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璩
一、引言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祂呼召他来赴死。”
五十年前，德国纳粹党绞杀了一位近代的殉道者邦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或译作潘霍华，彭霍费尔）。
在一个世俗化和讲究现实的时代，“理想”和“信念”这种字眼是非常空泛的。但是，在一个被压迫、或是很穷困的社会，它的意义却是鲜明而真实。当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沉醉在元首希特勒狂妄野心中的时候，邦霍华是非常少数能看透狂热爱国主义后面的错误的人。他了解希特勒其实是德国的大患。邦氏代表那世代的良心，他成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保护者。他真挚的固守着他一向所传扬的，至死不变。
在五十年前，1945年4月9日的清晨，这位德国的神学家在佛罗森堡（Flossenburg）的集中营遇害。这是在联军解放佛堡前几天，由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的。罪名是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佛堡的医生对邦氏最后的时刻有下面的记载：“在脱下他狱衣前，邦牧师跪在地上，很热切的祷告。这位可爱牧人的真诚感动了我。他是如此的有把握，相信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在刑场，他又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从容而勇敢的走上了刑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对上帝是这样完全顺服，从容就死。当时他不过刚满三十九岁。”
你们看，邦霍华的身子悬在吊台上，僵直，孤寂。那幅景象不但深深印在当代基督徒的心灵上，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那景象还是深刻的。他虽然死了，但是，直到今日他的言范仍然是许多失去勇气和失去生活意义的人的灵感。这个人究竟是谁？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为什么他的信息直到今天还具有震撼力？这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
二、早年生活
“当一个人接受基督呼召的时候，不管是父母或是妻儿，也不管是国家或传统，都不能留住他。” 摘自《作门徒的代价》（1937）
这是何等强烈的使命感！
邦霍华在柏林大学的学术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卡尔．邦霍华（Karl Bonhoeffer）是心理治疗和神经科的教授。他们住在柏林安适的革伦沃（Grunewald）区。从他的朋友并传记作者柏列基（Eberhard Berlige）所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起坐间相当的宽敞，相当的明亮，里面点缀着油画和名贵地毡。整个房间散发出有教养、具吸引力、和高贵的气质。虽然他的父母亲只是挂名的教徒，却使他受到了传统基督化家庭的价值薰陶。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关心别人的需要，具有严谨的思考，人格的完整，自我的控制，并且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家庭很早就反对希特勒。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家庭中许多人卷入反抗的活动。
三、大学的日子
“上帝为你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而装备你。在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刻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这时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信赖上帝，其余的一切都是徒然。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1938年4月的讲词
邦霍华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二十一岁（1927年）就在柏林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新启示神学之父巴特，曾称赞他的博士论文说：“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奇迹。”他在神学上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有人说，如果他能活得较长的话，他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页执牛耳的大神学家。
毕业后他没有马上进入教职。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实习工场上从事牧会和见习的工作。他去过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尤其对美国黑人教会的热心推动民权和社会公义，有亲身的体会。当时他也跟法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所来往。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他对教会的社会责任的看法。这种心态正好与他本国教会日增的国家主义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样的，今天许多美国的基督教会把“美国式的生活”与“基督徒的价值”混为一谈，把爱国与爱神混为一谈。于是在爱国的大旗下，人们很容易会不经严谨思考而忽略了社会上的不公现象。邦氏能独排众议分辨是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力挽狂澜
“除非我们迈出一个清楚而坚决的步子，否则神的呼召会在空气中消失。人如果认为他不需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就可以跟随耶稣，那是欺人之谈。虽然彼得无法达到自我的改变，但他可以放下他一生仰赖的渔网。”
——《作门徒的代价》（1937年）
邦氏在1931年回到柏林大学，作了系统神学的讲师。当他的声望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是希特勒日渐得势的日子。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的首相。三个月之内，他废除了德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了德国的专制统制者。同年4月7日，希特勒强行通过了“恢复公民服务法”。这是第一个反犹太人的立法。其中的“阿瑞安条款”（Aryan Clause）规定：任何犹太人不可以在政府、学校和教会任职。同月，邦氏在一次对教牧的演讲中对这种种族迫害提出批评，题目是：“教会与犹太人问题”。这是在历史上教会第一次对纳粹的反犹活动提出指责。他认为：教会有义务在政府滥用权力时提出挑战。一些牧者在中途愤而退出会场。他们认为邦氏的立场太过政治化，太亲犹，太偏激。在这段期间，他为德国的罪孽而忧伤，也为教会的附和纳粹而痛心。这是一面真实的镜子。在战时的德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位反纳粹的德国人。在战后，你几乎也找不到一位德国人承认他是同情纳粹的。有几个人在强权下能有道德勇气？试看主流教会在欧洲的式微。经过两次的大战，她们已不是基督的见证，它们也失去了从上帝来的权柄。这是其来有自的。反观我们，什么又是我们今天道德勇气的表现呢？
虽然他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在伦敦的德人区牧会（1933-35年），邦霍华仍成为当时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主要发言人。忏悔教会在后来被分化前一直是反对纳粹的教会主力。他在1935年设立了一个神学院，力行认罪、祈祷和门徒实际生活的操练。他的领导和他创新的作法，在当时具有非常的贡献（参考他1939年的著作《共同生活》）。这段时间他也写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作门徒的代价》，书中他抨击教会贩卖廉价的恩典。
在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纳粹政权组织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打破玻璃之夜”。这是一个暴力、恐布之夜。它破坏了所有犹太人的产业和组织。邦霍华为教会出奇的缄默而失望，由于德国完全陷入纳粹的摆布，他的朋友开始耽心他的安全，许多人劝他离开德国，他于1939年6月乘船来美。他自己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不安，只停留了两周就不顾一切返程回国。这时已是大战的前夕了，他写信给一位神学家朋友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解释说：“我来美国是一项错误。国难当前，我必需与德国的基督徒同进退。否则在战后我没有资格去参与对德国基督教的重建。”这是他道德勇气、门徒精神和爱国心的至高表现。这是他不计代价的信心表现。
五、参与推翻纳粹的行动
“不要畏首畏尾，要勇敢作你认为是对的事。自由不是从思考而来，乃是由行动显明。不要害怕，只管走向风暴，信靠上帝，顺从祂的命令。这样你的心灵就会拥有自由和狂喜。”
——摘自《自由之路上的歇脚站》
1938年他的姊夫引介他参加了一个推翻希特勒的反抗组织。他从1939年回国之后，就在“军事情报部”的掩护下继续从事反抗活动。
为什么一个热诚的基督徒领袖竟会参与一项谋杀活动呢？这是叫许多人不解的问题。基督徒应该促进社会公义吗？当然是。基督徒应当参与政治运动吗？这是个人的抉择。基督徒若相信堕胎是罪恶的，可以枪杀堕胎医生吗？在我们推演太远以前，让我们研究一下当时的情势。当时德国的情形已经变得非常恶劣，已没有什么选择真可以算得上是“好”的，或是“无罪”的了。在这样一个混浊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选择一事不做，安心等待局势的改变，或者我们可以像邦氏在他《道德》（Ethics）一书中所说的：“在两坏相权中选取一个较好的。”以他为例，他选取刺杀希特勒，而不愿对“集体谋杀”与“战争”作壁上观。显然，邦氏在战时纳粹统治下的选择，是无法与民主制度下的暴力行动相提并论的。
1942年5月，他潜行到瑞典。经过友人美国大主教贝尔（George K.A. Bell , Bishop of Chichester）的拉线转告美国政府：反抗者愿意和平谈判。可惜因盟军坚持无条件投降而作罢。邦霍华在1943年4月5日被逮捕，关在柏林。后来刺杀希特勒的爆炸失败（1944年7月20日），新发现的文件直接将他与阴谋者连上线。这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审查和后来的死刑。
六、在狱中年日
“你决不可以为我是不快乐的。什么是快乐？快乐与外在的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在于一个人内心的变化。我每天都为拥有你而感激，这给我带来了快乐。”
写给未婚妻马利亚，1944年12月，最后的一封信。
在狱中到底邦霍华关心的是什么？一个人究竟对自己对上帝有没有内心的平安，在这里就可以真正看出来了。在狱中，他受到看守他的人们极大的尊敬。有些人甚至替他偷运他的文稿和诗稿。每一次当他在户外活动后回到狱室时，狱卒总是先向他致歉才把牢门锁上。
他挂心的是得到许可，以便能安慰、鼓励他的狱友们。他安慰焦虑和沮丧人的能力令人吃惊。他的话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尤其是如此。有些人也因为他的解救而脱离死亡。犯人们更是对他的镇定和自制万分佩服。在柏林遭受大轰炸的那些日子里，恐布的爆炸声混和着犯人的喊叫声，他们在极端恐惧中用力敲打着监房的门，企求狱方能够把他们转移到防空洞里。邦霍华往往像巨人一般，在这种混乱里，竟是肃然不动。
在人前他或许像个巨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却像是一个婴孩。像你我一样，他内心充满了挣扎。有一天他写了一首美丽的诗，描写他的心怀：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站在狱室中
安详、欢欣、坚定，
像一个乡绅站在他的华厦里。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总是和我的看守者交谈
如此的自由、友善和清晰，
好像他们是由我来调度的。
我是谁？他们也对我说：
我虽承受了不幸的日子
但总是稳定，微笑，傲然，
好像是一位常胜的将军。
我真像他们所说的吗？
或者我是那位我所认识的人？
没有安息、期待又带病，好似一只笼中的鸟儿，
挣扎着呼吸，无法摆脱一双扼住我喉咙的手，
渴望着色彩、花朵和鸟鸣，
盼望着温馨的话语和友善的邻舍，
期待着将临的大事，局促不安，
念着远方朋友的安危，无力抖擞，
挂心而空洞的祈求着，思考着，算计着，
虚弱乏力，已经要跟这一切说再见了。
我是谁？是这个还是那个？
我今天是一种人，明天又变成另一种人？
我可是个两面人？是人前的伪君子，
是己前可厌的懦弱小虫？
或许我内心好像一个久战的军队，
在已胜利的沙场上却四散逃窜？
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向我嘲笑，
无论我是谁，上帝呵，你知道，我是属于你的。
邦霍华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上帝、对德国和对监禁他的人都是非常的诚恳。他公开承认，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纳粹的敌人。在1944年10月，他的朋友曾计划劫狱，但是却被他婉拒。因为他不愿连累他人。
1945年7月27日，贝尔大主教在伦敦三一教堂为邦式主持追思礼拜，与会的人都有一个深深的感触。当邦霍华死在黑衫党的手里时，这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感到上帝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亲自出手干预。祂牺牲了祂最忠实最勇敢的儿子，为的是要用他的生命作为重整欧洲文明的精神动力。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新约哥林多后书4：18。）
七、结语
“廉价的恩典是市上卖的粗货……是不用代价的恩典。这些人以为价钱已经预付了。既然已经付了，所以一切的好处都是免费的。”
“廉价的恩典是传讲不需悔改的赦免，谈施洗而不谈管教……廉价的恩典是不用作门徒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
“昂贵的恩典是必须一再去寻求的福音，是必须祈求才得着的礼物……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要求我们跟随；但它是恩典，因所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需要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它是恩典，因为它赋予人真实的生命。它是昂贵的，因它将罪行定了罪；但它是恩典，因为它挽回了罪人。最要紧的，它是昂贵的，因为是上帝用祂儿子的生命买来的。”
“昂贵的恩典是上帝的圣所；我们必须保护它不受世界的污染，不随便丢给狗吃。”
——摘自《作门徒的代价》
影响邦霍华一生言行的原动力，那支持他忍受折磨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心与热爱。从这里，他找到了内心的平安和快乐。这个动力也帮助他分辨轻重、贵贱。这样安身立命的心境帮助他忍耐、保持一致、有目标、爱受苦的人类、爱真理、讲公正、羡慕良善。他所追求的公正、善良、真理和诚实的本身并不是他终极的目的。照邦氏的说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尊重上帝。我们接受上帝是真理、公正、诚实和善良的源头。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深邃的依附感。这是邦霍华生活的原动力。我们尽可以争论他的抉择，我们却无法非议他作抉择的动机。在这样一个随波逐流的世代，我们更要佩服他的担当，和他的道德勇气。邦霍华的形像将永留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理想”，他的“信念”是我们的灵感，也是我们的榜样。这在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纪念的今天，其意义是特别深厚的。
本文参考：
《作门徒的代价》（1937,邦霍华）
《大英百科全书》有关邦氏及主流教会的消长资料。
《今日基督教》杂志1995年4月的纪念文回忆录by G. Leibhole
作者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数学博士，现于加州北部Hewlett-Packard Laboratories做电脑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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