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论语里我们病了–文/一禾(图片来源网络)
近日读杨伯峻译注的《论语》,颇有动心处。忽念及,如果在孔子身边,我们生病了,会怎样呢?
《论语》里,有这样三则与疾病相关的故事∶
伯牛病了
第一则,孔子的学生伯牛病了,孔子去探望,从窗户里握著他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要死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种病!?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种病!?”
孔子接连感叹两句,也算是悲愤了。然而,没有下文。除了感慨,无复言。这话,就这样空荡荡地飘在中国的上空两千多年,没人应声作答。
从孔子这句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无力与无奈开始,对于我,孔子生动起来。
我想,爲什麽孔子从窗户伸进去握手而不进屋呢?难道伯牛是患了“非典”之类的传染病吗?在其它版本的注解里,果然有书蠹猜测,伯牛是患了传染病。康有爲则在注解中说∶“言伯牛有德,不应有恶疾,而竟有之。”什麽是命运?命运其实就是一个字—“竟”。这个字,就是命运的黑色大纛。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发挥道∶“此章足见孔子远非教主或神仙,幷不能使盲者明、病者起,而只能慨叹命运的无据。”。在李泽厚眼里,此乃“尽人事而听天命”,吾儒之悲怆情怀与苦难意识即在此节。
顔回短命
如果说,伯牛之疾,让孔子可以带著旁观者的姿态感慨两句,那麽等到孔子最心爱的学生顔回短命、三十而亡的时候,孔子颇有点綳不住劲了。
“回也,视予犹父也”,顔回把孔子当作父亲,孔子也把这个学生当作儿子,喜爱之情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某次,孔子被困,顔回来晚了,孔子说,我以爲你死了。顔回答,老师在,“回何敢死”!这份感情,足见其深。
因此当顔回早亡,孔子又接连感慨了两句一模一样的话∶“天丧予!天丧予”—老天爷啊,你不让我活了!老天爷啊,你不让我活了!其悲伤程度,远超出了对伯牛之疾的慨叹。
而且,孔子也顾不得遵循中庸之道了,伤心得大哭。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太过悲伤,孔子回答∶“我不爲他悲痛,我还爲谁悲痛呢!”真乃性情中人。
“知者乐,仁者寿。”顔回近乎仁,却早夭。唉,仁者爲何无寿?孔子甚至感慨说,顔回一死,世间再无好学之人!可见顔回之死,给予孔子的打击是多方位的,既是亲同父子的情殇,又让孔子一心建立的仁义之学露出解决不了的终极破绽。同时,这一学说还失去了最能传承衣鉢的弟子。
孔子重病
轮到孔子自己重病的时候,子路请求祈祷。孔子问∶“这麽做有依据吗”?子路答,书上有过向天地神灵祷告的记载。孔子回答∶“我早就祷告过了”。
有基督教学者认爲,这表明孔子也向神祷告。不过,朱熹的注解说,孔子没有直接拒绝子路,但其实意思是说,没有什麽事需要祷告。李泽厚则就此继续阐发他对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推崇∶儒学遭遇人力之极限而失败,无怨无悔,幷不希翼神意与奇迹,这才真正保持了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的代价是,儒者对人生境遇的偶然性只好硬起心来,生生承受。不能多想,不敢多问;问是不明智的,不达观的,因爲无解。
孔门学说因爲这三起疾病事件,从一开始就带著这一文化最优秀的传承者,也不免穷苦病困以至于短命的心理压力(这是渗入文化孕育期的先天性格因子)。于是,“命”这一概念,作爲儒学一脉无法拒绝、必须引入的救济品出现了,从此游荡在华夏大地。
道、法和佛
道家、法家和佛教,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人心需求的市场空间,企图在儒家停步的地方发问幷回答。庄子在妻子死去时鼓盆而歌,“天地与我幷生,万物与我爲一”,这对人的智力要求不可谓不高。儒家显然没做到,因此在庄子眼里“小儒不能通大道”。
法家,一方面抱著避死就活、不计手段的彻底功利主义;一方面用“我命由我不由天”给自己打鶏血,直到最後在饿死3千万中国人的哀鸿遍野中高唱“人定胜天”。
佛家来到中土,看出与其扬汤止沸,不若釜底抽薪,于是采取消解根本的态度,衆生皆苦,脱离轮回才有希望。而各人造化、根器不同,各人自修自证,我的慈悲解不了你的业力。
复活盼望
究竟到哪里,可寻找那双,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手,让我们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爲有来自他的安慰?(参《诗篇》23∶2-4)
在病痛中,当我们智力上的骄傲掩盖不住生存上的脆弱时,我们可以自问∶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堆道理、一张IQ的测验成绩单,还是一位至高至善的全能者,来到我们身边“哭了”(参《约翰福音》11∶35)?他陪我们一同哀伤,但他同时应许复活的盼望(参《约翰福音》11∶25等)。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在死者家人旁边吃饭,从不吃饱。孔子在这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孔子的人伦之理中,尚不乏人性本有的温暖(人力也仅能如此了),而孔门後学则多志大心硬之辈。或许,这就是晚明的利玛窦与徐光啓,一个要通儒、一个要补儒的交流基础吧。
作者来自北京 现在神学院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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