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达尔文》的启示

 

“在化石记录问题中,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是寒武纪大爆炸。大约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所必需的祖先痕迹。”

 

 

 

文/沙 予

 

 

 

一 是矛折还是盾穿

 

《审判达尔文》,单这书名,就已冒了天下之大不讳了。《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一书的作者詹腓力(Phillip E. Johnson)原是美国法律学教授。詹腓力教授以生物学“半通”的资格,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至少得冒双重的风险:一来他的著作势必受到全世界人多势大的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最严格和最挑剔的审查,任何一句不实之辞,任何一句外行话,都逃脱不了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讽刺;二来这位前美国最高法院华伦大法官的助手,其审案立场是否客观公正,其明辨是非之能力,其法学知识,不但要受到各国的同行,更要受到应战一方最苛刻的检验。

不过,不论是存有偏见或毫无偏见的读者,读罢此书,都会同意此书确能使人开卷得益,现已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说明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本书作者从各方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诘难,他所分析和引用的根据往往是既存的事实,指出了进化论所遇到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进化论的国家出版社能给予这样的评语,已很不容易了。

该书最可赞扬之处,是詹腓力并未凭藉其在法律界的赫赫声望,也不依恃他一己之无碍辩才,只处处让事实说话,把控、辩双方言论的出处都一一列出,以供读者查证。作者纯以“科学考验”这柄无坚不摧之矛,猛刺进化论这面被公认是牢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之盾,让读者看看,究竟是矛折还是盾穿?

詹腓力特别注意人们在辩论时的用词和逻辑。他认为“进化”一词,通常兼指微进化和广进化。物种因遗传改变,加上自然选择,可以演化为新种,此谓微进化。认为一切复杂动、植物都由同一单细胞的祖先,经过漫长岁月,渐渐进化而来,此谓广进化。两者涵义不同,不应混为一谈。微进化(Microevolution,并非广进化Macyoevolution)不但为许多支持创造论的科学家所认可,也得到一些宗教领袖的支持。他们认为创造与微进化并无矛盾,神可以从无创造为有,也可以以微进化作为创造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手段。

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说:“创造论者现在已经检点行为:他们现在辩称神只创造了一些‘基本种’,并且允许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有限的进化。所以小狮子狗和大丹狗都是从狗类来的,而且蛾可以变色,但大自然不能将狗变成猫,或将猴子变成人。”詹腓力认为:“古尔德说得对:所有人,包括创造论者,都同意有微进化,连科学创造论者也同意,不是因为他们‘检点了行为’,而是因为他的教义本来一直就相信神创造了‘基本种’或‘模式’,然后让这些种分化。创造论者最著名的微进化的例子,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从同一对祖先分化成为现今人类的各种各族。”

《审判达尔文》一书写得通俗易读,因控、辩双方,都不乏博学之士,他们针锋相对时,不单言词犀利,且妙语迭出,极能引人入胜。分子生物学家迈克尔.丹顿评论此书时说:“毫无疑问,《审判达尔文》是我阅览过最好的反思达尔文主义的书。作者詹腓力教授是法律学者中的佼佼者,他对支持和质疑的双方辩论逻辑的分析,精彩之至。”期刊《第一事物》编辑R.J.纽豪斯在介绍此书时说:“在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创造论的庞大文献之中,很难看到像詹腓力的《审判达尔文》这样平静、详尽、说服力强的著作,我极力推荐此书。”

《审判达尔文》一书,已由旧金山大学前生物系主任钱锟教授等四人译成中文,并于1999年3月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的专业知识保证了译文的准确,译者的文笔也堪称简练传神。由钱锟教授撰写的《中文简体版序》更是一篇言简意赅、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这篇短序很能打动希望广大视野、增广见闻的读者,并诱使他们去书店柜台付款把书买下。

 

 

二 物种到底变不变

 

达尔文(1809~1882)是一位极具创见和敢于立说的博物学家。他的《物种起源》问世不久,便获得欧美科学界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其进化理论更被视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在西方,生物学领域成了进化论的一统天下,公立学校和大学的生物课更是达尔文主义的一言堂。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和伦理学》)中文版的译者、清末著名学者严复也说:“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物者,大抵宗达氏。”大陆出版的新《辞海》则说:“于1859年出版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原始》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不仅说明了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并给宗教以一次沉重的打击。”

达尔文借乘英国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历时五载环球旅行之便,对动植物和地质作了大量考察。他根据考察而形成的进化学说,并写出《物种起源》一书。《物种起源》有三项重要的主张。首先,“物种并非永久不变”。意思是说,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的确有新的物种出现,而且这些生物是由一种自然的方法进化而来,称为“后代渐变”(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第二项主张认为,利用这进化过程的学说,可以推广解释地球上所有不同生物(或几乎所有生物)的来源。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是从极少数、甚至由一种微生物类的祖先而来。第三项主张,是最突出的一点,达尔文认为这庞大的进化过程是由一种自然界的选择或者叫“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动力所引导。而这动力在生物界的功效神奇、威力之大,其效果是以前人类认为只有创造者亲手引导才能达到。这原只是达尔文关于物种来由的一家之言,是一种有待实验证实的假设。

比达尔文早一个世纪的瑞典著名博物学家、生物分类学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被誉为生物学发展一大里程碑的《自然系统》一书的作者林耐(1707-1778),也曾于1732年至1738年,在欧洲一些国家作过五年多的实地考察,但他于《植物学哲学》中却说:“种的数目和全能者在开天辟地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生物类型和数目是同样多的。这些类型按照繁殖规律又产生其他的、但是永远跟自己相似的类型。”其结论是:物种不变。

另一位差不多跟达尔文同时代的法国博物学家,着有公认为“影响世界进程的一百部书”之一《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1823-1915),也认定大自然是上帝可靠的凭证。“他深信,与我们处在同一个地球表面共同呼吸的所有动物,都是在完成一项庄严而固有的使命。”(法国勒格罗《敬畏生命》)由于法布尔鲜明的“神创论”立场,他的书被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冷落,直到不久前才被几家出版社争相翻译出版。

这位昆虫学界的泰斗,因观察力敏锐、记述准确生动,而被达尔文称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达尔文在1880年1月致法布尔的信中说:“亲爱的先生,我非常感激您能想到赠送我一本您的大作《昆虫记》。从某种意义说,我对此是受之无愧的,因为我相信,在全欧洲,我是最敬慕您所从事的研究事业的。”

这位“描写昆虫世界的荷马”(雨果语),“掌握着田野无数小虫子语言的魔术大师”(罗曼.罗兰语);这位穷愁潦倒,为观察昆虫长期离群索居的生物学界奇才,却是坚定的创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者。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燕雀跟金丝雀、莺和金翅鸟,这些唱诗班的可爱孩子们,它们歌唱着、鸣叫着,连续不断地歌颂着那位在‘创世记’的第五天给予它们歌喉的上帝。”

法布尔从小昆虫身上,看到物种具有天赋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可以避免自己进化成异类。他那篇常常被人们提到的《戳一下变形记》,其矛头就是直指达尔文的著名论点:人是从猿猴逐渐变形而成的。正当进化论旗开得胜,赞声盈耳之时,达尔文的这位朋友,却以超前的眼光,甘被讥为落伍的魄力,敲响了进化论的第一声丧钟。

 

 

三 人工育种的例子

 

科学研究鼓励科学家做大胆的假设,更要人们对其假设小心地求证。一种新理论的提出,无可避免要受到当时和后来的科学实践的无情检验。达尔文时代,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尚未发明,分子生物学尚未大显身手,地质考察的覆盖面和深层发掘还非常有限。达尔文来不及根据最新科学研究的成果来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我们从《审判达尔文》一书中了解到,后来的达尔文主义者对待达尔文学说,却近乎一种盲目的狂热的崇拜。他们不是把进化论视作允许质疑的理论,而是把它看作无可置疑的事实(fact of evolution),和不可改易的金科玉律。

牛津大学动物学家、进化论的权威之一道金斯,更是指不肯相信进化论者为笨蛋或坏蛋。他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你遇到自称不信进化论的人,那人必定无知,愚蠢,或者是个疯子,也可能是个邪恶的人。”有的达尔文主义者断言,凡是不相信在缓慢的自然作用下,从无核细胞进化到人类的科学理论的人,都是科学精神的叛徒。诸如此类旨在搞臭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在内的创造论者的言行,除了表示说话人对达尔文主义感情深厚,誓死捍卫外,也隐隐透露出他们对达尔文能否颠扑而不破信心不足。

达尔文主义者向来视有神论者为眼中钉,非拔除不可。从《审判达尔文》一书中人们得知,在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只准许公立学校的学生领教进化论者一面之词,而不允许兼听创造论者的相反意见。代表美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科学院认为,科学创造论不能算科学。理由是:“它没有具备科学理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必须使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的现象。因‘科学创造论’主张:宇宙、地球、生物及人类都是用人类理性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故不科学。”

这正是《审判达尔文》全书的中心论点所强调的:“达尔文主义不是靠证据,而是靠自然主义哲学来取胜的。”詹腓力是第一个提出达尔文主义逻辑错误的人。其最主要的错误就是重新定义“科学”,而定义使达尔文主义取胜。能指出这一点是詹腓力最大的功绩。

把科学作为创造论的对立物,把科学这一好听的名称攫为己有,这是达尔文主义者克敌制胜的法宝。但科学实践却常常使他们的科学理论显得很不科学。过去人们常常用人工选择方法培育良种,使一些动物或植物改变其原来特征成为新种,以此作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的例证。但法国著名动物学家比埃尔.格拉斯却认为,人工育种的例子恰恰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有力证据。“虽然经过千年选种的压力,任何不合育种目标的个体都被消灭了,但是始终都没有新种出现。化验比较各种狗的血清、血红素、血蛋白和受精的可能性,都显示所有不同品种的狗,其实仍然属于同一个生物种。”詹腓力教授认为,“如果育种的目的只希望动物在野外自然环境下生存,极端的变异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所有家畜回到大自然后,复杂的变种很快就消失了,生还的都回复到原本的野种。由此可见天择过程其实是一种保守性的力量,只能防止极端变异的产生,而人工育种却在鼓励变异。”

《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也提到:“林恩.玛格丽斯(麻省大学著名生物学教授)认为历史最终会证明新达尔文主义是‘20世纪蔓延于盎格鲁撒克逊生物学宗教教派的一个小派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她当众请几位分子生物学家列举出经过不断变异而形成的新的物种的例子,结果,她的挑战无人应答。”

 

 

四 化石难题有何解

 

《审判达尔文》在第四章〈化石的难题〉中说:“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达尔文主义最大的敌人,并非神职人员而是化石专家。”“达尔文自己承认,根据他的理论推断,‘在现存的生物种及已经绝种的生物种之间必须有极大数目的过渡环节和中间型。’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地质学家应该可以不断发现中间环节的化石证据了。可惜事实恰恰相反。地质学家所发现的新种或一组的新种都是突然出现,而不是经过一系列的演化而形成。

“在化石记录问题中,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所必需的祖先痕迹。”

钱锟教授在为《审判达尔文》一书所作之序言中亦提及:“自从我国科学家侯先光先生在云南省澄江县发现,远在五亿三千万年之前的石层中有复杂动物之后,获中科院特级奖的陈均远教授等证实:当时有一个‘动物大爆炸’的现象。因为,动物界中所有不同体形构造,属于‘门’一级的动物,同时、一次性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出现,完全没有渐进的痕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新的‘门’出现。传统的进化论受到挑战(见1995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审判达尔文》第十一章讲到,1981年,英国自然史博物馆为了纪念建馆一百周年,对达尔文的理论作新的陈列展览。但就在关于该展览的告示牌的边上,还有一张海报:“另一见解便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物,完美而不改变。”博物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更肯定地说:“自然选择的进化观念,严格地说,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理论只由逻辑推论而来,并没有实验证明。

这次展览引起了一些知名科学家的激烈反应。《自然》周刊在一篇社会中责问:“本该视为近乎达尔文城堡的博物馆,主持的人是否失去了勇气,更不用说失去了良知了?”但这篇社论的标题却是:“达尔文死在南肯辛顿”(该馆座落于南肯辛顿区)。这无疑是一个使达尔文故乡的达尔文主义者感到沮丧的标题,因为它似乎在预告进化论日暮途穷。

 

 

五 百家争鸣惊迷梦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评价甚高,认为进化论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科学根据。尔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便都把达尔文主义视作跟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同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任何一种理论,一旦被奉为圭臬,都不免沾上霸气,变成人人都得接受而不许质疑的一种信念。二十多年前,凡发号施令者自以为是的主张,别人只许唯命是从,而不许稍持异议。唱反调者总是被打成反面教员,落得被口诛笔伐或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下场。但每一次这样做的结果,也总是民受其殃国受其祸。

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引发了人口大爆炸。大跃进“除四害”,发动全民灭雀,待到农作物虫害激增,才赶忙替麻雀平反昭雪,予以保护。“杀了大半,救其孑遗”,真可谓劳民伤财了。

过去北京年年要搞几次全民大扫除,除了足球场和几处供观赏的草坪外,公园广场,宅旁路边,一律寸草不留。春天刮风,飞沙走石,昏天暗地,跟今日到处栽花插草,碧绿怡人,恰成尖锐对照。

像这样不忍重提的伤心事,多不胜举。所造成的损失更无可估量。

一个号称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偏偏忘记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早就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中国不乏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照理,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制止这类违反自然规律,违反经济规律的行径。但政治第一,科学服务于政治的国策,使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今天在沉痛反思之后,提出“科教兴国”,可谓对症下药了。

像《审判达尔文》这类书,终于能够在大陆公开发行,这并非官方一时之疏忽所致,而是基于“科教兴国”之必须。

我们热衷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政治家,也终于认识到,科学如不允许各抒已见,各执己见,不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就不成其为科学。若生物学者只看《物种起源》,而不看《审判达尔文》这种旨在质疑达尔文主义,却又能摆事实讲道理的著作,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知半解。

“寒武纪大爆炸”、“动物大爆炸”,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并在生物学界、哲学界产生了震撼性效应。对我们这些头脑被长期冲刷、陶冶,从而被改造成花岗岩般僵硬的人,需要的正是这种大爆炸,大震撼。

 

作者来自大陆,现居澳大利亚雪梨市。

 

本文承蒙黄彼得牧师推荐,钱锟教授与唐理明医师审阅,并提供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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