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村鉴三的大不敬
主持 | 基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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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到在日本的一位朋友发在朋友圈的“石之教堂”的照片。这个位于长野县的教堂是用石头建造的“有机建筑”，屋顶大量的玻璃让阳光可以透射进来，堂中有溪水潺潺流过，人文与自然浑然融合。这个教堂又被称为“内村鉴三纪念堂”。内村鉴三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人文思想家、教育家。他最著名的事迹是1891年的“大不敬事件”。
19世纪下半叶，军国主义在日本兴起，全面欧化的呼声衰落，以天皇制为终极推崇对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被日本人普遍接受和推崇。
1891年1月9日，日本教育当局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举行了《教育敕语》的奉读仪式——《敕语》就是天皇的“最高指示”，内容是鼓吹日本“国体之精华”，教导学生忠君爱国、遵纪守法、健身强体，等等。当时这个《敕语》真地是被日本人供起来敬奉的，所以在“一高”的奉读之前师生都要向它敬礼，借此表示对天皇的祭拜。
但基督徒教授内村鉴三声称基督徒只敬拜上帝，不能拜受造之物，所以当众拒绝向《敕语》行礼。这几乎是圣经里但以理的3个朋友的故事（参见《但以理书》第3章）在日本近代历史中的翻版。内村后来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 “我是第3个必须上台行敬礼的，所以几乎没有思想斗争的时间，只是因着基督徒的良心，踏上这条无可非议的路。在列席的60名教授以及一千多学生的注视下，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行敬礼。在那个可怕的瞬间，我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首先是几名凶暴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头，后来连教授们也加入。他们说我对国家元首非礼，玷污了学校的神圣，像我那样的恶棍、卖国贼如果继续呆在学校里，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带坏。”
内村鉴三（日文内村鑑三，英文Uchimura Kanzo，1861-1930年）是明治及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基督徒和宣教士，被誉为“东方的先知”。内村出生于江户的一个武士家庭，从小接受武士精神的训练。但他年纪很小时就开始显示出优秀的语文能力，英语学得非常好，他也愿意不局限于日本文化的束缚，多向西方学习。
1877年，内村进入札幌农学校（北海道大学前身）学习，这是日本一间以英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是由一位来自美国的外教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创建的。
克拉克是一名基督教宣教士，他办学校就是为了以基督信仰的精神感染、影响日本学生，同时也向他们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所学校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日本近代的文化名人，尽管成为委身的基督徒的可能很少。克拉克要求所有学生都签署一个“信奉耶稣的公约”，许诺认真学习圣经，并用最大的努力把基督信仰履行在生活中。内村在一年级时就受到感动签了公约。
1878年，在他16岁那年，内村接受了基督教卫理宗的洗礼。
1884年，内村带着追求真理的心到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初期结识的两个好友是一对贵格会的基督徒夫妇，他因此受到贵格会教义的影响而认同基督教和平主义。1885年内村就读于克拉克的母校安默斯特（Amherst）学院。内村读书刻苦，成绩优异，校长鼓励他进入哈特福德（Hartford）神学院就读，但他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对神学院的教育失望了，没有读完。
1888年，内村回到日本，在大学担任教职。之后开始写作，1900年创办《圣经研究》杂志，提倡基于基督福音批判社会、践行基督教信念却不依赖任何机构或神职人员的“无教会主义”。由于内村不满建制教会的一些做法，他和一帮朋友在札幌建立了一间不从属宗派、也没有牧师的独立教会。由于他的宗教信仰不符合教育当局的理念，他又转向为《万朝报》写稿，成为一名专栏作家。他还曾经抗议日本政府对第一次工业污染案件“足尾矿毒事件”的处理。
由于内村对军国主义的深刻批判，他被同时代的日本人视为“日奸”、卖国贼 ，甚至被迫从报社辞职。其实在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内村也曾天真地认为那是走向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满清的“正义之战”。但当他看清日军在战场的残酷暴行和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以后，他开始基于基督教和平主义主张反战的立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甚至在巨大的舆论和生活压力下，仍然不改初衷，坚持反战的和平主义理念。
“我是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
1930年，内村鉴三在日本人的“全民谴责”中孤苦地走完了一生。但历史最终还了他一个公道。在今天，内村被视为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在日本，他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以为纪念，“石之教堂”成为他的纪念堂；他的和平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日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日本人抵制极右翼势力的精神资源。而这一切跟基督信仰对内村的生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内村曾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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