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尘土
举家离开中国到美国，特别是当我年逾40，其实并不是主动，而是一步一步地放逐、逃离……
影响人生的两件事
到2018年，作为律师，我已经在中国执业逾17年，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自购的律师楼，所有人脉和生活经验都在中国。直至2018年5月，我和妻子带领孩子们，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直飞美国西岸城市西雅图；此前，对现实中的美国，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亲人，也不认识一个朋友，随身就两箱行李。未曾想，就这样提前与当下所谓的“润潮”扯上了联系 。
一切似乎都很突然。梳理脉络，像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一样，我一路走来的脉络主线，却又十分清晰。
我的人生，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平淡无奇。但在2012那一年，我的人生经历了两件有影响的事情。那年我36岁，做律师满10年时，我获得了一项所在城市“十佳律师”的一个所谓律师行业的最高荣誉头衔。那时，自己创办并购买写字楼的律师事务所也已满7年，所在城市的人大常委会聘我为法律顾问。委托客户可谓往来无白丁，业务风生水起，好不春风得意。
就在我事业上了快车道，别人眼里事业有成、前途无量之时，我内心的空虚感却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之前就常爱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这些哲学命题；同时，律师职业经历越丰富，就让我对这个世界越失望。从那段时期起，我对这个命题更加饥渴，并试图在宗教书籍如《古兰经》《西藏生死书》《金刚经》等文献中寻找答案，但这些没有特别地感动和打动我。文学著述也不例外，记得我第一次通宵达旦阅读《悲惨世界》并数次流泪的情形——我被书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展示出的一种爱抓住了，这种爱我不认识又似曾相识。那时起，我开始确信我要找的答案应该是“上帝”。
非常巧合的是，那一时期身边接连出现好几位基督徒，我第一次知道我所在城市有“家庭教会”的存在，如此便有了一次又一次对教会的造访。也是那一年，我开始往教会跑，后来信了主，受了洗。信主，我不是为赶时髦，或“为赋新词强说愁”，显示自己的清高；抑或仅仅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关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可以说话撰文引用圣经，但并不用和一群自己看不起的人在一起敬拜上帝，更不用参与这个群体的任何服事，甚至礼拜天也不用浪费时间去教会。
初信的我，每个主日都去往所在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受洗的家庭教会去敬拜。自此，自认为，是认认真真的做基督徒。
中国的家庭教会大都在农村，基督徒也大多数是农民或年纪较大的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中国的信教群体的社会地位一般都较为低下，了解中国国情的可能知道，信耶稣会成为中国新闻报纸或政府文件的宗教信仰群体中的一员，成为单位领导需要帮扶改造的“迷信”群众；对事业、社会身份等绝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凡以社会功利来权衡，没有一个体面人会去教会。这就是我为何认认真真去信的原因，就是单纯、毫无功利地信。现在我更清晰地觉得，当时不是我低就自己，而是感恩主没有嫌弃我，带领我去这间教会和一群被社会所鄙视的人一起敬拜神。
我去的教会，与绝大多数家庭教会并无二致；我们用于敬拜的场所，是传道人租的当地居民改建的房屋。这个房屋既用于传道人居住，也用于大约四五十位信徒平常的聚会。周围的居民大多数是附近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小摊位经营者。教会的成员大多来自这个市场的小摊贩。
这些大致就是我最初的经历，后来几年，律所在长沙设立公司，我们搬家。
安全危机下选择离开
之后，我继续做着律师，甚至更认真、更努力。律师是靠办案收费盈利的，只是我办理的案件数量不少，但收入却没有增加。因为，我接了很多没钱的当事人的案子，之前都是尽量结交有权有势的，给有钱人提供法律服务。关于挣钱，律师界有个圈内秘密，就是给有钱人做律师，律师也会变得有钱；同样，给没钱人做律师，律师也会变成穷光蛋——别笑，是真的，你若留意，这句看似调侃的话却可解释绝大多数律师的经济活动规律。当然，这个现象也不仅中国律师特有。
之后的几年时间，尽管我更加远离社交，但因为资历和口碑不错，收入也没有太多减少，甚至律师所规模还略有扩张。这里，我需要稍微解释下我所谓“远离社交”的意思。这个“社交”是在中国处境下的特殊含义，很多律师接手的案件并不是独立运作，而是公权力部门的人推荐的，并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
我搬家，律师所开设到长沙，我也一直不间断聚会。长沙的教会成员比较多元，不再是清一色的小商品经营者，也会有更多的医生、教师、律师信主、聚会。在教会中我的生命逐步成长，并开始担任主日证道时的讲员，还参与更多教会内部具体事工。并且由于专业的原因，还和其它城市有法律背景的基督徒有更多的互动。
后来，如众所周知的，许多教会案件多了起来，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就找到了我。我原本对这类案件并不太主动介入，毕竟也有些基督徒律师的前例，我非常害怕，不想惹事。当时我和当地管理律师的部门并没有太多冲突，除了我尝试竞选协会长被告知相关部门有明确禁止名单，其它都相安无事。
但当案件当事人找我，并称我为律师弟兄时，我就变得无法拒绝了。
后来，我一步步和行政机关搞僵，大环境也日益严峻。很多次，领导们找我谈话，谓之为“为我好”，在各种基于安全危机信号的警示下，2018年5月，我们举家从上海直飞西雅图。
然而，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是西雅图？
偶然背后的带领
2016年的中国，还在实行计划生育，而妻子怀上了我们家第3个孩子，要合法地生下第3个孩子，在当时的中国还绝对不行，而我们家老二当年因为“偷生”，一家人所经历的那种阴影、伤害至今都难以痊愈。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带着已经5个多月的妻子去了广州美领馆，在签证官面前如实地陈述去美国生孩子的目的，最终签证出人意料得顺利。教会的一位弟兄在得知我们前往美国生孩子的行程后，热情介绍了他认识的西雅图证道堂的基督徒朋友，并在生产期得到证道堂的诸多帮助。这就是一年多后，在面临不安离开时，为什么去美国，为什么选择去西雅图的缘由。
一切变动看似偶然，但每一步确有主的带领。
不信主，我可能继续律师业务风生水起，是一个成功律师、律所主任、行业协会负责人……但过着人格分裂的生活，因为自己竭力鼓吹并赖以谋生的东西——法律，其实自己深深知道，一次次让你成功并获得掌声的案件，往往并不是法律的作用，不仅不是，在一些特殊的处境下，法律不过是权力的娼妓。人格分裂，正如诸多类似经历但不信主的人士一样，清醒但无力厘清，妄谈拒绝；不信主，我不会接触惹怒权力当局的案件，不会一步步让我或被动或主动与黑暗势力分手并决绝，并一步步让自己在那里没有退路。
若没有信主，我们不会生第2个孩子，更不可能生三胎。妻子有公职身份，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还是违反计划生育的风险，我们不会有勇气为了顺利生下第三个孩子，而耗费巨额医疗费来到美国。没有医疗保险，我们需要自费承担近4万美金的费用。西雅图是美国物价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没有前面这一切的预备，便不会面临威胁后果断的离开。
尾声
时光飞逝，转瞬，我们一家已在西雅图生活了近5年。
这里，一切归零重来，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如今，我不再是律师，是网约车UBER司机、快递送货员，是一名商业卡车司机。妻子也从曾经的高级财务主管，成为家庭主妇，我们自嘲她现在是“家庭幼儿园”的园长。来美国后，家里又添了“老四”。
新移民体验过的孤独、困惑、语言、人生意义的思考、对父母亲友的思念、生活习惯等诸多挑战，我们都一样不少地经历着，或许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
我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送给读者朋友，对我唯一的信念支持，是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因此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也不会失望，因为父的国不在地上。
作者简介
2002年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后分别在湖南常德、长沙从事律师工作。2018年赴美，现边工作边修神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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