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寻常──写于《海外校园》创刊十周年/夏维东

 

 

 

文/夏维东

 

 

我刚来美国不久时,有一次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听苏文峰牧师讲道,他说要办一份以大陆学人为对象的刊物。我记得会后我还上去和苏牧师说了几句话,说什么不记得了,但苏牧师的质朴和实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那是1992年,刊物当年年底就面世了,叫《海外校园》。

转眼十年过去了。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是个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不经意就过去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这迅速流逝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事物消逝了,也有许许多多的事物诞生了并成长着。对于世界来说,《海外校园》的面世也许是件微不足道的事。可对于海外的众多中国学人而言,《海外校园》却是他们在生存和文化的夹缝中,认识并接近信仰的重要园地。

《海外校园》的成长正是很多海外学人,当然也包括身在中国的作者和读者,积极支援的结果:发行量越来越大,如今每期几万份,顶得上大陆某些著名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了;发行周期缩短,由季刊变成双月刊,再加上后来每年四期的特刊《举目》杂志,每年实际发行十期。这些外在的“指标”,正是《海外校园》十年来的成长“指数”。

内容上,《海外校园》也日益丰富多彩。刊物初期的内容比较单薄,大部分都是见证类和圣经知识普及类的文章,看起来不像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我印象中,从1994年开始,杂志编排上有了很大改观,散文、小说、诗歌、评论、漫画、摄影以及富有哲学深度的随笔越来越多,杂志也越来越有看头了。我曾见到纽约有一家中文书店卖《海外校园》杂志。我第一次看到《海外校园》好像就是在那家书店,那是1994年。后来我设法找到了以前的部分杂志,看着看着,我由读者变成了作者。

我在《海外校园》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悲剧顾城》。那篇草草写就的文字,《海外校园》热情地接纳了。我记得当时的责任编辑苏师母,对文章结尾提出了非常具体而且中肯的修改意见。对于作者,《海外校园》编辑们的态度不是一次性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式的,而是“始终如一”。我给《校园》写稿,断断续续也快七年了,可编辑们仍像当初那样亲切、认真。《海外校园》的编辑们大多数我都见过面,他(她)们的善良、赤诚、朴素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使命感,使我深为感动。

这里我不得不再提一下苏文峰牧师。他和苏师母从事福音工作有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将青春、才华整个都奉献给了神国事工。1998年我去《海外校园》杂志社开座谈会,苏牧师开车带我们几个上街。苏牧师的车子是一辆老旧的美国车,那车连一道斜坡都爬不上去!他们是不是没本事赚钱?不,凭他们台大毕业的才智和能力,他们可以进入很多赚钱的行当,可他们选择了一条简朴的传福音之道。不过我知道,他们内心的快乐与平安,是多少物质财富也换不来的。我喜欢和他们面对面地说话,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也让我感到快乐。

在这个日益功利化的世界,苏牧师伉俪让我感动。我想正是由于他们,《海外校园》才能越办越好。我认识或听说一些在美国办报刊杂志的人,从他们的经历(大都是失败的)里,我知道在海外办一份中文杂志有多难。有些杂志尽管开始有相当雄厚的财力支援,结果还是没几年就难以为继。《海外校园》的成功,除了人为,大概还有天意吧?

为《海外校园》写稿,于我自己也是个收获。写稿的过程,也是自己对信仰思索的过程。而因为《海外校园》的牵线,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比如远志明、范学德和张海燕诸兄,以及陈惠琬大姐、方仁念老师等等。

在《海外校园》创刊十年之际,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海外校园》的朋友,更希望读者因为《海外校园》的牵线而认识耶稣,接受那古旧而弥新的福音,我想这才是《海外校园》同仁的一片苦心和热心吧。

 

 

作者来自安徽,美国Rutgers大学统计学硕士,现居纽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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