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明
我是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城市长大的。从小就是学习上的尖子。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当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碰到了停课闹革命，参加了“红小兵战斗兵团”，目睹了校长被关进“牛棚”，班上的老师被抄家、游街，后来自杀身亡。接踵而来的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武斗、政治运动，使我从文革开始时激动的心情转为了对社会的强烈反感。就在那段时间，有机会阅读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对他们非常崇拜。认为科学才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树立起献身科学的理想。
接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埋头苦干。希望被推举上大学，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农村，我第一次碰到了基督徒。我们队里有一位农民，他一家人脖子上都挂了十字架。他很乐意助人，给了我一些新鲜的感觉。
上了大学以后，认为自己的时间已被文革、下乡耽误了。为实现理想拚命读书，经常熬夜，放假也不回家，将刻苦学习的成绩当作自己骄傲的资本。
工作后，第二次接触到了基督徒。他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做我们的英文老师。他太太给我说过不少圣经的故事和她自己的见证。神保守她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战胜过癌症。神使她有勇气，将文革中打得遍体鳞伤的丈夫救过来。她说世界上的坏人就像稻田里长的稗草，总是又高又壮，但神迟早要拔掉他们。这时我对基督教有了好感。
理想又将我带到了美国。一到就有不少基督徒和我做朋友，带我到教堂，给我送来家里的必需用品。我被他们的好心感动了，不久就受了洗，并热心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不对劲。教会的活动和文革时期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多么相似啊！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天天读……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从香港、台湾来的华人对大陆来的人的蔑视，使我很反感。我觉得还是回到科学研究那片纯洁的土壤中去吧。从此再也不去教会，还同后来的留学生谈到自己“受骗”的经历。
美国实验室的研究条件很优越，使我沉浸在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幸福努力之中。科学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发表，工作也越来越加码。忘记了家庭，忘记了朋友。甚至离开太太和女儿，只身到东部更好的实验室工作。太太说我是一个不懂得爱的丈夫，女儿好像也不认识我。
在美国不同实验室做久了，看到越来越多的黑暗面。人的罪性在科学研究上也原形毕露。个别老板为了得到科学基金，不惜伪造数据，偷窃别人的主意，扣压别人的好文章。同实验室的人也是想方设法抢能出结果的课题。中国学生被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我决心要自己当老板，挣钱还要多。通过努力，总算在一家大药厂找到一个“高级科学家”的职位。
这时候，收入比过去高了几倍。西装革履，指手划脚，外表上好像已经在美国“拚”出来了。同学们也羡慕。但是那段时间是我来到美国后最痛苦的日子。多年的钻研，使我对处理公司的人事关系一窍不通。特别是我对丢下的家庭，心中有强烈的负罪感。我经常觉得我的实验员很幸福，工作完了就回家，周末和家人一齐出去玩。
心情越来越坏，科学的理想像肥皂泡似地破灭。看到的都是社会的负面，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用这种心态，做什么都会失败。夜深人静，人疲倦到了极点也睡不着，想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救不了我。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这时我记起了圣经的话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 6）。睡不着时，就反覆呼唤“耶稣救我”。接连好几天，我下决心辞去工作，回到我过去的教会，重建我的信仰。因为我心中很清楚，如果我没有信仰，只会不断沉沦，被罪恶压垮。
《马可福音》中描写了一个瘫子，要朋友把他抬到耶稣讲道的屋顶上，打洞放下去，找耶稣治病。我当时就是这个心情。多少年没去教会，教会的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热情。我心中的骄傲被现实击得粉碎，这时圣灵才得以进入我心。虽然这个改造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耶稣给了我新的理想，新的生命。我学会了怎样爱家人，怎样关心弟兄姐妹。我和神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在每一个新的日子里都感谢主。回想过去的日子，我虽然抛弃主，可是他没有抛弃我。藉着他的恩典，我现在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自己喜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耶稣给我真正平安，那才是无价之宝。
作者来自中国南部，现于美国马里兰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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