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学里的信仰之争 （图片来自网络）
上帝藉著他的普遍启示，任凭不信者更不信，虔信者却更深领悟上帝的超越性。天文工作者常常互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课题有什麽意义?研究星系的人，会问研究脉冲星的人这个问题；研究宇宙学的人，也会问研究恒星形成的人这个问题。似乎大家都想知道∶既然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定节令、制历法了，研究天文、宇宙还有什麽意义？这也算是屈原的“天问”的後现代翻版了。
提到“意义”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宗教。人人皆知，近代科学肇始於以基督教为主流信仰的西方，基督教信仰是推动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对於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当下主要有“冲突论”、“对话论”、“交流互补论”、“整合论”等。科学与宗教敌对的论点，越来越不被学界认同。这一方面归功於大量科学史的严谨考证；另一方面也归功於，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发生“冲突”的社会及政治背景，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例如，研究伽利略的著名学者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将伽利略与教会的冲突，视为“教会所代表的正统自然哲学权威，与伽利略所代表的个人自由学说的冲突”（这就像当今学术界如果产生一个革命性观点，也必须在权威观点的审视下发展，否则就可能带来“冲突”）。
这种冲突，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不是历史必然的，也不代表圣经与自然界的冲突——基督徒科学家相信，上帝用两本书启示人类∶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大自然。前者是特殊启示，後者是普遍启示。两者都反映了上帝的无限和大能，因而也都必定是充满奥秘的。同时，人堕落的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神学和科学，必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因而在相对真理的层面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若要调和这两者的矛盾
这样的冲突，从当今的宇宙学研究中可见一斑。
现代宇宙学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上述到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1915年；在观测上，可以上述到哈勃望远镜测出星系的退行红移，并验证宇宙的膨胀。宇宙学的测距阶梯，表明宇宙的年龄有150亿年左右。这种测距阶梯是以星系的光谱测量为基础的，然後通过星系红移量与退行速度呈正比的关系，算出星系离我们的距离。因此，基於宇宙大爆炸的假说，可以反推宇宙的年龄。
天文学家也通过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光变曲线及星系团的测距方法，证实银河系外有成千上万个星系及星系团，而这些星系离我们可达百万光年以上。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星星的光，都是在几百万年以前产生的。
这与圣经《创世记》第1章字面的意思，似乎是矛盾的。圣经中说，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在第7天休息。之後的记载表明，人类历史至多不超过 6000-20000年。
若要调和这两者的矛盾，我们或者得重新解释《创世记》，或者得寻求其他科学理论。前者在许多福音派和自由派，以及开放的改革宗神学中得到体现，而後者体现在莫里斯等人提出的“科学创世论”，和詹森等人提出的“智慧设计论”当中。
自然主义是默认的前提
在现代宇宙学方法论中，自然主义是默认的前提。同时，从奥卡姆原理（即∶若两个理论有同样的解释力，取其假设少者）出发，科学共同体（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组成的群体。编注）认为，上帝或者超自然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假设。比如宇宙大爆炸表明，宇宙是有开始的，有一个“没有昨天的那天”（意即，宇宙的时间是有开始的。编注），但许多科学家并不会在科学文献，哪怕是个人言论中，藉此表明上帝的存在。与之相反的是，人们试图通过构建其他的模型，来消除任何未知因素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当宇宙学面临精细调节的问题——宇宙学参数必须恰到好处、极其精密，才可产生适合人类居住的宇宙——宇宙学家即发展出“暴涨模型”来消除这种问题，或提出量子宇宙及人择原理来避免开端问题（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所论述），而不承认这种精密出自上帝之手。
显然，这些理论不能解释物理定律本身为什麽会存在。所以，从解释力上来看，神的存在是明显的。人们之所以崇拜自然主义，隐藏的动机恐怕是科学共同体想与神学划清界限，以争取政府足够的资金和社会的膜拜，同时又不被政治、宗教、社会等因素所影响。
当然，另一方面，宇宙当中到处可见的远古化石，比如遥远的星系，以及微波背景辐射等，也是符合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而上帝创世的瞬间，或圣经中出现的神迹，由於没有办法证实，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论文当中，因之并非科学研究的物件。
任凭那不信的人更不信
虽然宇宙学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但这种证伪主义式的体系并不接纳神迹。於是宇宙学研究的自然主义或无神论倾向，导致基督徒科学家的信仰难以在其科学研究中体现出来。
当然，这并不代表科学本身是反基督教的，这只是科学工作者默认的工作假设。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始终认为，科研不仅不会削弱信心，还会增强信心，甚至相当於给人讲道——宣讲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牛顿即认为，上帝不仅发动整个钟表，而且维持钟表的结构，并藉以实现他的旨意。所以，当听到莱布尼茨坚持称上帝“将这个世界创造得非常完美，使其永不陷入无序之中，也不需要修补”时，牛顿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不需要上帝存在了。
牛顿在他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坚持∶“我们因他的统治权而敬畏他（上帝），崇拜他；因为我们是作为他的仆人而崇拜他┅┅” 牛顿力图从引力产生的原因，和太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宇宙其他的不完美处，推导出宇宙需要上帝的护理，人类得以生存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眷顾。
牛顿为真理做了美好的见证，他的科研价值，只有透过信仰才能真正明白。而在当今的宇宙学领域中，比利时神父、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提出了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支持“宇宙是有起源的”，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参《罗马书》4∶17）但正如牛顿的理论被人以相反的方式理解一样，勒梅特的理论也未能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表明宇宙学理论并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常常体现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於是，就像耶稣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更丰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参《约翰福音》13∶12）┅┅上帝藉著他的普遍启示，任凭不信者更不信，虔信者却更深领悟上帝的超越性。
最多是从台前转向幕後
在宇宙学或广义的天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基督徒，包括天文学的奠基者∶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以及当代的勒梅特，彭齐亚斯，汤斯等。正如爱因斯坦的哲学和宗教观，让他选择了静态宇宙而非膨胀宇宙，选择了决定论而非量子论，同样，勒梅特也出於他内心所信的，选择了大爆炸宇宙学。可见，人的信仰并非与科学研究完全分离，最多是从台前转向幕後。
从事宇宙学或相关科学研究的基督徒，一直试图调和宇宙年龄和《创世记》第1章的字面意思。当圣经所启示的，与“科学”发生冲突时，笔者相信，正如威斯康星麦迪森分校的克雷格．罗斯布特（Craig Rusbul）所言∶一个好的基督徒科学家，必须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特殊作为，比如上帝的创造和统治，及其神迹，并有保留地运用科研中的工作假设——自然主义方法论。这样，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完全可以踏著古圣先贤的足迹，在学术上宣教——哪怕魔鬼总是用不信麻痹人心，但信奉真理者总以真理为是！
作者来自中国，现在德国马普天文研究所工作。
《海外校园》114期
例如，研究伽利略的著名学者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将伽利略与教会的冲突，视为“教会所代表的正统自然哲学权威，与伽利略所代表的个人自由学说的冲突”（这就像当今学术界如果产生一个革命性观点，也必须在权威观点的审视下发展，否则就可能带来“冲突”）。
这种冲突，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不是历史必然的，也不代表圣经与自然界的冲突——基督徒科学家相信，上帝用两本书启示人类∶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大自然。前者是特殊启示，後者是普遍启示。两者都反映了上帝的无限和大能，因而也都必定是充满奥秘的。同时，人堕落的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神学和科学，必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因而在相对真理的层面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若要调和这两者的矛盾
这样的冲突，从当今的宇宙学研究中可见一斑。
现代宇宙学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上述到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1915年；在观测上，可以上述到哈勃望远镜测出星系的退行红移，并验证宇宙的膨胀。宇宙学的测距阶梯，表明宇宙的年龄有150亿年左右。这种测距阶梯是以星系的光谱测量为基础的，然後通过星系红移量与退行速度呈正比的关系，算出星系离我们的距离。因此，基於宇宙大爆炸的假说，可以反推宇宙的年龄。
天文学家也通过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光变曲线及星系团的测距方法，证实银河系外有成千上万个星系及星系团，而这些星系离我们可达百万光年以上。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星星的光，都是在几百万年以前产生的。
这与圣经《创世记》第1章字面的意思，似乎是矛盾的。圣经中说，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在第7天休息。之後的记载表明，人类历史至多不超过 6000-20000年。
若要调和这两者的矛盾，我们或者得重新解释《创世记》，或者得寻求其他科学理论。前者在许多福音派和自由派，以及开放的改革宗神学中得到体现，而後者体现在莫里斯等人提出的“科学创世论”，和詹森等人提出的“智慧设计论”当中。
自然主义是默认的前提
在现代宇宙学方法论中，自然主义是默认的前提。同时，从奥卡姆原理（即∶若两个理论有同样的解释力，取其假设少者）出发，科学共同体（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组成的群体。编注）认为，上帝或者超自然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假设。比如宇宙大爆炸表明，宇宙是有开始的，有一个“没有昨天的那天”（意即，宇宙的时间是有开始的。编注），但许多科学家并不会在科学文献，哪怕是个人言论中，藉此表明上帝的存在。与之相反的是，人们试图通过构建其他的模型，来消除任何未知因素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当宇宙学面临精细调节的问题——宇宙学参数必须恰到好处、极其精密，才可产生适合人类居住的宇宙——宇宙学家即发展出“暴涨模型”来消除这种问题，或提出量子宇宙及人择原理来避免开端问题（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所论述），而不承认这种精密出自上帝之手。
显然，这些理论不能解释物理定律本身为什麽会存在。所以，从解释力上来看，神的存在是明显的。人们之所以崇拜自然主义，隐藏的动机恐怕是科学共同体想与神学划清界限，以争取政府足够的资金和社会的膜拜，同时又不被政治、宗教、社会等因素所影响。
当然，另一方面，宇宙当中到处可见的远古化石，比如遥远的星系，以及微波背景辐射等，也是符合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而上帝创世的瞬间，或圣经中出现的神迹，由於没有办法证实，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论文当中，因之并非科学研究的物件。
任凭那不信的人更不信
虽然宇宙学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但这种证伪主义式的体系并不接纳神迹。於是宇宙学研究的自然主义或无神论倾向，导致基督徒科学家的信仰难以在其科学研究中体现出来。
当然，这并不代表科学本身是反基督教的，这只是科学工作者默认的工作假设。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始终认为，科研不仅不会削弱信心，还会增强信心，甚至相当於给人讲道——宣讲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牛顿即认为，上帝不仅发动整个钟表，而且维持钟表的结构，并藉以实现他的旨意。所以，当听到莱布尼茨坚持称上帝“将这个世界创造得非常完美，使其永不陷入无序之中，也不需要修补”时，牛顿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不需要上帝存在了。
牛顿在他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坚持∶“我们因他的统治权而敬畏他（上帝），崇拜他；因为我们是作为他的仆人而崇拜他┅┅” 牛顿力图从引力产生的原因，和太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宇宙其他的不完美处，推导出宇宙需要上帝的护理，人类得以生存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眷顾。
牛顿为真理做了美好的见证，他的科研价值，只有透过信仰才能真正明白。而在当今的宇宙学领域中，比利时神父、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提出了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支持“宇宙是有起源的”，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参《罗马书》4∶17）但正如牛顿的理论被人以相反的方式理解一样，勒梅特的理论也未能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表明宇宙学理论并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常常体现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於是，就像耶稣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更丰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参《约翰福音》13∶12）┅┅上帝藉著他的普遍启示，任凭不信者更不信，虔信者却更深领悟上帝的超越性。
最多是从台前转向幕後
在宇宙学或广义的天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基督徒，包括天文学的奠基者∶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以及当代的勒梅特，彭齐亚斯，汤斯等。正如爱因斯坦的哲学和宗教观，让他选择了静态宇宙而非膨胀宇宙，选择了决定论而非量子论，同样，勒梅特也出於他内心所信的，选择了大爆炸宇宙学。可见，人的信仰并非与科学研究完全分离，最多是从台前转向幕後。
从事宇宙学或相关科学研究的基督徒，一直试图调和宇宙年龄和《创世记》第1章的字面意思。当圣经所启示的，与“科学”发生冲突时，笔者相信，正如威斯康星麦迪森分校的克雷格．罗斯布特（Craig Rusbul）所言∶一个好的基督徒科学家，必须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特殊作为，比如上帝的创造和统治，及其神迹，并有保留地运用科研中的工作假设——自然主义方法论。这样，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完全可以踏著古圣先贤的足迹，在学术上宣教——哪怕魔鬼总是用不信麻痹人心，但信奉真理者总以真理为是！
作者来自中国，现在德国马普天文研究所工作。
《海外校园》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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