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立
当我真的感到自身能力有限、自我救赎无望和世间学问无奈时，我的冥顽不化突然如雪崩一般的坍塌。
人生大书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时代的。文革後的社会，由绝对的崇拜，到绝对的怀疑甚至虚无。这样的精神信仰，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年少的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比如，我那五次被打为右倾分子，但心地仍很单纯，也一向没有哲学思维的父亲，却在平反後，和别人聊天时说出了一句话∶“凡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可能受当时浓厚的“家国天下”宏大关怀的气氛影响，自小我就对“世界从何而来，要向何处而去”、“人类由何而来，要向何处而去”的终极关怀和人生话题感兴趣，也一直苦恼这一问题上的各说各话，没有答案。
在成长过程中，伴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有心借助知识和经历，深入认识这些问题。我开始翻读各样的书籍，以寻求答案。20岁时，我甚至立下一生的志愿，要穷究世间一切的真理，写成一部人生大书，给出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使得後来者不需要再在痛苦中摸索。
我要自由
我致力於从前人智慧中寻找答案，就大量购买和阅读宇宙、人生的著作，包括中外文学著作，孔子、老子、庄子的书籍，甚至易经八卦等。但都没能找到满意解释。
我24岁在天津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书摊上买到一本圣经的新约，饶有兴致地从头翻到末尾，感到其中有完全不同於自己已有知识体系的生活逻辑和生命哲学。但《启示录》的最後结语，却让沉迷於靠一己之力穷究真理的我，不能接受——
《启示录》22章18－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麽，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麽，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当时的我，年少气盛，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当然也可以自由解释甚至怀疑的。要知道，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既然圣经不让我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那我就索性不接受。
就这样，我拒绝了神的第一次叩门。
沉迷佛经
当时最合我胃口的，是佛教和气功。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风行各类如孔夫子所言的“怪力乱神”之说。我也找来《金刚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楞严经》、《楞伽经》、《阿弥陀经》、《圆觉经》、《六祖坛经》，以及诸多解经的书籍，每日颂读，并配合各种各样的气功修炼。
我坚信佛教所言的“人人皆有佛性，世人都是地上的佛，通过修炼，也可达到涅盘境界”。於是，配合气功修炼，我每日如痴如醉地读经、修炼、悟道。为了修炼，我还曾有过15天辟谷（类似禁食）的经历。
但是，佛教信仰和我个人行为之间的偏离，却让我越来越陷入困境。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我更面临了巨大的困扰。
25岁时，我在广州一间大学当老师，并结婚生子。但佛教使我相信，夫妻、父子、亲朋等一切关系，不过是因缘和合而已。
因缘乃是人生八苦的根源。夫妻一场，不过是六道轮回中的一场因缘际会而已。
只有超脱六道轮回，才能脱离因缘，证得菩提真道。因此，我不仅故意忽略夫妻感情的培养和家庭的建设，反而以克制欲念、不造新业、了却因缘为目标。对於幼年的孩子，也疏於照顾与管教。
妻子对我十分失望与不满，但我一直不以为然，还利用自己的佛学知识和辩才，向她宣扬，这一切只是因缘未尽而已。她辩不过我，独自气闷，甚至起念自杀。
更深刻的矛盾是，我信奉佛教，是为了寻求佛法，切实修行，解决自幼存在脑中的问题。但当我力图依照佛法，通过修行做到“六根清净”、“五蕴皆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做到。
现在回想起来，佛教要人成佛，必要空掉一切身体、精神感知的欲望与意念，这几乎就是叫人拔著自己的头发升天。而在当时，我就是处於这样的生活状态∶每天读经的时候，获得许多思维上的乐趣，而回到现实世界，马上陷入言行相悖、身口不一的虚伪。所以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一身轻松。晚上回到家时，却感到一身罪孽，因为一日之中，每件事，每个行为举止，都使我陷入不断的自我争战中。
试问，谁能做到“诸念不起”呢？谁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贪嗔痴慢疑”呢？仅就“贪”一字而言，见到美丽的姑娘，哪个男人不想多看两眼？见到漂亮的衣服，哪个女人不想拥有呢？见到好吃的东西，谁又不想多吃两口呢？┅┅
实际上，这还只是来自我们感觉世界的“贪念”。而当人打坐、修行时，还会遇到诸多超感官境界以及超能力的诱惑。每一种境界和能力，都能赋予人超过常人的感知能力，使人产生执著。若人不能自控地追求此能力，便会“走火入魔”。“修行”层次越高，诱惑越大，实际上，几乎没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战胜过。
每天与身体本能作战，其可笑与可悲之处，可想而知。所以，当我每日晚上按照孔老夫子的要求，去“吾日三省吾身”的时候，就无比痛苦。於是，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游离在思维与修行的乐趣，以及现实生活的虚伪与痛苦之中。
崩溃边缘
信奉佛教，我不仅陷入现实生活的困境，也没有得到“世界与人生”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对於宇宙与人的来源、去向，佛教只是付之於“空”、“无”，甚至“不可说不可说”等说辞。
其实，就其起源说，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佛的本意不过是“觉者”，即“觉悟的人”。在“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的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下，弃绝任何的崇拜与偶像，甚至认为连文字都会歪曲其意（即“不立文字”）。
後来的佛像及其祭拜，先是由希腊人，後是由亚洲人如中国人、东南亚人等，相继塑造出来的。神佛鬼魔的数目渐渐增多，漫天神佛，最终变成了多佛多菩萨、多神多鬼的彻底的多神教。
且不谈佛教後期的诸般人为因素的演化，回到佛教的起源本身，既然佛只是个“觉悟的人”，是以有限的生命与智慧，去求索无限，去理解时空之外的万有起源，岂不是蚍蜉撼大树？怎麽可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宏大问题？
而我却深陷其中。那求索不得的苦恼，自然就一直伴随著我。
这样的烦乱状态，一直维持到我30岁。当时，我和妻子已经闹过好几次离婚，家庭的小船，接近颠覆。
30岁时，我在上海完成博士学业，到北京做博士後。那是2000年的年底，我的一位博士後同事，一直劝说我信主。而我却回答∶“基督教就是台上的法轮功，法轮功就是台下的基督教。”
可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