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果
一晃,在海外已走过十二个年头,十二个年头又走过许多国家地方,经历了许多的人事苍桑,遗忘的事情或不愿记忆的痛苦曲折也有不少。我当然不会忘记,当我手持出国护照跨出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大门的时候,我的心象风帆一样给希望的憧憬鼓满着。那是1984年的初秋。我骄傲,我相信自我奋斗。从披星戴月的农场到朗朗的大学,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就一举中的,靠的不就是自己的聪明努力么?毕业后留校任教,第一个通过日语考试去东瀛做访问学者,不也是靠自己吗?显然,我自以为是历史的弄潮儿。
然而,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心里又十分忐忑不安。老是问自己:“能在日本混出个名堂来吗?“会不会灰溜溜回去见不了江东父老?”我们那时出国留学,心里的风景很奇特:一方面为别人的羡慕眼光而陶醉,一方面对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没有把握。老实说,内心深处根本没有平安喜乐,反而好似充满临战前的不安。
我也记得我的经济担保人山根韦夫教授(日本著名的明史专家)把我从机场接到旅馆,安顿后带我去日餐馆吃饭。看到他饭前低头默祷,还以为是日本人的某种礼节。实际上,这是我对基督徒虔敬生活的第一次遭遇。首次吃“剌身”(生鱼片)喝“酱汤”,反胃的差点吐出来,再加上语言交流的结巴,顿时使我对即将展开的异国生活产生巨大不安,身上冒出阵阵细汗。现在想来,出国前夕还处在骄傲的沸点,到了海外的第一天,指针就险些降到零度。没有信仰支撑的生活,就是这种残破不实的光景!
在随后的日子里,整个生活的目标围着“钱”和“学位”两件事打转。海外的自由世界成了某种概念符号,心里的局促与捆绑才是真实。为了省钱,每天都躲在家里吃“永远的”蛋炒饭,甚至有事情宁愿走很长的路,节约车钱。无聊了,就在电车箱里拾回一本别人扔掉的杂志;在“了解了解西方文化”的自我说服下,躲在书店的角落里偷翻后页的色情刊物,当然舍不得花钱去看“货真价实”的色情表演;最喜欢跑的地方是日本朋友为中国留学生准备的几乎免费的衣服及生活用具的场所,为挑到一些好东西而暗自雀跃。这就是当时我的留学生活写照。当然,在给国内朋友写信时,会大吹大擂一番异国的风情。既使这样精神贫乏的我,在其它留学生,特别是“就学生”(专门读日语学校的留学生)的眼里,还是“蛮成功”或“混得不错”的人。那时我是日本东洋文库(亚洲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之一)的特别研究员,半年后又顺利考进名牌私立大学的硕士课程,语言掌握得也还可以。同时,我也开始在海外华人媒体写文章。其实我生活得繁忙而无聊,只是那时全然不知。我把自己的安身立命系于金钱与学位之上,心灵空虚郤冥顽不化,拒绝了上帝向我伸出的召唤之手。那时的我,用学习或打工的繁忙来掩饰或错开对生命意义的严肃思考,使心灵的堕落与物化日深一日,最后形成危机及大风暴。
在日本,不像到北美来的新一代留学生,他们出来不久就与教会或学生查经团契相遇,福音的大门就向他们敞开,使他们可以少走许多人生的弯路。但是,我不能埋怨和推诿,因为我甫下飞机,接我的第一个日本人就是基督徒!但是,我的骄傲使我的心刚硬,拒绝认识神。
一直到加拿大,我走到了自己骄傲任性的尽头,那时便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开始。
作者来自上海,曾任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及日教大学博士生,加拿大维真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生,现为《明报》加拿大版副刊记者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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