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良忠
在国外留学、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所在的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着近千家的教堂，分布在主要街道和各个郊区。这些建筑多数都有50年至100多年的历史，可以想像，当时这里人口祇有十几万时，真是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大教堂，礼拜天人们都到礼拜堂去。
使馆参赞的一席话
记得刚完成博士论文要来这里工作之前，曾去使馆请示批准公派学生改变签证类别。一位负责人是已经在欧美几国的中国大使馆担任多年要职的外交官，说是先要找我谈谈话。我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他知道这几年来，我在当地华人教会参与过给大陆留学生挨家挨户派送圣经，还热心参与基督徒团契的事奉，带同学们去查经、崇拜等等。谁知他一开口便很温和地讲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派了数十万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国深造。绝大多数人都是派到以基督教为国教或是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欧美，大洋洲等）去了，而很少派到无神论国家（原社会主义阵营）或其他宗教（如回教，印度教）国家。这说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道德等等，起了不能否认的作用。你要给我写一篇文章，探讨一下这里的原因。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信神。但我退休以后可以和你研究研究。”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位有识之士的观察，我感到内疚的是我总是欠他一篇文章。我很想告诉他，事实确实是这样，许多大科学家，从牛顿、爱因斯坦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笃信上帝的基督徒。
“问问清楚”的讲师
上帝既然派遣这么多神州学人积极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员和强迫地）到西方国家学习深造，接受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的“再教育”，必定有他的美意。
十几年前，我在瑞典受洗时，牧师讲过一句话“这样的青年学者基督徒回到中国大陆，能起的作用将胜过我们外国宣教士。”
几年前，我们的一位弟兄在这里做访问学者时信主。为了那些没有信耶稣得救恩的骨肉之亲，他放弃了拿“绿卡”的机会，回到家乡在一所大学任教。他竟然在一百多人的大课堂上，拿出一本圣经，先向学生们介绍这本“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简介之后，才开始讲专业课。学生们却喊着说：“接着讲，讲圣经！”福音在大学的校园里也传开了。当然，他也因此常常被叫去“问问清楚”，但神还是保守、使用他。
我们团契一位弟兄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国外留学，后来信了主，受了洗。当他回国到家乡探亲时，看到福音的复兴，也被请去从十几人的家庭聚会到上千人的教会中，公开分享主的恩典，及个人得救的经过，达17场次之多。以前，家乡的人认为，祇有那些贫穷、无知、有病、落后的人们才会去信耶稣，不想这位当年以全省最高分考入北大又出国留洋的人，居然信神，由此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
让座的老人家
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常有机会回国并到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短访。去年回去时乘了一夜的火车，在一个主日的凌晨六时许到站。我知道那里教会崇拜时间是七点半，便让接站的亲人带我直接去教会，心想可能去的时间有些太早。谁知当我们提前半个多小时到达那里时，主堂上千人的座位早已坐满，连中间的走廊都站满了人，招待人员让我们去后面的副堂听扩音器。我心想，既然从万里之外赶回来，就一定要看看主堂，看看是什么人讲道，崇拜安排如何。于是硬挤进了主堂的中间过道上。
大约站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身边的一位老姊妹看我显得疲惫不堪，就站起来让我坐在她的位上。可是我这个年轻人怎么能让老人家让座呢？老太太不容分说把我按在座上。当我坐在那里抬起头时，看到我旁边站着许多老年人，真是不好意思，祇好闭上眼睛祷告：“主啊，求你多多赐福这些在艰苦环境中深深爱你的人；也求你宽恕我们在海外优越环境中今天仍然懒惰和崇拜迟到的人。”会后许久，仍有不少人来到台前，跪在那里恳切地祷告。虽然大门敞开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不停地刮进来，人们还是不愿离开。他们等待着神的话语，属灵的书籍、磁带，真是如鹿渴慕溪水。我的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辈，不顾多年心脏衰弱，和我简单交通之后，便骑单车去看望几处分散的聚会。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信徒更是把《海外校园》这些属灵刊物当作宝贝一样的传阅，总是看不够。神的工作在家乡大大地复兴。
作者来自中国科学院，在澳洲获人类遗传学博士学位，现从事中国医药工作，并参与当地大陆学者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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