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聊天第119期:苏格兰的青草、塑像与教堂

基甸聊天第119期:苏格兰的青草、塑像与教堂

基甸聊天2019/5/17

主持:基甸

文字记录:基甸

音频链接:http://godoor.net/whjdt/Scotland.mp3

2019年3月到4月,我到英国的格拉斯哥,在那里的华人教会服事了三个多礼拜。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在此期间我也去了苏格兰的高地和热门旅游城市爱丁堡,有短暂的游览。

苏格兰的自然风景跟传说中的一样美丽。高地的青草地、牛羊群,罗蒙湖(Loch Lomond)的湖光山色,奥本(Oban)海港小镇的宁静优雅,都令人心旷神怡、念念不忘。

苏格兰的人文景观也很吸引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这些城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能让访客感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格拉斯哥大学铁铸的校门上,刻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发明蒸汽机的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等牛人的名字;爱丁堡大街上有很多历史名人的塑像,诸如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物理学家詹姆士•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医学家詹姆士•杨•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等等(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多苏格兰名人都叫“詹姆士”)。无论是亨特(Hunterian)博物馆里收藏的标本,还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城里屡屡可见的宏伟大气的图书馆,都默默述说和见证着苏格兰昔日的先进与辉煌。

当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听说我要去苏格兰时,他借给我一本英文书,书名是《苏格兰人怎样发明了现代世界》(Arthur Herman, 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 Broadway Books, 2002)。这本书讲的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世界的贡献,而作者认为苏格兰从中世纪的一个贫穷、落后、肮脏、“半野蛮”的农牧业地区一跃变成十九世纪的发达、先进的工业化资本主义重镇,应该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瓦特、麦克斯韦和辛普森在科学技术和医学上的贡献造福了全世界的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那双“看不见的手”带来资本主义的动力;休谟的怀疑论哲学也成为现代人本主义的重要思想……

但这本书的开篇讲到的,并不是这些苏格兰人引以为傲的启蒙运动名人,而是一位领导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改革宗牧师和神学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在爱丁堡,我参观了诺克斯的故居和他曾经在那里讲道的圣盖尔斯大教堂(St. Giles Cathedral),并跟在教堂里和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里的诺克斯塑像合影。诺克斯之于苏格兰,就像马丁•路德之于德国,影响非常深广。我感觉可以说,对苏格兰历史影响最大的人,不是电影《勇敢的心》里面的威廉•华莱士,而是诺克斯。

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对苏格兰的教育等方面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很多当年的启蒙大师级人物,本都是穷苦农民的后代,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注重读圣经、读书、重视教育的风气,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年即使在苏格兰最穷、最偏远的乡村,都建有图书馆。而像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这些今天苏格拉最好的高校,当年也都是为了为教会培养神学及其它学科的人才而设立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徽上的拉丁校训,是“道路、真理、生命”(参约翰福音14:6)。

诺克斯创建、牧养的“苏格兰教会”(the Church of Scotland,苏格兰语称为the Kirk)也以其改革宗的神学和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给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代表苏格兰和英格兰宗教改革成果的“威敏斯特信仰准则”(包括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等)成为全世界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的教义规范。在欧洲、美国、加拿大都有一些教会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承。我曾经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的长老会聚会一段时间,他们每年都有一天要吹风笛、男人穿上呢子格子裙,纪念他们源自苏格兰教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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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到处都有很多大石头建成的老房子,古色古香又多姿多彩。而我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些古老的教堂。在爱丁堡的圣盖尔斯大教堂,我被教堂建筑的宏伟崇高、美轮美奂震撼。在格拉斯哥,我参观了初建于12世纪的古老的圣芒戈天主教大教堂(St Mungo’s Cathedral)。在旅游小镇拉斯(Luss),也有一个古旧的老教堂。

此地华人教会的一位弟兄告诉我,虽然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最不缺的就是古旧的教堂,但教会世俗化的现象也随处可见。在我住处附近的一间很漂亮的教堂,已经被改造成餐馆加酒吧。虽然在有彩绘玻璃的建筑里吃饭喝酒可能别有风味,但我站在酒吧的门口,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这里的很多宏大的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也基本上是空空荡荡,即使有弥撒,也只有非常少的人在里面敬拜上帝。跟在欧洲很多其它地方一样,教堂主要的功能,变成旅游景点。

但今天住在这里的人们当然仍然需要福音,这里也仍然还有传讲福音的教会。我在格拉斯哥就看到两个当地信仰正统的新教教会。其中一个是我有一天在住处附近散步,偶然看到的一个“自由(Free)”教会——请不要“顾名思义”,苏格兰的“自由”教会并不是神学倾向自由派的教会,而恰恰是持守圣经真理的保守派教会,他们是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当几乎类似国教的“苏格兰教会”(the Church of Scotland)在信仰上越来越世俗化、神学上越来越偏向自由派时,从其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教会。在这里“自由”的意思是“持守真理的良心自由”,是“因真理,得自由”(参约翰福音8:32)和类似清教徒“不从国教”的对圣经真理的坚持。这个教会还有一个小小的书店,里面全是正统改革宗的书籍。

另一个这样的“自由”教会是“开尔文树林的创恩教会”(The Tron Church at Kelvingrove)。这个教会应该说是小有名气,因为著名改革宗神学家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曾在这里牧会。新教的教堂相对简朴,没有天主教的教堂那么堂皇和繁复,但在这里我更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去听了三场道,非常受益,感觉在神学正统、忠于圣经而又有时代切入点等方面都在我听过的讲道中是最好的之一。最让我欣慰的,是看到会中当中有不少年轻人和外国人,包括来自中国、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我相信他们能给教会带来新的活力。

在格拉斯哥,我还见到几位曾经多年在亚洲国家宣教的苏格兰宣教士。我在苏格兰听这里的基督徒们讲历史,也读到一些历史方面的资料,了解到过去苏格兰教会非常注重宣教,苏格兰在历史上曾经向全世界派出过很多宣教士,包括到中国和台湾的宣教士。下面略举几个为例: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就是苏格兰人。他在中国翻译圣经、创办杂志、建立书院。

李爱锐(Eric Liddell,1902-1945):奥运金牌得主,《烈火战车》(1981年)和《终极胜利》(2014年)两部电影的男主角。他为了礼拜天要到教会敬拜上帝而放弃奥运金牌的事迹,感动了全世界亿万的人。后来到河北宣教,搞教育、建体育场,最后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山东潍坊的乐道院集中营,在那里病逝。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第二位新教来华宣教士,后来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中文杂志书籍,送到海内外各地。

曹雅直(George Scott,1835-1889):内地会宣教士,温州教会的拓荒者。在温州建立的学校和医院后来在教案中被烧毁。曹雅直十几岁时因病被截肢,失去一条腿。戴德生曾经问他:“你只有一条腿,为什么还要坚持去中国?”他回答说:“因为很多有两条腿的不去”。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在烟台布道、办学、建医院,还去黑龙江、辽宁和朝鲜边境宣教,以学术研究、翻译工作和创建同文书会著称。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神学院,在厦门一带和台湾宣教,编写《厦(闽南话)英大辞典》,被称为“闽南使徒”。

胡进洁(George Hunter,1861-1946):在新疆宣教57年之久,中间只回去英国一次。

景雅各 (James Gilmour,1843-1891):在华北和蒙古宣教。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到台湾宣教,创建盲哑学校,著有多部台湾历史和教会史的书籍,也是格拉斯哥大学毕业。

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在台湾宣教和行医,以建立医院和“宁愿烧尽,不愿朽坏”的座右铭为人所知。马偕虽然来自加拿大,但他也是苏格兰人,父母都是移民到加拿大的苏格兰教会的基督徒。

上左 曹雅直;上右 马礼逊;下左 马偕;下右 米怜(图片来源网络)

【音频录制后补充两位宣教士: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在汕头和厦门等地宣教,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院;陶然士(Thomas Torrance,1871-1959),在成都等地宣教,研究羌族历史文化。】

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我们没听说过的苏格兰宣教士。他们当中大多可能都是默默无闻。今天苏格兰城市的大街上没有他们的塑像,他们为其献出青春甚至生命的中国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他们存留,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苏格兰的儿女。

(转载请注明“转自基甸聊天http://ocfuyin.org/category/jd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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