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死者记住我们

文/王怡 敬畏感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馀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著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这是人类罪愆的报应?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麽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摇晃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九万名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麽,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果5.12之後,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需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後,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那麽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後,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後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 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划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麽强大,多麽发达,多麽骄傲,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就像20世纪著名的教士卢云说的∶“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原罪感 90年前,一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去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 根据羌族的口传历史,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中的《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著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所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於救灾抗震的报导里,已经可以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方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著“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著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使命感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後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游标,就亲率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和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向著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徵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著营利的、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它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著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上帝啊,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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