理念相反。当年他对“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 意即干涉别人内政）没有兴趣，他反对出兵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战。现在他时时谈到“政权替换”（Regime Change），这是政策转换的表现。
正义非正义？
越战以后，基督教界从来没有为某场战争是否合理，有过这么大的分歧。例如，有一百位基督徒伦理学领袖，共同签名反对这个先发制人的战争。同时却又有很多基督徒及领袖，公开支援这场战争
圣奥古斯丁根据据圣经的原则，反对个人为了自卫而杀人，但为了保卫第三者，杀人是可以容许的，这就是西方“正义之战”观念的来源。一场“正义之战”，至少有几个先决条件：自卫性的原则，合法的执行单位，正确的动机，克制性地用武，将动武作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等等（注一、三）。
十三世纪神学家亚奎那斯（注四）更认为，正义之战不能建立在报仇、惩罚，甚至公理的基础上，它应当建立在“爱邻舍”（《路》10:25-37）的基础上。见到无辜的人将遭遇灾难而不去保护他，是缺乏爱心的表现（《太》25章），基督徒要追求的，不是不顾代价的和平。
当然，任何战争都会连累无辜者。这些人难道就不是我们的邻舍吗？所谓“连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是任何战争都无法避免的（不论是己方还是对方），问题在于战争双方使用了多少的自制。
天主教的伦理学和公共政策专家George Weigel（注五），为对伊拉克之战提出了三项辩护：
第一，此战有正当的动机。自卫的行为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毁灭性的武器和恶霸政权（Rogue Nation）改变了国际间的均势。为了更多无辜者免受灾难，先发制人地对付恐怖主义，是一种自卫的行为。今天的恶霸政权（伊拉克），违反了国际社会所有最基本的法则，与萨达姆讲国际法毫无意义。
第二，此战有合法的执行单位。Weigel认为，不仅联合国的组织有自卫的权利，根据联合国的宪章，任何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建立联军以消灭恐怖组织，和防阻恶霸政权使用毁灭性武器，在政治上都是合理的，虽然他也怀疑这种战争在道德上的必须性。
第三，至于这场战争是否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Weigel认为这不是数学问题，无人也无法能够严格证明或证伪。他认为伊拉克政府向来只知道武力，十二年来对国际法、外交交涉和经济抵制，一概采用嘲弄的态度。在九一一以后，恶霸政权威胁日增，国际上又缺乏勇气（记得希特勒吗？），战争已是唯一的手段。
伦理和实质
笔者大致上能认同Weigel的观点。在战争之初，萨达姆政权使用自己的百姓作为人肉盾牌（开历史先例？），甚至杀戮逃离战场之本国平民。而且其作战部队备有防毒面具，很可能有能力使用毁灭性武器……基本上这是一个实施恐怖主义的残酷政权。
美国的困境在于它具有历史上的包袱。由于它偏颇的巴勒斯坦（以阿争端）政策，许多人并不认为美国能代表正义。美国若要作为反恐的正义之声，它必须在国际上表现出，它是公正而一致的。历来的总统因为不敢面对国内犹太游说团的压力，不能面对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了。
战争都是丑恶的，看见无辜者成了牺牲品，任谁都会忿怒。然而公正的反战者也承认，美国是真诚地在进行一场克制性的战争，而不是以暴易暴。证据显示，美国的目的不是扩张霸权，不是经济利益，乃是在消除萨达姆政府对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在民主社会，领袖通常都不愿冒险用自己的政治前途作赌注。布什总统在于困难的抉择面前不退缩，勇气可嘉。在九一一的阴影下，他的用意很可能也是正当的。笔者猜测，以萨达姆的狡滑和凶狠，联合国检查人员可能永远也查不出什么名堂。
另一方面，美国或许过早陈兵伊拉克边境，以致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得到更多国际支援，是一大遗憾。不过，这也许是因为布什政府知道时机的紧迫性吧。但是如果事实证明，伊拉克并没有毁灭性的武器，和制造毁灭性武器的计划，那么这次战争是否有理呢？那将会是对美国的情报能力最大的讽刺了。
没有一场战争是绝对公义的，人们会一直质问，这真是最后的手段吗？纵使目的是正当的，牺牲无辜值得吗？这就是伦理学和实质政治间最大的分野吧？
如果美国挟其战胜伊拉克的威势，开始强权外交，强行对付叙利亚、伊朗和北韩，那么，就将失去爱好自由与和平人士的支援。这是极其危险的，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灾难。
但是如果将来历史证明，美国的确对伊拉克没有殖民地的野心，不但帮助伊拉克人民脱离萨达姆的迫害，而且诚心协助伊拉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国际舆论也必然会改观。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
一、有些基督徒根据他们的信仰而反对战争，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考：
- a) 崔思凯：〈可不可以杀人？〉，《举目》第7期，2002年9月号。
- b) 谭瑞玲：〈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义显之声》，2001年12月。
- c) 《今日基督教网上版》报导，包括基督教组织: 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s的和平运动者，在战争展开后还继续留在巴格达，观察并报导平民受到战争伤害的情况。
二、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三、a) Robertson McQuilkin: “Biblical Ethics,” Tyndale House, 1995; or b) Norman L. Geisler: “Christian Ethics,” Baker, 1989.
四、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II, 40.1。
五、George Weigel, “Moral Clarity in a Time of War,” First Things 128, Dec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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