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偏在今天人类更有能力、社会更多发展时，美丽却越来越脆弱？
文／小约翰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早就提出，艺术关注的不是“美”，而是“真”。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说：“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真理的创作性保藏。”
所以，艺术境界其实非关才华、修辞，而是一次“存在的敞开”和“真理的生发”事件。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对真理、对存在有遮蔽，而创作就是揭开这种遮蔽，进入存在领域和真理领域，通过艺术的真实，看到日常生活的沉沦。
不管小说还是电影，其艺术境界之高低，在其去蔽与存在的澄明程度。本文即尝试从去蔽与澄明，来看陆川（中国大陆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
只有缴械倒地
这部电影试图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遮蔽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从“存在者”状态进入“存在”（海德格尔语）状态。肯于思索的观众，甚至可因此从现实层次进入一种信仰层次。而这是通过可可西里高原上展开的一场生命之旅来实现。
表面上看，巡山队长日泰、北京记者尕玉，连同巡山队员们，是在追捕猎杀藏羚羊的盗猎分子，电影的情节主线也是围绕着这一事件展开。但电影从始至终，没有出现巡山队员和盗猎分子开枪对峙的场面。最后，巡山队员在风雪中走散了，日泰和尕玉莫名其妙被盗猎分子包围，日泰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缴械、被打死。
英雄的队长居然就如此窝囊地死去。尕玉也仅因不是日泰一伙，才幸免于难，而他也要根据盗猎分子马占林的提示，跟着盗猎分子脚印才能走出迷途。巡山队员刘栋，更是无声无息地被流沙埋葬。
从开始到结束，巡山队员们抓捕盗猎分子的目标都没有实现。盗猎分子在茫茫风沙中扬长而去。所以，这实质上已不仅仅是一场保护藏羚羊、打击盗猎分子的追捕之旅，唤醒的也不仅仅是人的环保意识。《可可西里》实质上是在展示一次生命之旅，人的生命旅程就是这样：起先是豪迈的出发，接着是遭遇挫折抑或取得小小胜利，几度悲欢离合，也许弹尽粮绝，毕竟还朝目标进发，但结局总是忽然而来的死亡。死亡才是最终的得胜者，在死亡面前没有英雄，只有凡人，没有什么例外，只有缴械倒地。
影片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对死亡场景的拍摄。电影开始就是藏羚羊和一名巡山队员的死亡。接着，大批藏羚羊之死，巡山队员遭遇冷枪。河边盗猎者中，年仅20岁的小伙子死了。失去汽车，徒步求生的老头子马占林那一伙中，接二连三有人死亡。巡山队员刘栋之死，最后是日泰之死。
影片开始有葬礼仪式，中间有藏羚羊之葬礼，最后在日泰的葬礼仪式中结束。而所有这些死亡场景，共同特点就是，死前一点都不悲壮，所有附着在死亡上的意义都被剥离。于是，死亡从日常生活被遮掩的状态，凸现了出来，从荧幕上重新走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被迫和它面对面。
生存需要无耻
本来，这个影片的剧本，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警匪片，最后是要发生激烈枪战的。而导演陆川在可可西里体验生活时，被那块原始质朴的土地深深吸引，决定把一种更为原始的真相拍摄出来。所以，他没有制造巡山队长日泰英勇、壮烈牺牲的场面，而是直接为我们呈现了生命的苍凉和死亡的狞笑。
“可可西里”为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长江北源楚玛尔河，即发源于可可西里腹地。可可西里在青藏高原，乃长江流域降水最少的区域，也是典型高山寒漠带，植被稀缺、气候恶劣、缺水缺草，有广袤的无人区。影片中，美丽星空下，巡山队员引用一个地质学家的话告诉尕玉：这里踏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第一个脚印。
正因为到了这样的原始地区，才褪去了文明的矫饰和城市的喧嚣，回到和大自然、和死亡搏斗的第一现场，让人赤裸裸站在大地上反省生命的意义，反省可否在毁灭一切的死亡到来之前，能留下些不被毁灭的东西？
这也许正是西方文化中，一向强调的向死而生的信仰精神。终于，在中国电影中也难能可贵地看到了。或者，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人类应有的一种深沉反思，不只属于西方。人们去看电影并不总是为了娱乐，也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情怀（Katharsis，也译为“净化”，或“陶冶”、“疏泄”）。
一般说来拍摄这样的影片，很容易把正义和邪恶完全分开，把巡山队员和盗猎分子的斗争，拍成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但《可可西里》却超越了这种简单的划分，即写出了正义、美丽这方面的脆弱，也写出了无耻、丑陋这方面的强大，还写出了阳光下的阴影和阴影中的光亮。
早在1929年，美国作家福克纳，就在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宣告，美丽者脆弱与无耻者生存，将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生存特征。小说中，福克纳安排了兄弟昆丁和杰生，分别代表脆弱的美丽和生存的无耻。昆丁对美丽丧失殆尽后的现实极度失望，于是投河自杀。而出自同一世家望族的杰生，却抛弃无用的高贵，甘愿变成市侩，顽强地生存下来，还洋洋得意到处推销市侩哲学。
美丽日益脆弱
《可可西里》最后，盗猎队老板肆意嘲弄日泰，打哈哈说：不打羊，难道跟你日泰去作巡山队员么？盗猎队的其他人，一起大笑起来。日泰挥拳打老板，迅即被人开枪打中。老板又补了两枪。日泰就这样死了。盗猎分子从容撤退，大风卷起地上尘土正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场景意味深长，这场风沙不也正是可可西里因被“淘金”而迅速沙化的明证么？藏羚羊迅速减少，可可西里快速沙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也迅疾恶化，无耻者却逍遥自在生存着，全然不觉，似乎连死亡都因着他们有“特权”而暂时无能为力。
为什么偏偏在今天人类更有能力、社会更多发展时，美丽却越来越脆弱？是不是因戕害美丽的力量，也在疯狂成长并超速膨胀？
影片中，巡山队员们追击盗猎分子，实际上却处处被动，处处受制，面对冷枪、暗袭、包围竟至无能为力。而盗猎分子却人多、枪精、粮足，猎杀藏羚羊心狠手辣，杀人更是残酷无情。这种残酷举动背后，正是无所不为的猖狂气焰。
盗猎分子正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某种生存哲学。这种哲学把一切都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一切美丽、庄严和神圣的东西都加以唾弃，只要能赚到钱，哪怕杀人也在所不惜。杀几百只、几千只藏羚羊又算什么？铁蹄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换算成金钱，一切都成为符号和工具。
这是一个冰冷的工具王国，任何超越功利的信仰都无从理解，都遭到阉割和放逐。那成群的藏羚羊，在老头子马占林看来，只不过是每剥皮一只就可以得到的五块钱人民币而已！
现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不只在可可西里上演，也每日、每夜、每时、每刻在国人的内心上演。面对金钱的异化，没有对神圣、对生命、对尊严、对价值的敬畏和信仰，又怎能有一份有所不为的勇气？
艰难伦理抉择
当然，影片没把这一问题简单化。马占林之所以为盗猎队老板服务，只因他确实活不下去了。他过去放牧，现在已无牛羊可放，你让他怎么活？而保护藏羚羊的巡山队员们，竟也要靠私下卖藏羚羊皮才能生存。不管是谁，是哪一方，都处在艰难的生存状况中，面对艰难的生存，在伤痕中做出伦理抉择。
为什么藏羚羊明明可以换钱，可就是不能大量猎杀呢？它们灭绝了也就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定不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所能回答的了。就像那个在电影中没有出现的地质学家，他为何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高原探险、考察和研究呢？他的探险、考察和研究，难道只是为了石油和金矿？
不，人类不正是因为有这种敬畏精神和探索意志，有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高尚，才焕发出光辉吗？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汉朝为之一变，概因刘邦这样无所不为的流氓，代替项羽这样有所不为的贵族掌权。于是中国高贵、壮烈、慷慨的先秦气势，就每况愈下，投机、苟且、圆滑的生存哲学，愈演愈烈。
今日，这份投机、苟且、圆滑，和西方现代化的工具理性联姻，在中西“合璧”的畸形现代化狂潮中，吞噬一切。然而，印度诗哲泰戈尔说：“他把他的刀剑当作他的上帝，当他的刀剑胜利的时候，他自己却失败了。”（《飞鸟集》）在一个没有了美丽和高贵的世界上，生和死还有什么区别哪？
通过《可可西里》，人们开始关注那日常生活中正逐渐被毁灭的美丽；目睹了功利原则与信仰原则的斗争，有识之士开始呼唤信仰原则重建的可贵。
在刺激感官的娱乐片、商业片满天飞的今天，对存在去蔽澄明的《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中的上乘之作。虽然其去蔽澄明略显单薄，对人物精神境界的揭示也可以更加深入，但毕竟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作者现在中国某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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