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要三十年了。
随着年龄的递增，特别是当了医生之后，已把人生看得十分透彻，仿佛一颗心越来越沉着，也越来越冷酷。但是对于她，却不然；每每想起那个情景，就像是有谁在搅动我平静的心灵之湖，激荡起串串浪花，又泛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文／秋阳
（一）
一九六六年十月，天气开始转凉，行道树的叶子也开始落了。在西安读大学的我，趁文化大革命串连的机会，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午，我、弟弟秋明和婆婆正在一道吃饭，就听到外头嘈杂起来。婆婆说：“红卫兵又来斗人了。”我们兄弟俩头也没抬，只顾扒碗里的饭。
小妹秋月惊惶失措地从外面跑进来：“你们晓得哦？”
秋明眼皮抬了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他很不喜欢妹妹老三老四，两个人老抬杠。
秋月白了他一眼，脸转向我：“秋阳哥，龚家那个女人死了。”
婆婆手一抖，一双筷子掉到桌面上，又从桌面滚到水门汀地。
我们也都楞住了，“怎么可能呢？昨天还见到过她的呢！”我咕噜了一声。
小妹接嘴道：“是呀，听龚培灵讲，早上他起来，看到她还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心里以为，昨天被外面斗到半夜才放回来，就让她多睡会儿吧。他出去买了小菜，又在厨房里热过泡饭，回到房间，看到她还是那个姿势，觉得不对，掀开被单一看，你们晓得哦，已经死得笔挺挺的了。”
“她女儿呢？”婆婆问。
“说是培芳还在奉贤农场。”
“死人还躺在屋里？”
小妹点点头，又说：“培灵到她学校报告去了，等候单位红卫兵的命令。”
过了二、三个钟头，培灵回来了，却没有进他家的门，直接来了我家，他是秋明的同班同学。
“求你帮帮忙！”培灵的眼睛红红的。
“你说吧！”秋明说。
“我姆妈死了，火葬场不肯来车接她去，说是不为牛鬼蛇神服务。我借了辆板车，你和我一道把她抬到车上，我推到火葬场去。”
秋明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碰过死人，我不敢……”
我在一旁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是学医的，不在乎这个。”
培灵感激得不得了：“真谢谢你了，秋阳哥！”
我们三个抬脚正要走，婆婆叫住了我们，她让秋明把她床底下的箱子拖了出来，取出一套蓝布衫裤：“我不忍心让她这个样子走，我去给她换一身新衣服。”
培灵连连摆手：“外婆，你不知道，她自己把衣服穿好了才死的，扣子一颗颗都扣得好好的。”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她会不会是自杀？”
培灵闭了闭眼睛：“红卫兵的结论是畏罪自杀。”
“瞎三话四！“婆婆跺着脚说“你妈妈这个人我了解，别的不敢担保，她绝对不会寻短见的。”
小妹这会儿也傻了眼：“一个人晓得自己会死？”
“也许吧，谁知道呢？”我也说不清楚。
一踏进她家的房间，我们就晓得红卫兵已经来采取过“革命行动”了。这是个八、九平方米的亭子间，他们母子二人栖身之处，床、桌子板凳以及日用家什堆得几乎没有立脚的地方。此刻，周围墙上和临街窗户都贴满了大字报，上面罗列了这个女人的条条罪状。在死者床前，从天花板到地板拖了一条白纸大标语——“龚ＸＸ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三个红朱的大叉打在她的名字上。
我掀开这大标语做成的纸幔，一张白森森的脸映入眼帘。已经不是平时那个样子了，鼻梁歪到了一边，一侧颅骨高高隆起，最令人触目的是那对眼眶，乌青乌青的，像是两个大皮蛋。
“怎么死得这样怕人？”我暗暗地叫了声苦，一股悲凉之情由心底升起，但转念一想，又不由得叹了口气：“也好，对她来讲，死亡也是一种解脱。但愿真如她所信仰的有个上帝存在，她不升天堂，谁上天堂！”
“哥！”耳边响起秋明怯生生的声音，他们两个望着我，等我拿主意。
“这样吧！”我转过神来“找条被单把她包起来，这样子在马路上不碍眼。”
“就用她身底下那床吧！”培灵嗫嚅道。
“也好，”说罢，我便动手把她身子两旁的被单倒摺过来，裹住了整具尸体，培灵递过来几枚别针，我将它们缝在接缝的地方。
“我扛头，你们扛脚，把她抬下去”这会儿，全靠我一人指挥。
弟弟和培灵战战兢兢不敢过来，我瞪了他们一眼骂了声：“愣着干什么，快呀！“他们这才挨近了床。
我双手托住头的一端，觉得死沉死沉的，用力往上一托，却不料在此同时，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动，一下子，被单里的死人失去了平衡，头一歪，只听得里面一声响，一大滩血，血块和吐沬咕噜咕噜地流了出来。
刹那间，一截被单染成了紫红色，我的两只手也沾满了粘乎乎的液体。
“妈哇！”培灵双腿一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伏在她母亲的脚前，失声恸哭起来。
我耳朵在嗡嗡地响，周身的血在往上冲，一转脸，看到那条白纸标语还在空中荡来荡去，怒不可遏，一把将它扯了下来，踩在脚下。
培灵见状，吓得魂不附体，捉住我的手：“等一下红卫兵还会来的。”
“贱骨头！”我揪住他的衣襟，就想给他一个耳刮子，但接触到他那恐惧的眼神，咬咬牙，忍住了。我把培灵搂在怀里，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
“哗啦”一声，秋明把糊在窗户上的大字报撕了开来，阳光透过窗檽射进了这昏暗污浊的房间，形成一道道强烈的光柱。无数尘埃，灰土迎着光柱翻滚飞扬，随着一具灵魂告别人世而去，三个年青人的迷惘灵魂，面对这血淋淋的一幕，开始了对人世的思索和追寻。
（二）
龚家是解放后不久搬进我们这条弄堂的，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老大培芳和我当时差不多大，七、八岁。老二是培灵。小的那个还抱在手里。那个女人左邻右舍都叫她龚小姐。
龚小姐长得又瘦又小，一阵风猛一些都可以把她吹倒，一双长长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她在中学图书馆做事，师生们都很喜欢她。
“婆婆，小姐和太太有什么区别？”小时候，我老爱问问题。
婆婆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缝：“没出嫁的女儿叫小姐，嫁到夫家就当了太太啦！
我又问下去：“那么培芳培灵的姆妈，大家叫她小姐呢？”
婆婆的脸沉了下来：“你这孩子，怎么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过了一会儿，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男人被镇压了。”
“镇压？”我不敢再问。
“就是枪毙了，说是反革命。现在孩子们都跟妈姓。作孽啊，靠她挣的那点钱，要养几张嘴。比起培芳培灵，你们真是好到天上了。”
婆婆是个善良的老婆婆，家里烧什么好吃的，总会叫我给龚家送一碗去。龚小姐也常来，帮婆婆洗衣服，缝缝补补，作为报答，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聊很长很长时间。
我和弟弟也爱听她讲故事，她一开口便是：从前啊，声音又甜又美，不像妈妈，只照着连环画下面的字念。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睡午觉醒来，眼睛就是不想睁开，只听得婆婆在唱歌。平时婆婆只会一支歌，唱起来只有一个调“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我们听都听腻了。这一次，她唱的却是另外一支，一支很慢很慢的歌，比“摇到外婆桥”还要慢，歌词也文皱皱的，不像是白话文，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瞎子今天得看见。”
“婆婆”我哼哼唧唧地“你在唱什么呀？”
“哦，小懒旦，一觉睡到日头偏西啰，快快起来，要不然晚上又闹着不睡。”
我睁开蒙眬的眼睛，可不是整个房间都是黄灿灿的一片，连婆婆那头银白的头发上，都绕了一个金色的环。
“婆婆，你唱的歌，我听不懂。”
“难怪你不懂。”婆婆一边为我穿衣，一边说：“这是礼拜堂里的歌，叫《奇异恩典》。我年纪老了，歌有好几段，我就背下第一段。下趟你和我一起去做礼拜，帮婆婆记，啊！”
“什么叫做礼拜？”我好奇地问。
“就是信耶稣呀！是龚小姐带我去的。”
“那谁是耶稣？”
“嗨，又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耶稣就是上帝啊！”婆婆拍了拍我的手。
谁知就在那个礼拜里，龚家出了一件大事，我在中午放学回家，还没踏进门，就见后面培芳像发了疯似地追了上来：“秋阳，外婆在家里吗？小毛头…发热…抽风”
婆婆在屋里闻讯出来，听到是抽风，忙问：“姆妈呢？”
培芳脸上又是汗又是泪：“她还在学校里，培灵叫她去了。”婆婆说：“赶紧，赶紧，送毛头上医院。”
我们几个老的老，小的小，婆婆还是一双裹了的小脚，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我家楼下住的谭家老三，比我大了十来岁，听了此事，二话没说，冲进他家，抱起毛头，就要往联合诊所跑，婆婆摘下手指上的戒指，塞在老三手里，叮嘱他：“求求医生，不要在乎钱，救命第一。”
老三在前头跑得飞快，我们几个簇拥着婆婆跟在后面赶。到了急诊室，老三已经站在门口了，脸色憋白，他把戒指还给了婆婆：“毛头没有了，医生说救不过来了。”
婆婆木然地把戒指捏在手里，几个人都像被什么吸在地上似的，一动也不动。身后响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龚家母子赶到了，一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她什么都明白了，瘦小的身驱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培芳、培灵死命地抓住她的肩膀，拼命地摇，又哭又叫，我们也在一旁哇哇地喊她。渐渐地，她醒了过来，婆婆上前去扶她，她摇了摇手，一手撑着地，自己站了起来，就说了一句话“可怜的毛头，名字还没有给他起呢？
礼拜天，我才刚刚起床，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她们母子三人。龚小姐看样子还很平静：“秋阳，外婆说要带你一起去做礼拜，能去吗？”
婆婆听到是她，走下楼来，惊讶地问：“龚小姐，今天你还去？”她点了点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教堂，在那里我又一次听到了有管风琴伴奏的《奇异恩典》。
龚小姐在唱歌时，流了很多泪，最后竟是泣不成声。
回到家里，妈妈听到此事，大为光火：怎么把秋阳带到那种地方去。像龚小姐那样的人，别人避嫌疑都来不及，你倒不以为然，几次提醒你都不听！”
婆婆冷笑道：“脚正还怕影子斜，避什么嫌疑，我一个老婆子还能把我怎么样地？
妈妈反讥她说：“你不管你的老命，那好办，只是家里其他人命还没老呢，这三个孩子命还小哩。他们以后还要在社会上生活，秋阳已经让你惯坏了。如果他将来外头碰个头破血流，你能安心吗？”
婆婆沉默了，我是她的命根子，老人家让步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教堂。和龚小姐的关系也疏远了。
（三）
一年以后，我到了入队年龄，弄堂里同龄孩子中，除了培芳都带上了红领巾。
又过了二年秋明也入了队，他们班里，唯有培灵没份。
他们两个，在其他孩子眼睛里，成了“瘟神”，没有人愿意跟他们玩，姐弟俩早晨手牵手上学，下午手牵手放学回家，也不跟人打招呼，简直成了一对哑巴。
“你看龚家那个女人”隔壁家的佣人于妈对婆婆说：“咀唇薄得像片纸，两条眉毛连成一条线，不是个好命的相。这种人好事远千里，恶运近在门，祇怕是永世不得翻身。”
社会风气变了，再没有人叫她龚小姐了，一般人都在背后称她那个女人，当面称她龚大姐。我见了她，就叫她龚家娘娘。
婆婆听了于妈妈的话，气得直骂：“这个老妈子，穷嘴贱舌的，还说是相命呢，简直是咒人！”
不幸的是，于妈讲的“果然言中”，社会上开始划右派，她被划了进去，被送到淮北大别山的农场去改造。
临去时，她左邻右舍一家家地敲门，央告邻居们能够关心他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但是那时候，人心都像铁做的似的，有的人家故意不开门，有的人家还唆使小孩子或佣人出来把她赶走。
“好哇，这个年月，也没有青红皂白，墙倒众人推，落石下井”婆婆好不愤恨“号召起来对付一个苦命寡妇算什么本事。别人见她避三分，我倒要到她家送送她咧！”
“婆婆，我陪你去。”
“你不要去！”她红起眼睛，吼了一声“一人做事一人当。”
她打了一个小包裹，包了几件衣服，又塞了二十块钱在里面，提起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脚，自言自语道：“大别山那地方，冬天冷的刺骨啊！”回转身又翻出一条长围巾，说是蜜蜂牌绒线织的，是她的宝贝，也打在包裹里了。
但是，这只包裹没有能够送到龚家娘娘的手，婆婆去到她家，碰到培灵，他告诉她：“妈妈走了，天濛濛亮的时候就走了。”
她就这么走了，一个细雨的日子。细雨翻过大别山，就是雪呀。她瘦弱的身体，禁得住吗？几天里，我心里惦念着她，盼望多出几天太阳。我又想起，好久好久没有听她讲故事了。“从前啊…”那么多美丽的童话，那又甜又美的声音。
“任秋阳，上课不许开小差！”课堂里，老师用教鞭敲着桌子。
“我……我没有。”
“不要强辩！”老师又敲了一下。现在不许体罚了。不然的话，她准会打我的手心。“好，大家都专心起来，跟我念黑板上的字！”
“打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我们跟着念：“打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我明白了，我们的生命中再也没有白雪公主，再也没有青蛙王子和小红帽了。童话的世界离我们远去。我们被投进了烧得红通通的阶级斗争大熔炉。
（四）
一九六四年，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元旦一过，便开始收心准备考大学了。
一天正在路上走，听得后面有人叫我，回过头去，见是隔壁的培灵三步并二步赶了上来。
“秋阳哥，你大学报名了没有？”
“三月份才正式报名，我准备考西安军医大学。”
“人家个个都想留在上海，你偏偏要往外跑”他感到奇怪。
“军校不要付学费，吃住都包了，家里现在紧得很，秋明过二年也要读大学，小妹要进中学，我如果能进军校，家里大人也就少费不少神了。”
“我要有你这样一个亲哥哥就好了。”培灵感慨地说：“你看我，这些年到底怎么长大的，我想都不敢想。”他哽住了。
我无言以对，只是拍拍他的背。
“这个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罪恶的包袱，驮在背上，人直都直不起来。”
“培灵，你和培芳已经写了血书和反动家庭决裂，振作起来，会有好前途的。”
他嘴角边一丝嘲笑：党的政策真是好咧，可是我姐姐，你看，再老实也不过的罢，高中都没让她上，送到农场去了。说来说去，也不能怨天尤人，投错了胎！
我给他递了个眼色，他伸了伸舌头笑笑：“这话也只有对你秋阳哥说。”
说着话，进了弄堂，远远看见他家门口站着一个人，一身老棉袱，旁边是一堆行李。培灵一看到这个人脸色变了，他蹬蹬蹬地跑了过去。狠狠地推了那人一把：“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不要回来的嘛，求求你，不要再害我们了，好不好。”
“是她。”我知道那是谁了。
“龚家娘娘。”我走上前去喊了一声。
“哦，是任秋阳”她脸上显出凄楚地笑“都长成大人了，要不然，在马路上碰到，真的认不出来了呢？”
培灵鼻子里哼了一声，径自掏钥匙开门进门，转身一脚，把门砰地踢上了。
她摇摇头，整个身子也跟着晃了晃，七、八年不见，她老了许多。只见她慢腾腾地弯下身子打开一个旅行包，又从里面翻出一顶狗皮帽子，戴在头上，在屋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也许这几年在她的处境中这类事碰得太多，她也晓的如何应付了。
我抬头看看天，天色灰得像铅一样，恐怕要下雪，心里不忍，提起她的行李：“ 先到我家坐坐，再想个什么办法。”
她执意不肯，我又说：“婆婆老念叨您，总要和她见见面吧！”
“我怕连累你们呢！”她犹豫地。
“不要紧的，我不在乎”我还是把她引进了家。
婆婆那些时生病，躺在床上，看见我领一个人进来，又认出是她，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支起身子坐起来，又招呼她床边坐下，两人就这么对望着。
好一会儿，婆婆才问：“龚大姐，这几年吃了不少苦！”
她说：“劳苦愁烦，要数也数不尽，要过不也就过来了。”她笑了笑，老了，那双眼睛已经黯淡了。
“这一回，怎会放你回来？”
“他们说我还算安份守己，给我摘了帽子，又让我回学校，给我安排了工作。”
婆婆舒了口气：“真是万万大幸啊，不少人还活不到这一天。”
我在旁边插嘴：“培灵不准她进门。”
婆婆骂了一声：“畜牲，这是那家的道理：他也不想想，是谁把他一把尿一把屎拉拔大的。”
龚家娘娘伤心地说：“外婆，也难怪他，因为我和我男人的事，孩子们没有少受罪。
婆婆突然记起了什么，一拍巴掌对我说：“厨房间灶上，有一锅红枣桂元糖粥。秋阳，你去给龚家娘娘盛一碗来，暖暖身体。
我应声去了。
当我端着粥，回身走到房门前时，听到里面婆婆在问：“龚大姐，你出事后，我一直想不通，像你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又是妇道人家，能犯什么大罪，被充军到那个鬼都不去的地方。”
我停下脚步，墙上的钟在的答的答地走。
“还不是因为我信耶稣。”她回答道。
婆婆顿了顿，又说：“有句话，说出来怕你见怪。”
“外婆，你不要把我当外人，你尽管说。”
许久，婆婆问了句：“你可不可以不信呢？”
她没有响。
又是婆婆的声音：“我是讲，你能不能在外人面前装着不信呢？现在的世道，你知道，一有风吹草动，你又要遭殃。”
她还是没有响。
空气好像凝固了起来，我赶紧走进去，把粥碗递给她：“娘娘，喝糖粥吧！”
她接过碗，也只是默默地喝粥。喝完后，掏出手帕，抹了抹咀，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我不怕遭害，我信耶稣没有罪。”
婆婆握住她的手，眼睛湿了：“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啊！”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这算不了什么。我能得到主的拣选，和主一起背负十字架，是何等荣耀的事。”
“娘娘，我不懂。”真的，我不懂，我望着面前坐着的这位女人。她曾经给我讲过好多故事。遥远的童话，经过她的嘴，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清晰。然而这会儿，她所陈述的是她自己，在我听来，却感到陌生、隐晦和疏远。
“秋阳，我想总有一天你会理解娘娘的。”
外面有人开门上楼，是爸爸下班回来。见她在我们家里，吃了一惊，也不和她招呼一声，把我拉到了外间。
我将经过情况告诉了爸爸，他听了急得直嚷：“她的亲生儿子都不认她，叫我们有什么办法。谁让你瞎起劲，做出这样的蠢事。”
我恳求他：“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
他一点都不理会：“你以为是在做好事，学雷锋哪，雷锋可是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的啦。”
“她已经脱了右派帽子了。”
“那又怎么样？”他哼了一声“脱了帽称呼什么，叫脱帽右派，翻不了身的。”
“我走了。”她从里面走了出来，很内疚地对我说：“给你们添了麻烦了。”
我帮她提着行李，送到家门口。她让我把行李放在地上，又打开旅行袋取出那顶狗皮帽子，戴到头上，正要往台阶上坐，门开了，出来的是派出所的马同志，他板着脸对她说：“进去吧，我已经向龚培灵交待过政策了，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第二天早上，婆婆撑着起了床，在那锅糖粥里又加了些莲子，用小火炖得稠稠的，盛在一个小砂锅里，对我说：“婆婆生病，走不动，你帮婆婆一个忙，把粥给龚家娘娘送去，不要让其他人瞅见了。”
她住的那幢楼有四户人家，但这个时候，上学的上学去了，上班去了，平时乱烘烘的楼道，倒显得十分的静。我捧着砂锅，一步一步往上挪，因为楼梯角落柺弯处，都放着各家的炉子，煤球箱和柴片，一不当心，就会磕到碰到什么。
突然间，我听到楼上哪儿隐隐传来一支歌曲的旋律，《奇异恩典》？是的，是《奇异恩典》。一开始我还怀疑自己的耳朵，靠着扶梯定了定神，是有人在唱，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她的声音。
顺着歌声，我来到那个亭子间，门是虚掩的，我用肩轻轻地推开了一道缝。看到她花白的头发，瘦弱的身影。此时此刻，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两手交叉地握在胸前，头微微地仰朝天，闭着眼睛，正在全神贯注地吟唱：
经历几多困苦艰险
我今到你面前
恩典使我得到平安，
恩典引我回家园。
……
她唱了一遍又一遍，神情泰然而又端祥，透出一种喜乐平安，仿佛她从不曾经历过颠沛流离，从未遭遇过任何不幸。歌声像一溪清清的水，在污浊的空间起伏、回旋、流淌。
我站着，不知站了多久才想起来她家是干什么的，没有敢打扰她，只是把砂锅搁在靠门的桌上，悄悄地回到了家。
我把见到的情景描述给婆婆听，婆婆告诉我：“她是在祷告。”
“祷告？”
“就是和上帝说话呢！”
“婆婆，你会祷告吗？”
婆婆咧开嘴笑了，她只有一颗牙：“都长成大小伙子了，问出话来还像小孩子，祷告要经过修行才会呢！那能人人都可以和上帝说话？”
（五）
她死了，我们把她的尸体送进火葬场时，里面的人问，要不要留骨灰，培灵摇了摇头。培芳赶到家里，已经是半夜，她一直哭到天亮。听到她凄厉的哭声在漆黑的弄堂里飘荡，令人心肝俱裂。
第二天，她的死从弄堂，传到整个小菜场。人人都说她反动，反动透顶；人人都说她该死，死有余辜。小妹出去买菜，小菜篮子拎回来时，也带回来一篮子关于她的社会新闻。
“你们晓得哦？”还是那句开场白。
没有人答她的腔，秋明眼皮也没抬。
“前天的批斗大会，一帮牛鬼蛇神里，就数龚家那个女人态度顶恶劣。”她径自继续她的广播“别人都乖乖地低头认罪，她偏偏不低头，两只眼睛紧闭，把革命群众的批判若置“文盲”。
“置若罔闻”，我不得不纠正她一下。“小姑娘，文化大革命成长的新一代，革命劲头十足，底子里还是个文盲。”“你是什么意思？”她尖叫了起来，“你是不是同情那个女人。晓得哦，她这样的态度代表什么？她是在做祷告！”
“做祷告？”婆婆的声音发抖。
“做祷告？”我的心像被揪了一把。
“后来，你们晓得哦，革命群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七、八个红卫兵冲上了台，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得她气都喘不出来，那双眼睛还是不肯睁开。晓得哦，她眼睛不肯睁开，就是心里在做祷告，就是不肯向毛主席请罪。有人想出法子，用火柴棒插进她眼睛里去，把她的眼皮撑开。她还不老实，头东扭西扭，不让人动手。一位北京来的革命小将朝她当胸就是一拳，她这才低下了头……”
“秋月”婆婆喊了一声“不要说了。”
我闭上眼睛，前面是血红血红模模糊糊的一片。
整整一天，婆婆挨着床半躺着，一针一针地织她的围巾。一边织，一边在思索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喊她吃饭也不听，像一尊石像。
黄昏到了，屋子里暗了下来，我走到她身边；“婆婆，我陪你到外面走动走动吧。”
她把脸转向我，端详了我好半天。“秋阳，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我呆住了“婆婆，你不是说没有经过修行，不会祷告的吗？”
“不会祷告，我也要祷告啊！”老人家话音未落，已是泪如雨下！
作者来自上海，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中心博士后研究。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