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犹新，曾经坐着“喷气式”，听他揭发我。
文／管 乐
去年圣诞节前，我意外地收到一个邮包，因为急于弄清里面有什么东西，连有关恐怖邮件的警告也忘了。
揭开包装，是一本书。虽然那破损的封页黏上了金丝绒，我仍然一眼就认出是自己捧读了近二十年的袖珍圣经。打开扉页，五十多年前我写上的名字，立即映入眼帘，名字上的红“X”，迅即幻成了十字架。
这本圣经和我同龄，1941年版，“圣经公会印发”，顿号称为“尖号”，逗号称为“逗点”，句号称为“小圈”，引号称为“双钩”，括号称为“解号”。当圣经在中国大陆成为罪证的时期，夏天，我躲在蚊帐里读；冬天，我藏在棉被底下用手电照着读。圣经原本是“案头读物”，在许多年里却沦为“地下读物”。
一枚用荷花瓣炙干制成的书签，除了能够防虫，还不时散发出微微的馨香。当年我读经之后，都会亲吻几下，想不到这枚书签仍在，而且完好无损，我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一下，仍像三十多年前一样芬芳。
和书签夹在一起的纸片上写着：“我是你的学生，原名张卫东，现在改名张约翰。我是读了你这本圣经，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的，用教内的习惯语言说，我是你结的‘果子’……我非常珍爱这本圣经，相信老师定然更加珍爱它。我出国前从同学那里知道了你在美国的通讯处，原璧归赵，我把它寄还给你，作为圣诞礼物。”
熟悉的字迹，读了一遍又一遍，耳边慢慢地响起了熟悉的话音，眼前浮现出他的身影。
1966年我被红卫兵抄家，不记得其中有没有他。但是，我记忆犹新，曾经坐着“喷气式”（被批斗者低头躬身、双臂被强直反扭背后的姿势，编注），听他揭发我在作文指导中宣扬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我妄图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我也记得，我在“武卫队”的监押下，读他写的大字报，他批判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痛斥我顽固不化，改造了几十年之后，依然捧读洋人的圣经，吸食“精神鸦片”……一词一句，刺入心中，以致我至今仍然能够背诵。
邮包里除了袖珍圣经，还有一把放大镜，盛装的小盒上，端端正正写了“负荆请罪”四个字，署名不是“张约翰”，而是“张卫东”。
我手持放大镜，通读这本久别重逢的圣经。它长有三寸，宽有两寸，厚有一寸半，比之现在的“袖珍本”，简直不能称为“袖珍”了。字体虽然较大，但如果没有放大镜，我的双眼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也不知多少次重读了张约翰的字条。张约翰相信我对这本圣经的珍爱，必定超过他，但我却相信，他必定超过我。
因此，通读一遍结束，圣诞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不少天，我还是把这本久别重逢的圣经作为圣诞礼物，寄给了从前的学生，现在的主内弟兄张约翰。
（本文系由真实见证改写。）
作者现居美国旧金山。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