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严谨的学问，容许假东西长期存在而不清除，会阻塞科学的自由空气和发展。例如，许多论文因不符合达尔文主义而不能发表。
文／唐理明
几本好书
半个多世纪前，我在上海就读医学，先在圣约翰大学读医学预科和本科，最后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课程中也学、也考达尔文进化论，但我并不真信，认为这仅是一种说法而已。相反地，在学习了解剖、生理、生化的课程之后，我不禁为上帝的创造而惊喜、惊叹。可惜我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路，使我能够说服被达尔文主义阻碍了信仰基督的人。我也读过几本批评达尔文主义的书籍，但都如隔靴挠痒，说不到要点，打不到痛处。当我为人体的精密构造和精良生理机制而赞叹上帝创造之奇妙时，他们在一旁则赞叹进化的奇妙，真对他们无可奈何。
八十年代来美后，我读到了Henry Morris所著Scientific Creationism的中译本《科学创造论》，和潘柏滔所著《进化论－－科学和圣经冲突吗？》，得到很大启发。但真正的悟通是在阅读了Philip Johnson所著Darwin On Trial（《审判达尔文》）之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Philip Johnson发现，达尔文主义者偷偷把“自然主义”的哲学观点，塞入科学定义以纵横捭阖反面证据，蒙混真相。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过去在感性上知道它错，但不知它错在哪里。现在我试着把我的心得，以非专业人士看得懂的方式分享如下：
微进化
生物繁衍的后代不会和上一代一模一样，是有改变的。例如双亲和子女之间会有差异。人们常常利用这样的变异，定向地培养生物，使之具有人们所期望的特性，例如高产稻麦和金鱼等。这些“变异”或“进化”，我们称之为“微进化”（Microevolution）。
所谓“微进化”的主要特点，是生物的变异不超出一定的“生物分类的范围”。所谓生物分类是专业人士把大部分生物，分成植物界（Plant Kingdom）和动物界（Animal Kingdom）两大界，每界再逐级逐步细分。从生物的“相关现象”出发，生物学家定了如下几个大级别，从高到低分别叫作门（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
按这种分类方法，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各级所属名称。两生物作比较时，要知其相关程度，可以看其差别在那一级别上。级别越低则越相近。例如狗和狼仅是同属不同种，而狗和鱼，则已是同门（它们同属脊椎动物亚门），却不同“纲”。可见狗和狼的距离，比狗和鱼要近。
一般认为，可观察到的遗传变异只是在“种”内的变异，“微进化”不会超出“种”的范围。但由于“种”的定义关系，某些植物可以培育出“新种”。有了以上的概念，可知“微进化”是属于极近距离的变异，甚至不算进化。
广进化
与“微进化”(Microevolution)相对应的，是“广进化”(Macroevolution)。广进化认为生物遗传的变异，如果给予足够时间，传的子代数目够多的话，不但可以跨种，还可以跨属，跨科，跨目，跨纲，跨门，跨界。而所谓的“进化论”，就是“广进化”。进化论把上述生物分类的“相关现象”，看作是“亲缘关系”，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祖先。且认为自然界一切生物都可以从一个单细胞出发，经过亿万年的盲目进化而来。
从定义上分清“微”、“广”两种进化是很重要的。因为学者通常对前者并无争议，而后者的提倡者即进化论者，却企图以前者为理论根据来建立后者。所以进化论者往往有意无意把“微”、“广”两种进化混为一谈。
何种范畴
上述生物分类学，是由十八世纪林奈（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根据生物学实际观察到的生物“相关现象”创立的。当时的学者，对这“相关现象”就有“自然进化”和“智慧设计”两种观点。“自然进化”或简称“进化”的最根本含意，是新型生物的产生，完全是自然界随机的结果，毫无外界智慧的参与。而“智慧设计”则持完全与此相反的看法。林奈本人持有的，是“智慧设计”的观点。
要知道，仅仅靠生物的相关性或相似性，并不能证明两者有共同祖先。因为两者的相关性，也可以是出于同一智慧所致。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动物学教授Berra，在著作中，为了证明进化论的正确性，拿美国Corvette汽车的逐年改进来说明生物的逐代“进化”。可他万万没有意识到，他举的Corvette汽车，恰恰就是汽车设计者的“智慧设计”的结果。
本来，“自然进化”和“智慧设计”两种观点，都是在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领域中讨论，谁也占不了上风。然而，十九世纪中叶的达尔文学说，赋与了进化论以进化机制，且有论据有推测。这样，进化论就离开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讨论，进入了科学的领域。它就此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了智慧设计论，一百多年来成了生物科学界的主导理论，直到如今。
论点论据
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论点和论据如下：
主要论点：
a）生物是会变异的（mutation）
b）生物的变异可以达到极大的程度，以致几乎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都可以从一个单细胞（例如远古的细菌）进化而来。
c）上述进化并不需要外来的智慧(例如上帝)的参与。自然界有一个机制叫作物竞天择、优胜劣汰。（Natural selec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仅仅靠这个机制和生物的变异（mutation）就产生了现今的生物世界。
主要论据：
a）达尔文原着只提供了“微进化”种（species）内的变异证据，例如Galapagos岛上鸟类受环境影响所生的变异，和人工育种的成就等。（应当指出，人工育种有人的智慧参与，与大自然的盲目进化有本质的不同）。
b）一个半世纪以来，新达尔文主义者也提不出更高水平的证据。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Futuyma的证据是最好的，但也超不出“微进化”的水平。
反面证据
一个半世纪以来，达尔文主义者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关键论据，相反地却得到很多反面证据。
生物学实践告诉人们，亲子两代之间不能有太大的变异，否则就是畸形，会被淘汰。达尔文因此推论，在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必有大量中间过渡型存在，每型之间仅有微小差异。即进化是渐进模式。并推论出，以一个生物种而言，它从开始到终了消灭，应该是一个缓慢的少－多－少过程。
但是化石发掘一百四十多年来，所得到的却是与之相反的证据。
首先，化石中找不到大量的中间型。这就是所谓的缺环（missing link）。请注意这所缺的不是一个两个环，所缺的仍是大量的环。
同时，化石证据显示，生物种表现为停滞不变、突然同时出现、突然消灭，是常规现象。
几年前，中国云南省澄江县帽天山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寒武纪化石。这些化石说明，在大约六亿年前，现今世上各动物门（phylum, phyla），同时地、一次性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出现，完全没有渐进的痕迹。从此以后，世上亦再没有新的“门”出现。这就是著名的“寒武纪大爆炸”，它恰恰证明了达尔文渐进模式的错误。
五大步
如果我们将讨论范围限制在自然科学范畴，并且不牵涉到人脑认知过程，以及形而上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等有争议的哲学领域，一般科学家都会同意如下定义：
科学就是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客观世界以得到知识的一种学问。而“科学方法”意为周而复始的过程，包括（1）观察Observation，（2）归纳Induction，（3）理论化Theorization，（4）演绎Deduction，（5）求证Verification。当然以上的五步划分有一定的人为性，例如，有人把（3）理论化与（2）归纳合为一步，称之为归纳。但我们为讨论方便起见，把归纳限于初步处理观察材料，例如整理、分类等。而把之后的建立理论，放在第（3）步理论化。
应该提醒一点，当第（5）步的“求证”得到符合理论预期结果之时，还不算真的“证明了”理论，这不过说明理论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理论相当于数学中的通解，而求证的实验不过相当于数学上的特解。错误的通解，有时可以推导出一些正确的特解，那么同样地，错误的理论也可能导出一些正确的推论。
现在要稍详细地讨论过程（3），即“理论化”阶段。理论化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可变性很大的部分。其中可细分为（1）公理Axiom，（2）假设Hypothesis，（3）原理Principle，（4）理论Hheory，（5）定律Law等。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这是很正常的。例如，爱因斯坦有些理论就由于受到立场的影响，而产生了偏差。但理论化周而复始的过程，可使得理论逐步修正而渐趋符合观察数据。
第三律
1859年达尔文发表他的学说时，虽是以无神论为其哲学背景，但仍是以上述格式进行。这在科学方法上是容许的。因为达尔文在当时有演绎有预测，有待继续观察查考来求证，完成科学方法循环，仍属“科学方法”范畴。可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达尔文学说的预测并不能兑现。既然如此，为什么达尔文学说还是在科学界占主导地位呢？
Philip Johnson在他的划时代著作《审判达尔文》中，揭露了这个秘密。原来，为维持其不倒，达尔文之承继者，就偷偷用无神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这个哲学思想，来霸占“理论化”这个阶段。按照这种作法，一切理论都只允许从自然界之内取得解答。“自然就是一切”（Nature is all there is），这个哲学观点，就成为“科学方法”的理论化阶段中，不可违反、逾越的定“律”，也成了“科学”的另一个定义。我想不但基督徒，凡想维护科学思想自由的人士，都应当反对这个定义。美国科学院法庭之友的上书，和赫胥黎的《达尔文看家狗》（Darwin’s Bulldog），就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应用这律的例子。
由于这个手法的普遍性和隐蔽性，笔者建议给它起名为“隐藏的第三律”（The hidden third law）。这第三律明说了，就是“没有上帝”。说这律是隐藏的，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一本教科书，公然宣称自己用了“没有上帝”律来帮助建立理论；说它是第三律，是因为第一律为“物质不灭律”，第二律为“能量不灭律”。故此律排行第三；说它是个律，是因为它能帮助解决问题。达尔文主义缺乏证据却能长期不倒，就是因为此律的帮助。因为“没有上帝”，“虽然证据不足，在没有更好的理论之下，这还是最好的解释”。
为何不可
有人会说科学是讲物质的运动，就算容许“隐藏的第三律”有什么关系呢？说这话的人有所不知，第一，科学是严谨的学问，容许假东西长期存在而不清除，会阻塞科学的自由空气和发展。例如，许多论文因不符合达尔文主义而不能发表。第二，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生物科学界的公正性和严谨性，更影响了其它科学领域，甚至波及了例如法律、神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第三，这个靠无神哲学隐藏第三律支持而不倒的达尔文主义，现在反过来成了支持无神哲学的证据，是非常危险的循环论证。
有人说，让科学家假设没有上帝，看他们能走多远。Richard Dickerson为平息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便提出上述建议。他认为科学的第一条规则，就是“看我们在只用纯自然因素而不求诸于超自然来解释现象的情况下，能走多远。”《达尔文的黑盒子》的作者Behe不甚同意他的观点。我个人倒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条，但应加上以下两条，免得有人妄用这个建议。一是：“不得用隐藏的第三律来帮助证明、解释自然现象，不强以不知为知。”二是：“不可否定智慧产品。应公平对待人的智慧现象（例如文物），和非人智慧现像（例如宇宙起源和地球环境的精密设计，生物DNA的巨大信息量等）。”
谁懒惰
有人说如果相信有神论，把一切自然现象当作神的作为（如雷公雷母），就不会有科学研究，那么人类现在还在原始状态。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首先要看科学史。现代科学创始于信奉基督教的人士如哥白尼，伽里略。宗教改革后，许多学科的奠基者都是新教人士，如开普勒，牛顿，波义尔。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规律，荣耀上帝，而不会认为那是“把上帝赶跑了”。
有人以为人一旦知道了自然的规律，上帝就不存在了（即所谓的God of the Gap）。哪知规律也是上帝创造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发现它。反过来，如果有人把一切自然现象当做“自然而然”，把一切生物现象当作进化的结果，照样有理由放弃研究。若是睁眼看不到世界的智慧设计，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美国的基督教界正直人士，现在正在不同战线上反对隐藏的第三律，已逐步见到效果。Johnson本人就受到了各大学校的邀请，进行演讲、辩论。最近见到西雅图的Discovery Institute也在同一条战线上参战，他们最近支持出版的Icons of Evolution，是又一本重要的批驳达尔文主义的书籍。美国生物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ology Teachers，也被迫在1997年，修改了他们对进化论的声明，删去了Unsupervised（毫无指导的），impersonal（不具人格的）两个重要的字。
凑不齐
“智慧设计论”，在继“达尔文进化论”以后的一个半世纪，正式进入了科学领域。1997年，Michael Behe发表了《达尔文的黑盒子》一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科学家意识到，从生命活动的分子化学反应来看，物种不可能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模式得到。Behe更提出“不能简化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概念。例如，从光线击打视网膜起，到视神经产生脉冲信号，其中约要经过十个左右的化学反应，每个反应所用的有机无机分子都必须同时在场，且以一定结构、次序组织才能有效，以产生光觉。决不能以达尔文的模式，逐个就位，产生优势，再被大自然选上，慢慢来，凑齐所有所需的分子。唯一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是“智慧设计”。
William Dembsky也于1999年，写了Intelligent Design（《智慧设计》）一书，详细、严格地在哲学上和数学上论证“智慧设计”这个模式。他证明，智慧设计及其产生的信息，是可以实地、科学地观察到的。实际上，人们早已在科学上运用了。例如，法医、考古、知识产权法律，以及密码学（Cryptography），甚至搜索外星智能信号计划（SETI）等等。这个后来居上的“智慧设计”论，以证据确凿的地位登上了科学舞台，在科学界造成很大震撼。反对者虽众，但却找不出科学根据。有识之士，现在已在考虑“达尔文后”时代了。
作者于1956年2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在美国旧金山的UCSF大学Mt. Zion医院做文书工作。
参考文献
- Philip E.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Intervarsity Press, 1991。
中文译本：《审判达尔文》钱锟、潘柏滔、李志航、何天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The Free Press, 1996。
中文译本：《达尔文的黑盒子》邢锡范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oh，1974。
中文译本：《科学创造论》韩伟等译，更新传道会，1986。
- Pattle P.T. Pun, “Evolution: Nature and Scripture in Conflict ?”,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中文译本：潘柏滔，《进化论–科学和圣经冲突吗？》更新传道会，1987。
- Jonathan Wells: Icons of Evolution, Regne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Philip E. Johnson, Reason in the Balance, Inter Varsity Press, 1995.
- Henry Morris: What is Creation Science, Master Books, 1997.
- Philip E. Johnson: The Wedge of Truth,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 Philip E. Johnson: Defeating darwinism by Opening Minds,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 William A. Dembski: Intelligent Design, InterVarsity Press, 1999.
- John C. Whitcomb and Henry M. Morris, The Genesis Flood, Presbyterian &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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