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宁子
(一)南京明德女中旁的一间教堂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南京的一所旧时教会中学读书，校园里有座古朴的茅亭，据说已有近百年历史了。课间的时候，我常在茅亭中独坐，那是校园里难得的静处，坐在那儿可以望到围墙外教堂的尖顶。
那个时代，教堂的门终日关闭着，我从不曾见人从那里进出。我喜欢在茅亭中独赏围墙外那半截风景，那感觉就像欣赏一幅年代久远的装帧画，可是，我无法读到那装帧后面的故事。
去年圣诞时在家翻阅《使者》杂志，读到《暗室之后》作者蔡苏娟小姐的故事，那段故事竟然联系着母校的历史。原来，那所学校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办的第一所教会中学，创办者是蔡小姐的义母李曼女士的母亲。
一个世纪以前，一位爱中国的宣教士从美国宾州乐园镇启程，远涉重洋到了中国，在石头城下安了家，在城南莫愁路上创建了这所明德女中。那个时候，这位宣教士不会想到日后会有一个中国女性从她的校园走向世界。这位中国女性的名字传遍了西方，不是因为她曾在自己的祖国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简单易记的拼音符号，从而帮助了那个时代许多不识字的中国人读懂《圣经》，而是因为她在经历了时代和个人双重患难之后带着上帝的使命从莫愁路上启程，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宾州乐园镇，就在那位宣教士的老家，在一间暗室里，她以自己生命生活的经历写了《暗室之后》，这本书不仅影响了几代负笈海外的中国人，也影响了几代西方人。在美国，在美丽的乐园镇，曾经有数不清的来访者走进蔡小姐的暗室，上至国会议员，下至蓝领工人。凡有幸见到这位中国女性的人，无不从她的见证中看到上帝的作为。
其实，当神差遣第一位宣教士把福音传入中国的时候，神的作为就一直行在中国人中间。当我执笔准备这篇报导的时候，我读到一封来自中国偏僻山区的信笺，写信的是一位曾参加过89年民运的大学生，六、四风波后，他被审查，那是他人生的低谷，在那时代和个人的双重苦闷中，他想到了寻找神。
90年4月的一天，他在南京莫愁路上的教会受洗。现在，他在中国北部山区的一家兵工企业工作，到了周末，他就去附近的乡村为神作见证。
这位大学生受洗的教堂就是半个世纪以前蔡小姐做礼拜的那间，也就是二十年前在母校的茅亭中我见到终日紧闭的那间……
没有人可以比历史更有权威，也没有权柄可以高过上帝。我的案头有一大叠关于中国教会的资料，每一份资料都显示着神在中国人中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奇妙的作为。
(二)基督徒人数翻了多少番？
1949年10月的第一个早晨，北京昔日皇宫的门前出现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人，他登上紫禁城楼，大手一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浓重的湖南口音震动了世界。
从那个早晨起，他就被许多人当作了中国的“神”。
历史记载了那个早晨，那个人，也记载了此后40多年间真正的神在中国的作为。
请看这份资料：
“1949年底，全国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基督徒人数约为100万。目前，我们虽然无法得到基督徒人数的确实统计数字，但根据陈泽民1992年在南京透露，基督徒的人数估计是700多万，这个数字似乎是较为保守的估计，未包括与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没有来往的信徒团体或聚会点。赵天恩等人作的乐观估计是五千万，甚至最近有传闻为六千三百万。也许真确的数字在这两者之间。……若果二千万是一个可靠的数字，那么1949年以来全国人口增加了两倍半，而基督徒人数却增加了二十倍。纵使取七百万的保守估计，也增加了七倍！”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40多年对福音的封锁，40多年对基督教的批判，40多年对基督徒的迫害，40多年无神论的宣传，这一切的阻拦在神的作为面前将何以堪？！
当年那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曾以得胜者的口吻昂然发问：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历史已经作出了答案。
40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神的作为，印证这个作为的不仅仅是统计数字，更多的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
香港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赵天恩牧师曾作过调查，他认为大陆基督徒现已超过五千万人，占总人口近5％，聚会点或教会也有二十万以上，每一个聚会点约有3.5位传道人作团队事奉，所以有五十万个传道人。
这五十万个传道人不是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他们是神在中国大地的使者，40多载寒去春来，福音的禾田已遍及全国。
赵牧师在华中见到一位传道人，于是写下了他的见证：
1968年，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这位当时年仅20岁的河南青年站在家乡的山野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复兴中国教会”。此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村庄中寻找心里仍然信主的教友，找到二、三个，就请他们不要停止聚会。他巡回到各乡镇寻找仍然信主的人，把他们聚到一起祷告、聚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巡回到原来去过的地方，他就发现聚会的人数由三、五个，而一、二十；再走一圈，又发现聚会人数由一、二十而四、五十，而上百。
当红卫兵大串连的风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在同一片国土上，上帝留守的人也在串连。
那是一个人人高谈真理而根本不理真理的时代，在那个不讲理的时代，也没有人可以阻拦神的作为。
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浙江，这种巡回布道的小分队十分活跃，无怪乎文革后的几年间，有人惊异地发现，中国信徒的人数竟然猛增几十至百倍。
仅以华中地区为例，文革中由几人组成的个人巡回布道队，到1985年就扩展到十五个省份，遍及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安徽、山西、陕西、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
在这个号称无神的国度，是神，也唯有神才有如此奇妙的作为。
（三）华府郊区的一幅中国人肖像
二十多年前，当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教堂都关闭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会有数万精英潮水般涌去的地方，一幢送给中国人的别墅式建筑正在兴建，那是美国基督徒献给中国的爱心。
所有的款项都是基督徒自愿的奉献，从选址、购地、设计、施工、装修到每个房间家具款式的调配，以及各具异国情调的装饰和纪念品，都出于当地基督徒的义工和奉献。在中国和美国隔绝的年代，这些奉献爱心的基督徒并不知道这份爱心何时才被中国人接纳。但是，他们知道这是神为中国人所作的预备。
去年圣诞前夕，十几位旅美中国人召开“基督教与未来中国”讨论会，会址就选在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的这幢美丽的别墅里。
那个早晨，我们这些从全美各地赴会的中国人共用早点的时候，别墅的管理员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她说，别墅建成后许多年一直空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的大门打开，这里才开始接待中国人。这幢别墅现在是一个宣教机构，幽雅的一幢小楼价值已逾百万美金。小楼里只留有一间办公室，其余几房全用于接待宣教士和来访的客人。
在一楼那间典雅的中式客厅里，我们注意到墙上两幅肖像，肖像既非名人所画，画的也非名人。那是两个典型的中国人，着古式服装。关于这两个人，管理员听过许多不同版本的传说，有说是朝廷官员和他的妻子，也有说是普通的中国人。细节不必考证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的肖像怎么会出现在美国？对于这一点，每种传说都有相同的解释：这是最早接触中国的宣教士带回的纪念。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美国人不认识中国，甚至不知道中国人的模样。那位最早到中国传教的人请人画了这两幅肖像带回美国，为的是让美国人认识中国，想到中国，把福音传到中国。
两幅肖像已经属于历史，而历史最有资格作证——神爱中国！
（四）那位北大荒的农妇
就在那幢别墅里，我遇到一位逃亡出来的民运领袖，我听到了他传奇式的逃亡故事。打动我的不是那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神在一位普通的中国农妇身上的作为。
农妇是个基督徒，住在北方一个偏僻的乡村，在追捕民运人士的通缉令下达到村里之后，她掩藏了这位民运领袖。
她不识字，也说不出高深的道理，她只认一个简单的理：“我没文化，要坐牢让我去，留下你这样的文化人好为国家多做点事情。”
他在农妇家藏了许多天，农妇每天为他炖一只鸡，那是她家唯一可换点零钱的东西。农妇不要求回报，只要他每天为她念一段圣经。
每个礼拜天，农妇都往返一百多里路去一个聚会点做礼拜，即使在摄氏零下20～30度的寒冬腊月里。他藏到她家之后，农妇向他传福音，同时也让一起聚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
在通缉令到处张贴的日子里，搜捕他的眼睛可能藏在每一个破旧的窗洞里。是这位农妇，这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在寒彻心骨的环境里给他一个避难处。
他曾经是个无神论者，他相信这个好心肠的农妇，可是，他不信神，他更不相信那些散居各村的基督徒。他对农妇说，你为我祷告就行，千万别扯上你那些兄弟姐妹，只要有一个人出卖我，我就逃不出去了。
农妇对他说，“放心，为你祷告的都是基督徒”。
他终于逃出了边境，逃出了中国。在逃亡的路上，他曾经一次又一次经过死荫的幽谷，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雪地里，他被冰冻了27小时，那是一片无人区，夜里狼的嚎叫都让他感到亲切，因为那是生命。
在死荫的幽谷中，他想到那位农妇，想到那位农妇所信靠的神。
他终于低下头，像农妇一样祷告，他把生与死都托付给了上帝，于是，他看到了神迹——
他不再感到寒冷，也不再感到恐惧，他在祷告中熟睡了过去，睡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雪地里。
他活着出来是个神迹。
在北方，在一个被严密监视的乡村里，众多基督徒为一个通缉犯祷告而不曾被发现也是个神迹。
在中国一个最贫困的地方，一个不知字的农妇珍藏着一本圣经，并且在每个主日步行百余里去礼拜也是个神迹。
坐在这幢上帝二十多年前就为中国人预备的别墅里，见到两幅画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肖像，听到一段不久前发生在中国北方乡村的故事，并且和一群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一起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未来”这一主题，我的心实在不能不惊异于上帝计划的周密。在那里，我不仅看见，神为中国人所留的神迹，更看见了神对中国人那颗恒久等待的心。
（五）阿Ｑ改变了
为准备这篇报导，我读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见证，最令我难忘的，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信主后生命的改变。
请看这份关于中国内地山区农民的见证：
“这些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在他们的生活中，除了每年的农作物收成以外，就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但是，当他们信奉基督教后，尤其是当他们感到圣灵的能力对永生有了盼望后，“喜乐”便来到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不单感到自已是神的孩子，更是长子…这种信念使他们由自觉卑微、懦弱、平庸而一变为自信、自豪、充实。他们的脸上常常挂着洋溢的笑容，他们的言行也流露出他们内心的喜乐。
在信教后，他们的脾气与恶习也显然变了，传统中国农民家庭中婆媳争吵是常事，但在信徒家中现在少得多了。干旱季节，农民为了争水灌地会互相谩骂或斗殴，现在基督徒会表现出极大的自我克制。并且依靠主内信众相互帮忙来共渡难关。
有些信徒曾经是罪犯，更有一些身患重病。教会把他们一律看为病人（生理性及社会性的病）。他们信教后，往往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改进或康复。患病的会好转，危害社会的会变成模范公民。”※※
这就是今天在基督里的中国农民。他们不只是模范公民，生产的能量也特大。据说不少基督徒占多数的农村，其粮食生产量为全县模范。
是神改变了“国土”，改变了“阿Q”，改变了柏杨笔下许多“丑陋的中国人”。
那位在莫愁路上去教会受洗的大学生也作过这类见证。在他的教友中有“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有追随马列主义数十载的共产党员；有洋博士，也有曾经追求民主的大学生……
在一次主日崇拜中，他甚至遇到一位着便衣的军人。这位军人利用出差的机会走进远离驻地的教堂敬拜神。他说，“信仰耶稣基督是我心灵的需要。”
这位军人告诉大学生，“六、四”时他在北京戒严。“六、四”后他曾与战友一道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我们不知道这位军人在“六、四”那晚是否开过枪，可是我们相信，他奉命进城戒严的时候一定很真诚。
中国人为所信仰的主义曾经付出过很多的真诚。可是，这“真诚”若不是付给真理，所结的“果子”就不是美善了。
不需要列举更多的见证，那位从莫愁路走到美国宾州乐园镇的蔡小姐，那位北方山村不识字的农妇，那位有着传奇般故事的民运领袖，那位利用周末向山区人民传福音的大学生，那位接受耶稣作救主的戒严军人，以及中国大地上数以万计的基督徒；每一个人生命的转变都是一份最好的见证。从这些见证中，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也看到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引自《使徒教会——中国山乡信徒团体的个案研究》，1992年5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论文。
※※引自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15期,1993年7月出版。※※引自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15期,1993年7月出版。
作者来自南京，曾任报社记者及编辑，住美国德州。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