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级科学家”的痛苦

 

 

 

文/陆明

 

 

 

我是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城市长大的。从小就是学习上的尖子。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当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碰到了停课闹革命,参加了“红小兵战斗兵团”,目睹了校长被关进“牛棚”,班上的老师被抄家、游街,后来自杀身亡。接踵而来的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武斗、政治运动,使我从文革开始时激动的心情转为了对社会的强烈反感。就在那段时间,有机会阅读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对他们非常崇拜。认为科学才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树立起献身科学的理想。

接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埋头苦干。希望被推举上大学,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农村,我第一次碰到了基督徒。我们队里有一位农民,他一家人脖子上都挂了十字架。他很乐意助人,给了我一些新鲜的感觉。

上了大学以后,认为自己的时间已被文革、下乡耽误了。为实现理想拚命读书,经常熬夜,放假也不回家,将刻苦学习的成绩当作自己骄傲的资本。

工作后,第二次接触到了基督徒。他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做我们的英文老师。他太太给我说过不少圣经的故事和她自己的见证。神保守她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战胜过癌症。神使她有勇气,将文革中打得遍体鳞伤的丈夫救过来。她说世界上的坏人就像稻田里长的稗草,总是又高又壮,但神迟早要拔掉他们。这时我对基督教有了好感。

理想又将我带到了美国。一到就有不少基督徒和我做朋友,带我到教堂,给我送来家里的必需用品。我被他们的好心感动了,不久就受了洗,并热心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不对劲。教会的活动和文革时期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多么相似啊!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天天读……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从香港、台湾来的华人对大陆来的人的蔑视,使我很反感。我觉得还是回到科学研究那片纯洁的土壤中去吧。从此再也不去教会,还同后来的留学生谈到自己“受骗”的经历。

美国实验室的研究条件很优越,使我沉浸在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幸福努力之中。科学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发表,工作也越来越加码。忘记了家庭,忘记了朋友。甚至离开太太和女儿,只身到东部更好的实验室工作。太太说我是一个不懂得爱的丈夫,女儿好像也不认识我。

在美国不同实验室做久了,看到越来越多的黑暗面。人的罪性在科学研究上也原形毕露。个别老板为了得到科学基金,不惜伪造数据,偷窃别人的主意,扣压别人的好文章。同实验室的人也是想方设法抢能出结果的课题。中国学生被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我决心要自己当老板,挣钱还要多。通过努力,总算在一家大药厂找到一个“高级科学家”的职位。

这时候,收入比过去高了几倍。西装革履,指手划脚,外表上好像已经在美国“拚”出来了。同学们也羡慕。但是那段时间是我来到美国后最痛苦的日子。多年的钻研,使我对处理公司的人事关系一窍不通。特别是我对丢下的家庭,心中有强烈的负罪感。我经常觉得我的实验员很幸福,工作完了就回家,周末和家人一齐出去玩。

心情越来越坏,科学的理想像肥皂泡似地破灭。看到的都是社会的负面,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用这种心态,做什么都会失败。夜深人静,人疲倦到了极点也睡不着,想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救不了我。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这时我记起了圣经的话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 6)。睡不着时,就反覆呼唤“耶稣救我”。接连好几天,我下决心辞去工作,回到我过去的教会,重建我的信仰。因为我心中很清楚,如果我没有信仰,只会不断沉沦,被罪恶压垮。

《马可福音》中描写了一个瘫子,要朋友把他抬到耶稣讲道的屋顶上,打洞放下去,找耶稣治病。我当时就是这个心情。多少年没去教会,教会的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热情。我心中的骄傲被现实击得粉碎,这时圣灵才得以进入我心。虽然这个改造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耶稣给了我新的理想,新的生命。我学会了怎样爱家人,怎样关心弟兄姐妹。我和神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在每一个新的日子里都感谢主。回想过去的日子,我虽然抛弃主,可是他没有抛弃我。藉着他的恩典,我现在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自己喜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耶稣给我真正平安,那才是无价之宝。

 

作者来自中国南部,现于美国马里兰州工作。

发表回复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