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 芳
这些记忆犹如冬夜的炉火，缓缓地闪现在我的心底，那么深刻，那么温馨。
一
那一年的早春，我背着行囊出国，我总共需要转两次飞机，第一次转机是在日本东京机场。
“你好！请问你也是等候转机吗？”宽敞的候机厅里，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一位身材娇小、浓眉大眼的女孩向我迎面走来，那顶深蓝色圆边帽子，将她衬托得格外年轻而又神气。
她的名字叫王薇。我们很快地聊了起来。原来我们俩一样，都是第一次出国，都是去美国探亲，我们等的是同一架飞机。
从各自的童年一直漫谈到将来的打算，我们不时的笑声吸引了周围许多乘客的目光。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大概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才刚相遇吧。
旧金山国际机场。我们俩又下来了，这一次我们要转不同的飞机，我要去纽约州，她要去威斯康新州。迅速交换完各自在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我和她匆匆地分手了。
一年之后，我的先生办好了转学去加州的手续。因为奖学金没有着落，所以当时我们需要借很多钱。当王薇和我通电话时得知情况之后，远远出乎我意料的是，从电话的那一边，传来王薇轻轻的温柔的声音：“别着急，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我这儿有两千美元，实在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有这么一点积蓄。”
一天之后的快件将支票带给了我。当我望着手中那张支票的时候，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知道我捧在手心的是一份信任，一份友情，一颗诚挚热情的心。
而那时，我知道，王薇每天需要在威斯康新州冰天冻地的风雪之中等公共汽车，好去一家餐馆打工。
二
离开纽约州，即将去加州的前一个月，我们陷入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原来租的套间房已经租约到期，但我的先生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留在这里，完成他的论文。一时间，我们没有了住处，无家可归。
“到我家里来住吧！”先生的同事李超邀请我，“只是我岳母从国内来带小孩，你需要和她挤在客厅里睡。”我的先生则挤到了原来同屋小苏那里了。
那时李超和他的太太只租得起一个卧室的房间，他们的小孩的床放在他们夫妻的卧室，我就和李超的岳母睡在客厅。在那一个月当中，李超的岳母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我，我和李超的太太则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分别的时候是深秋的黄昏。李超一家走出来和我们挥别，我的先生开车走了约一分钟时，我终于忍不住叫他停住，并且往回开，当我们开回李超住的楼房时，他们一家已经回到二楼的房间了。我走出车来，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我怔怔地望着从李超家的那扇窗户里亮起来的桔黄色的灯光。
我回来，只是为了再多看一眼这一扇窗子，和从这扇窗子里透出的桔黄色的灯光。因为这一盏灯光，可以在我无助的时候给我温暖，因为这一扇窗子，我可以在身处困境的时候称之为家。
三
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每天中午和傍晚都有一段时间客人特别多，我们因此也特别忙。
好几位女孩像我一样在这里端盘子。其中有一位叫张晓兰，她的先生也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她已打工两年了。我刚开始没有经验，张晓兰总是手把手地教我怎样记菜名，怎样托盘子，怎样叠餐巾。
一次，我出了不大不小的车祸，车撞坏了不说，我的左手还被撞伤了。那时沉重的经济压力容不得我请假休息。我发现左手只端一个盘子还可以忍受，但要托一个上面放有五个盘子的大托盘，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可是，中餐和晚餐忙起来的时候，是免不了要托好几次那个大托盘的。
“不要担心，我来帮你。”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晓兰对我说。
“可是，可是你自己负责的那些桌子也要走菜，你怎么忙得过来呢？”我摇着头，更着急了。
“不就端几次大托盘吗？我的动作快，没有问题的。”晓兰依旧镇定地坚持。
就这样，两个半月的时间，每天晓兰都帮我端那个令我望而生畏的大托盘，直到我完全康复为止。我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恢复之后，我将大半的小费塞在晓兰的手里。晓兰将钱塞回我的手中，露出一脸非常生气的表情，只问了我一句：“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好朋友？”
四
这些记忆，那么深刻，那么温馨。
尽管这世间存在着战争、暴力和仇恨，尽管有人说人心是如何的自私、猜忌和隔离，但是因着这些珍贵的记忆，我对这世界充满了信任与感激，我拒绝相信这个世界的无情、冷漠与孤寂。
曾经，有许许多多像王薇、小苏、李超夫妇和张晓兰一样的朋友向我们伸出过热情的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富裕的钱财，没有超人的美貌与才艺，他们只是些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正是在这些平凡的人身上，我领会了爱心的充盈和付出的涵意；正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神性的光辉。
来时路上，我一直仔仔细细地搜罗和珍藏着这些记忆，舍不得将它们丢失或忘记，它们是深藏于我内心深处的财富，如幽兰一般的芬芳而美丽。
作者来自湖南，现居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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