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死者
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民主、法制、科技；也有人认为最需要的是先进的管理经验及资金。不错，这些都是中国所需要的，海外知识分子可以作为流通的渠道，将这些“他山之石”输回中国，以建筑中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与“东方醒狮”相称的大厦。不过，这些“他山之石”需要建筑在一块坚实的根基上，这个根基就是基督的爱。
一.中国人缺少“向心力”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作了几近谩骂式的描述，这当中至少包含了一个绝对客观的真理——中国人没有“向心力”。故此，才会有“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调侃。
一个缺少“向心力”的民族，是没有力量的。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至少要通过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才得以实现。“和平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尚无成功的先例。所以，中国人很崇尚武力，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官府如此，民间也如此；战乱中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枪杆子里出政权”在中国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崇尚武力导致了中国人的“好斗”心理。“斗争”在中国人的心里不仅仅是个政治术语，更是极难摆脱的“情结”。毛泽东曾经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斗争中胜利者的骄纵心理。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不止毛泽东一个，君不见近40多年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总有些“其乐无穷”的斗士，他们中有世故圆滑者，也不乏涉世不深的新手，如文革中的红卫兵。
斗争中的成功者“其乐无穷”，那么失败者或受害者感受如何呢？有的人心有余悸，提心吊胆过日子，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有的人万念俱灰，无精打采混日子，似坐待世界末日；有的人幸灾乐祸，冷嘲热讽过日子，来挑别人的“好戏”看；有的人怨天尤人，怒气冲冲过日子，我不痛快，你也别想舒坦！
这样的“情结”造成了中国人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人与人难以齐心合意，“防人之心不可无”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窝里斗”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现在，“阶级斗争”不谈了，举国上下都在奔“钱”程，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是否从此来了个“脱胎换骨”的改变？笔者以为，中国人过去“争权”，如今“挣钱”，战线转移而已，战略依旧如故。中国人缺少“向心力”。这个症结无法从西方的民主、法制、科技、管理及资金中得到诊治，唯有基督的爱可以让中国人心意更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的。
二.中国人不尊重他人生存的价值
中国人最喜欢将人分类，按尊卑人有三六九等；按善恶人有好坏之分。当然，中国人将人分类的标准是有“时代性”和“主观性”的，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好人”“坏人”也在交换角色。文革中的“白卷英雄”早已被人不齿；而当年被批斗的“白专典型”如今却登上了光荣版。不过，不管那个时期的先进人物都是按那一时代的标准衡量出来的能人、强人，因此，唯有特定时期的能人、强人，才是受尊重的。
中国人对人的价值评判的随机性和主观性也造成了人对他人存在的不尊重。
在大陆，人们常以这样的口吻评判别人：“这家伙也算是个人？你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里流泻了一种情绪，一种不尊重他人生存价值的情绪。同时也表现了一种莫名的自尊，把自己作为他人的标准，在主观上随意否定他人的生存价值。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止于“防”，而且常常陷入“恨”。“窝里斗”可以斗到你死我活的境地。文革中的悲剧正是基于这种不尊重他人生存价值的心理上。
一个人如果连他人的生存价值都可以随意否定的话，怎么可能顾及他人的需要与社会的和谐？
在“恨恶”他人的情结之中，“向心力”何以能够维系？
唯有基督的爱可以帮助中国人相互包容，唯有《圣经》中所启示的智慧可以让人们识别真正的善恶，唯有了解上帝对人的尊重，中国人才能从妄自为大的主观标准中解脱出来，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的。
三.中国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有其质朴善良的一面。“六、四”前后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质朴善良表现得超乎寻常。笔者在当时的北京目睹了几幕感人的情景：
1.北京的交通状况在“六、四”前后超乎寻常地好，交通纠纷降至了最低点。一向在交通纠纷中爱吵架、骂街甚至大打出手的北京人在那一段时间都表现了极大的涵养和友善，骑车撞着了，挤汽车碰着了，大家相视一笑，化干戈为玉帛。学生在广场上挨饿，北京人的心被感动了，他们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大动肝火。
2.学生在广场绝食的那些天，正值初夏，烈日炎炎。广场上人山人海，而恰恰有一天多的时间广场停水。学生领袖向北京市民求援，很快捐款、饮料如潮水般涌向广场。北京市民有的用饮料瓶灌满了自己烧的凉开水送到广场，当时笔者有点担心：万一有人用不干净的瓶子，不卫生的水，或者在水里下点毒，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笔者多虑了，尽管平时有人干些缺德害人的事，诸如制造假药、假酒、假牛奶，但这一时期，北京市民的良知被唤醒了，没有人对学生使坏心眼儿，学生没有因为饮用了市民送来的水而发生健康问题。
3.北京有些蹬三轮平板车的个体户，称作“板儿爷”的，笔者以前一向很看不惯这伙人。他们拉货时特别会讨价还价，蹬车上路是横冲直撞没人敢惹，没事时就靠在路边大树下，一瓶二锅头（酒），一包花生米，边吃边喝边骂大街。正是这伙“板儿爷”在“六、四”那晚冒着被枪弹击中的危险，蹬车冲在最前面救护学生。笔者至今难忘他们广场上抢出受伤的学生飞速运往医院的情景，那蹬车的速度超出了常人的体力，简直是一种机器的速度。一路上他们表现了少有的温柔，每至转弯处总要连声叮嘱：“抓住！转弯，挺着点儿，快到了”。那晚，笔者看到了他们粗野外表下包藏着的善良的心。
4.“六、四”广场流血之夜，北京各大小医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大批伤员，几乎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处理枪伤的经验，但他们凭着爱心加班加点地尽全力抢救伤员，那一时期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医疗水平也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笔者的一位朋友被打穿膝盖，打断了神经，经医生手术后，恢复特别快，这是这所医院建国以来做得最成功的一次神经再接手术，其原因是早期处理得当。更为感人的是，当部队要检查医院时，一些医护人员为保护伤员，主动毁掉他们的病历并将伤员转移到其他科的病房之中。
这一切令笔者沉思，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此一时，彼一时会在人情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六、四”之后北京人在特定时期表现出来的友善、慷慨、无私、公义等美德又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的状况。
中国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在某一个时期，当大家的共同利益一致时，或者被某一种情绪激动时，会表现出人类的爱心和良知；一旦离开这些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范围，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就泛滥起来了。
这种有限的、有条件的爱是脆弱的，这种爱没有稳定的根基，它不足以维系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也不足以产生中国人之间的“向心力”。唯有基督的爱可以引导中国人超越这种局限，唯有基督的精神可以训练出中国人稳定健康的心理素质，唯有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人脱胎换骨，彻底摆脱民族的劣根性，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每当我们祈祷时，我们都真诚地呼唤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呼唤本身意味着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说我们人类都是天父的子女，四海之内我们都是平等的兄弟吗？！在我们人类的语言中，我们根本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基督的伟大。但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却以最贫穷、最卑微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藉着祂自己的痛苦与死亡，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祂用这种方式昭示给我们天父的仁爱，同时也激励我们不仅要全心全意地对我们的天父尽孝爱之心，而且也要对我们的姐妹兄弟尽友爱之情。过去，我们中国人由于历史及社会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得以认识到这一信仰的真理。而今，在神的启示之下，爱的真理已经札根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我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走过了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追求真理的道路，而今古老的民族正在苏醒。如果我们身为这个民族的一员，首先从恶梦中醒来了的话，我们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快去唤醒我们的同胞。在我们的前辈中，不乏英雄好汉与热血男儿，他们为了争取廉洁的政治，公正的法律，先进的科技与富强的国力苦苦奋斗了终生。可惜没有真理的阳光照耀，而只是在错误的黑暗中摸索，他们只得到了一切他们不想得到的结果。残酷的现实从反面向我们证明：那些都是死路一条，只有跟随基督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我们用笔来书写“爱”这个字时，我们每个人所写的都有不同于他人的字迹特征。但只要我们真心是在写“爱”这个字，无论笔体上有多大差别，它还是会被读成“爱”字。同样，当我们真心在效仿基督，用我们的生命把爱的行动写在我们生活的每一行，每一页上时，尽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写法，但爱终究是爱，爱永远是爱，爱能够唤醒爱，爱能够促进爱。让我们自己先做一个充满爱的人，然后我们努力去建立爱的家庭，爱的团契，以至爱的国家，爱的世界。
后记：本文用“死者”做笔名，有三个原因。一是我永远怀念那些六四时死去的无辜者，他们为我们献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我们却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情（当我站在那些尸体前时，是这么想）。二是我自己应该死去，但却还活着（我身旁不到一米处有一人倒下）。我应该被囚，却得到自由。我要使自己记住这一点。三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旧的自我还没完全死去。追求彻底的死，才能得到完全的生。
作者来自北京，现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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